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农历的编排，春节应该是一年的第一天。中国人最推崇第一，做任何事都想着第一，贪图第一，于是第一就被无穷地放大了。很多事难以决定时，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抓阄，这是把命运交给上帝；二是比，谁第一，谁就怎样，这是把命运交给自己；这本无可厚非，但是第一也有太多的运气成分，比如商鞅树的那块木头，赏金五十只会给第一个扛木头的人，水帘洞前，第一个进洞的猴子就是大王，于是成就了孙猴子的世世英名，以前做山寨首领，黑帮老大的人很多就是这么来的，有没有这么做成皇帝的没有具体地考证过，但绝对难说，虽然正统的教材把那些皇帝老子吹的雄才大略，多么了不起，那是骨子里就希望当头子的就应该是多么了不起，用自己的想法去套历史是咱们这些专家学者最爱玩的把戏，没准距离真实尚有十万八千里，不过没事，都糊弄了几千年，在糊弄个三五几百年无碍，在说，现在当真有几个人关心历史上的那些陈芝麻烂骨谷子，人家忙着挣钱呢！

最简单的例子，人们口口声声说，历史发展有着固定的轨迹，先进的要战胜落后的，好了，真让成吉思汗和多尔衮的铁蹄横扫中原时又会说，虽然政治上输给了这些蛮夷之帮，但是，文化上反过来取代他们，累不累呀？五代十国时情况差不多，康熙爷了不起，乾隆爷忒有材那是因为他们虚心学习汉族文化的结果，尤其是乾隆爷和浙江那位陈老爷子一点关系没有，在民间编得有鼻子有眼，说是他的儿子，孰不知陈元龙比弘历大将近八十岁，再说你做皇帝，你会把自己的闺女换成别家的儿子，再把皇帝让他当？再说，康熙爷在斗鳌拜时假如失手了历史还会这样吗？大清朝当真一开始就挡不住那么几千英国鬼子，李鸿章手里的世界第八舰队就那么不堪一击，情况完全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去发展，而一旦这样，结果会完全两样，不过咱们的学者肯定会自圆其说，比如，康熙死了还会出现一个皇帝，英国人早迟会打进来的，清朝末年的腐朽注定了要割地赔款，只不过是早迟的事罢了，就像那个傻子说的：人最后都是要死的——真理。

所以，我们不能过分推崇所谓必然的因素，也要考虑偶然的因素，我不是搞哲学的，听着就拗口，说白了，很多事情都有机遇的充成分，比如正月初一，就是春节，其它那天都不行，后来跟人家屁股后面找的那些日子身价就是抬不上去，什么2月14日，12月25日，搁在中国就是不伦不类，反过来，清明、端午、中秋这些日子到成了法定节假日，太对的一件事，唯一缺憾是元宵节不在其内，但是早晚一定会进入到法定假日的行列，我坚信。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把春节叫做过年，包括三十的下午和初一、初二以及初三的上午，总共三整天，为什么叫过年，据说和动物有关，也算是一种图腾文化吧，都是优美的传说，不必当真，反正年的概念应该和中国历史是结伴而来的。很小的时候过年是最愉快的事情，原因也说不准，成人的做法总是喜欢作理论上的分析，比如说过年时小孩快乐是因为穿新衣新鞋，有一点压岁钱，犯一点小错误，大人是不会打的，吃的也不错，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自己的回忆来看，不完全对，记忆中，从记事起，到了寒假开始，心里就有莫名的兴奋，在期盼中等候，到了二十八九的时候，村子里的录音机的声音响了许多，放着各式各样的庐剧（小刀戏，本地最受老百姓推崇的戏曲），村口走进三三两两抬着年货的家庭，也有抬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然是让人羡慕的家庭，然后就有背着大包小包外出务工的姑娘小伙，兜里揣着外地的好烟，见人就散，收获着别人的赞许和吹捧，村里做饭的烟囱里的烟雾伸的老高，在四周白雪的映衬下纯净，美丽。和我相仿年龄的孩子从东头走到西头，大爷三舅地喊两声也能混到几个水果糖之类。门口还有一老一小挨家挨户地贴着财神铺菩萨，一张五分钱。我们村就有一个小孩每年和他的家人到外地贴这玩意的，于是在同年人面前，他是最富有的人。家里母亲反反复复的洗呀，擦没个尽头，连石头门槛都洗的照见人，门上的旧对联被撤下，在用水洗净，准备贴新的对联，二十九的晚上，就要准备着过年的菜，三天年里是不能烧锅做菜的，更不能动刀与剪子的，同样的道理，三十的早上，母亲的任务主要是洗衣服和做饭，鱼是必备的，而且要几条，其中有一条是在正月十五之前万万不能吃的，要余着，年年有余，其它的可以吃。父亲的任务是劈好一推柴，整齐地堆放，然后带着我上一下祖坟，告慰逝去的先人，说今年还不错之类的话，烧一点纸钱，冥币的印刷都很大方，动辄上亿，也不知下面会不会通货膨胀，反正下面的日子比上面的好过。上坟完毕，开始贴年画和对联，一般的堂屋的正上方叫做中堂，一副卷轴加上两旁的对联，很大气，许多人家贴老寿星，我爸断然不许，家中没有老人是不能贴的，也不许贴福字，年纪不大是不能把福字倒过来贴的，大门也是他贴的，其余的我就可以贴了。大约十来岁的时候我家的对联就是我自己写的，后来半个村子都是我写的，成为一种负担，现在我连自己家的对联都是买的，并不是字的问题，字肯定是越写越好，只是没那个情趣。贴年画时我还有一个乐趣，许多年画是我自己买的，或者说买年画时自己能够做一些主，我特别喜欢以往的那些将军的图片，比如岳飞、杨家将、梁山好汉等等，都是骑白马，亮银枪，批红色外罩的帅哥猛男，估计与当时刘兰芳的评书有关。把这些年画往家里一贴，心里美滋滋的。后来还喜欢画，我大约五秒钟就能画一个粗糙的战马和一个蹩脚的将军，以致于在上课时画马被老师发现，还挨了一顿批评。

准备就绪之后，开始洗脸洗头，换套新衣服，把所有的菜放在桌子上，家里烧一点香，香气扑鼻，然后放鞭炮，门口有几个台阶，将大的鞭炮放在台阶上，还有一颗杏树，将小鞭炮挂在树上，我父亲喜欢放鞭炮，而且总喜欢买大的，我是不敢的，捂着耳朵，却又不忍离开，等到所有的大鞭炮放完了，找一两个没有放完的一两个小鞭炮，炸一下，经常是没有点着，就跑的老远。吃饭的时候，自己和姐姐都有属于自己的位子，还正儿八经地倒一点葡萄酒，边喝酒边吃菜，还记得小时候不太干净，母亲总是在我的脖子上系一个手巾，以免吃东西时饭菜掉到新衣服上，现在我妻子常有这种举动，一下就把时间拉到以前，也是很好玩的事情。父亲总是坐在堂屋的正上方，我是最下方，吃饱喝足之后，如果不想吃了，是不能讲不吃的，而应该讲吃饱了。吃饱之后，到外面转转，兜里装一些瓜子和水果糖之类，吃着瓜子看看这家瞅瞅那家，念念对联，也能发现一些新奇的玩意，农村的对联不是非常规范的，尤其是自己抠头脑写的对联，就更不讲究，表达一点意思就行。什么“年年难过年年过”“有钱没钱，一样过年”就给我的印象较深。还有当年家里如果有死人的，对联都要用黄色或绿色的纸来写，表达着后人的追忆。我家那时在镇上有一个加工厂，作坊式的，过年时写了一个对子，别人写的，贴上去是“一切为了人民，不让一日闪过”，等后期去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切为了人民币，不让一日闪过去”原来是一个小青年在两边各自加上了一个字，倒有点幽默的味道。

三十晚的中午就吃一餐，称为年夜饭，三四点吃，五六点结束。大人们品酒，小孩子要快许多，下一个节目就是包压岁钱了，很少大概五块或者是十块，装在自己口袋里，使劲的捂着，生怕掉了，三天年结束还是要还的，不过那时，我们不觉得钱有多好，还给大人一点都不可惜。我现在的儿子，虽然很小，但不是红钱是不要的，口袋里装着七八百块钱，你不做工作，是不可能给你的，而且还喜欢和别的孩子比多比少。后期交给你时，还口口声声说，你差他多少多少，其实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时代在发展，孩子们的自主意识在增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倒是验证了一个说法，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钱真的不是很重要的，反之，都有钱了，对钱的意识倒增强了许多——包括孩子。晚上在家看春晚，我们这一代人真是看春晚长大的。不过大概是八六还是八七年才在自家的电视里看的，以前没有电视，一般到别人家看，一个村就一两台电视，村子住的很散，有电视那家人集中的很多。有时把电视搬到外面，有时也想自己在家一家人享享福，但几乎不可能，那次我想和那家的孙子一道挤入他家的房里看，最后，他家的孙子进去了，我被门推出来了，可能还夹了手，大约是哭着跑回家的，好强的父亲就是那年买的电视，十七吋的，苏州孔雀牌的，至今完好。一看到老电视，就想起那点事，对老父亲徒生几许尊敬，在家看电视是神仙般的享受，现在人们反复指责春晚多么不好，以前多么好，忽略人们看春晚的起始心态，现在看的时候本身就带着挑剔的眼光在看，以前不样，电视一开人们就兴奋起来了，看的时候就是以欣喜的眼光看，哪能不好，真正地来说，每年流传下来也就那三五个节目，现在不差多少，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不见得就比本山大叔的好，其它节目也都是反复挑选的，质量上乘，你非把他想成奥运会开幕式那样，也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代价，春晚就是年夜饭之后一道菜，既然是菜，就是众口难调。以前好吃是因为没的吃，营养好了，挑三拣四就是正常现象。再说奥运会开幕式那么好，不还有人在批评打假吗，当然找人代唱的确有失风范。不过当时的现场直播几乎完美，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晚会再好，还是架不住瞌睡，我一般看不完，虽然父母让我们坚持到十二点，大约到十点左右就睡着了，睡觉的时候，家里是不熄灯的。而且要我们把鞋子翻过来放着，我不知何故，至今搞不清楚。当然也不会要求自己的孩子这样做，问母亲只是说是老人们传下来的。

初一的早上也要放鞭炮，叫做开大门，有的人家开的很早，十二点后就有人开门，我家一般都在八点整，至今如此。不过那时我一般还没有起来，放鞭炮是父亲的事儿，早饭也比较规范，有鸡蛋面条，还泡一杯茶，吃一点糖果和鸡蛋，大概是农村里最好的早餐标准。家家如此，倒是听父母说谁家会过日子，过年都不吃鸡蛋，告诫我们要节省，不过那种情况应该很少，倒是现在，真不吃鸡蛋了，又是高蛋白，味道也不好，实在不想吃，除非是土鸡蛋勉强对付一个，绝不吃第二个。现在春节的时候从初二开始，我母亲都单独煮一点粥给我吃，平时早上上班，吃的都不舒服，那几天连续喝粥，人都轻松许多。后面的故事大体雷同，吃过了在村子里玩，玩过了在吃。大年初一就此结束，从初二开始，外出拜年，在人家吃喝，别人也到我家，一般得要跑到初十左右。当中初三下午，村里鞭炮阵阵，是在送年。我家从来不送年，父亲说，不送年就是天天过年。

小时候对过年的记忆大抵如此，记得还算清楚，因为年年都是这样过的，重复几十遍自然印象深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过年的热望逐年下降，也许过年本来就是小孩的事，与大人关系不大，大人考虑的是过日子，特别是这些年国家经济急剧发展，人们的心理承受经受着巨大的考验，怎样发展，怎样挣钱成了焦点，这家盖了楼房，那家买了车子等等成了最热衷的话题，尤其后来做了一个乡村小学老师，拿着固定的工资,很少很少，我记得九二年的时候，一个月一百三十块钱，过年的时候，买了一双运动鞋就要一百四，村里那些同年的大字认不得几个的姑娘小伙在外面回来，穿着流行的服饰，拿着整耷的钞票，山高水远，成了乡村的宠儿，自己只有一旁聆听的份儿。尤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流行打麻将、斗地主、跑的块。平时我是不玩的，过年也玩一两下，输赢不是大问题，玩的不大，反正是消磨时间，你想以消磨时间的心态去过年，还能有什么乐趣可言，

现在过年我一般不回村子，我们的村子被开发了，建了一个水泥厂，家家户户都征了一点钱，房子盖得很漂亮，整齐划一。不变的赌风愈演愈烈，越赌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有一次我家的小表弟，十来岁和人家诈金花，输赢上百块钱，我听了之后只有苦笑。后来，孩子被带到了南京，上了一所私立学校，一年两万多，情况是不是好些，我至今不清楚。

让人厌烦的还有酒精，过年的时候天天喝酒，有时一天两餐，中午的还没有分解掉，晚上继续，不喝不行，喝少了也不行，条件好了，体现在一桌子荤菜上面，就我而言，毫无食欲，形同虚设，夜里有时还要打牌，一个年过下来，人变得人瘦毛长，和打一场战争无异。年把人过得叫苦不迭。

回头看看孩子，看得出他们还是高兴的。也难怪我们所有不高兴的理由他们都不存在，自然也就高兴了。所以是不是高兴并不是因为是什么日子，而是做什么或即将做什么。

想起老父亲的话，咱们不送年，天天过年，如果他老人家的愿望成为现实的话，岂不把我吓扁？好在今年的年算是过去了，轻松了许多，到来年过年毕竟还有一年的时间，也许明年会好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