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就目前来说，我们文学评论界对鲁迅的作品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思维中。我们说到啊q，就会想到他的精神胜利法。谈到精神胜利法，我们就会想到民族劣根性，这精神胜利法似乎成为民族劣根性的代名词。我们谈到孔乙己，就会想到他的自命清高，想到科举制度，我们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认为他是一个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然而我们却很少从作品的另一个方面、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些东西。的确，阿q的身上集中的展示了精神胜利法。但是作为一个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值得让人同情的，我们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应该有新的认识、新的定位。

阿q的生活经历，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他的特征独特的性格，造就了阿q精神胜利法。我们从文中不难发现，阿q所遭受的痛苦是巨大的，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他没有妻室，自然难免要幻想女人，幻想女人，就难免要对邹七嫂动手动脚。阿q期望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社会不容许，现实条件不容许。他处处受气，处处遭人白眼，他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一切，他只能通过欺负比他更弱小的人来发泄他对社会社会的愤怒。当他失败后，只能通过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我们读作品，觉得阿q　滑稽可笑，其实在这滑稽可笑之中，包含着许多心酸的泪。可以这么说，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心灵抚慰剂。除了这，别无他法。阿q所以要革命，就是想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受欺侮的状况。虽然他对革命的认识是错误的，他是从他自己的需要来设计革命，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革命要求，也才见出阿q的农民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作者通过阿q并不是要展示我们国民的劣根性，精神胜利法也不是作品主要揭示的问题，而是通过它的精神胜利法，更多的揭示阿q的的悲剧人生。悲剧性是作品的主旨所在，是作品的原始意义。

鲁迅有很深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是我们理解作品的一把钥匙。过去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把作品与革命联系起来，与时代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却很少联系作家心理特点，造成对作品理解的单一性。的确，阿q有着革命的要求，这种革命性是自发自觉地，从他的身上我们也能感受到蕴藏在农民身上的那种强烈的革命愿望。从阿q的身上我们也能感受到辛亥革命存在的缺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唤醒像阿q这样的民众来参加革命。但是，对阿q来说，革命其实是与精神胜利法一样，是阿q获得自我精神满足的一种方法。没有革命，阿q恐怕一直要精神胜利下去。鲁迅就多次说过，尚不革命，我的阿q也不革命，既然革命了，我的阿q自然也要革命。

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过去是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我们国民的劣根性。劣根性就像麻醉品一样毒害着中国人民，也是中国人盲目的自信乐观。我想在这里鲁迅并没有要讥笑阿q的意思。相反，他对阿q抱着极大的同情。要是阿q没有的精神胜利法，我不知道阿q的生活将是怎样的悲惨，特别是他的心灵上该是怎样的痛苦。我们可以拿祥林嫂来做对比。祥林嫂的悲剧和阿q的悲剧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祥林嫂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走着人生的路，最后因为找不到一点寄托来获得心灵上的解脱而自杀。而阿q呢，他是尽量通过外部世界来获得一点解脱，首先是欺侮那些比他弱的，最后因为看到革命是那么的风光，那么的让人爽快，革命能使他压抑了长久的心中的郁闷释放出来，所以，他稀里糊涂的就革上了命，最后，因为这而革掉了自己的命。这就是阿q的悲剧！我们还可以来看看鲁迅的另一部作品《孔乙己》。我们说孔乙己好吃懒做，是一个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人。尽管他的地位很低，生活很窘迫，但是他一样的自命清高，一样的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可以说他是一个被人拿来作为笑料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最后生死不明，落得可悲的下场。其实孔乙己也是精神胜利法者，不过是以自命清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作者的高明之处不是写出了精神胜利法，而是为我们写出了生活在下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状况。作品的深刻之处通过阿q这样一个人的悲剧性的命运的揭示，使人们对现实生活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唤醒人们来关注他们的命运。鲁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他的深刻来自于他的冷峻。他对社会人生不是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他总是从一个真实的层面上来展示他作品的人物的生活经历，在日常的生活层面上来展示他们的命运的变化与发展。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才能对作品做出正确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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