误读与解读

——重读《狂人日记》

此次重读的缘起是西南师范大学老师陈建新的文章《一个世纪误读的背后》。这篇文章引起了我一位师长的强烈不满，并著文予以反驳。

陈建新在文章中指出“《狂人日记》原初的核心动机是表现‘人吃人’，是揭露存在于中国的食人蛮性，反省每个个体和全民族的罪恶，而不是单纯批判封建礼教‘吃人’”。其文想表达的主题是，在一个世纪的“误读”背后，是现在仍存在于国民意识里的不敢或不愿正视传统文化深处的罪恶的真相。而在我那位师长看来，陈对《狂人日记》的所谓解读不过是标新立异，存在着主次颠倒、本末倒置的问题。小说中对“吃人”的具体描写纯粹是一种象征，是为揭露批判封建礼教服务的，是“表”不是“质”。

确实，从36岁踏入文坛开始，鲁迅的作品象征意义就极强。随着对国民性批判的深入，象征意义愈发强烈，并在《野草》中达到高峰。

对经典的解读每个真正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理解。而鲁迅对文字的苛刻要求，使其短短几千字的文本中蕴涵了太多的思想，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思考空间。陈建新文章主题并无不妥，但解读确实存在着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的问题，从而让人有一种片面偏执的感觉。

在崇尚多元文化的当今社会，对鲁迅的评价也从单纯的旗手、主将、三家（革命家、战斗家、文学家）趋向于对其悲愤、倔强、孤独内心世界的挖掘，有歌颂也有批判。但不管评论者站在什么立场，都对鲁迅人格和文字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在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称得上启蒙的人只有严复和鲁迅（徐麟《首在立人》）。这也是学者们达成的共识，包括现在对国民性批判抱否定态度的摩罗。因此，鲁迅在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是站在一个启蒙者和自审者的高度的，不仅有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还有“救救孩子”这样“立人”的意图。

什么是启蒙？康德给出这样的定义：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人们称“五四”运动为启蒙运动，就是因为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已经把国民自由思想的神经禁锢、摧残的甚至不能称为“不成熟状态”，而应该称之为“麻木不仁”状态。仅仅“揭露存在于中国的食人蛮性”，是不足以启蒙者这样的称号的。因此，从其踏入文坛的那一天起，鲁迅就不遗余力地对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源——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否定，包括《狂人日记》、《药》、《祥林嫂》、《阿q正传》等等作品。

而自审是一个自思自检自批自悔自改的过程，目的是善待自己，医治创伤，从而洗心革面。陈文提出“《狂人日记》中表现的‘罪感意识’，从本质上说，是作为曾经的吃人者自我忏悔的意识。”如果仅仅把鲁迅放在一个“自悔”这的角度看，而无视其以承难为己任的态度，无疑是对他的一种误读甚至是一种亵渎。换句话说，如果鲁迅自己仅仅站在自悔的立场，他充其量不过是个郁达夫，而不可能成为鲁迅。

在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陈建新在其文中说：“中国民间的常谈，吃什么补什么，吃人自然可以补人。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道教根柢’。”这不仅存在逻辑上的错误，而且存在着认识上的错误。道教真正崇尚的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儒家强调“修道之谓教”，勉励人“知其不可为而为”。而为什么鲁迅会做出“根柢全在道教”的论断，正说明了封建礼教扼杀了人正常的对自由对生活的追求，只能“安之若命”。

陈文提出“仔细研究传统的仁义道德逻辑，不难发现，它并不主张不许吃人，相反倡导合理合法的吃人。”这里存在着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传统的仁义道德逻辑”并不等同于“传统的礼教逻辑”。传统的仁义道德逻辑中存在着很多优良品质，如仁爱、温厚、诚信等等，直到今天对我们的道德观念仍有积极影响。而陈文中指出的倡导现象恰恰是传统的礼教逻辑造成的，而非仁义道德逻辑。

当今很多鲁迅研究者认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持的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从鲁迅的许多文本中确实可以看出这样的倾向。但必须考虑到，鲁迅的这种态度正是当时的恶劣社会环境造成的，只有用这样的决绝才能完全倾泄出他“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悲愤。然而，鲁迅仍然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传统文化造就的国民淳朴善良这些优良品质的赞赏，如在《少年闰土》和《阿长与山海经》中；也对一些传统文学持肯定态度并接受他们的影响，如唐诗和唐末的小品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