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当今的中国，我估计有无数的人要掌我的嘴。但是如果我说现在的中国社会的确存在不平等的现象，而且这样的现象还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掌我嘴的人估计就会少很多！

因为社会的现实本来就是这样的：城乡差距在拉大，各个阶层的收入，社会地位，甚至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要探究其中的根源，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很多的结论：体制的限制；经济发展的不全面，不协调；人民素质的有待提高等等，但是还有一个方面却被很多的人给忽略了。那就是世袭的橄榄枝。

这似乎是个疯狂的结论，因为害怕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过于片面，我们都知道世袭是专制和等级社会的产物，怎么会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呢？但是，我看了一些官方媒体的报道后却发现这个问题不但存在，而且还很严重。　

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去看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它里面有详细的数据资料：从1949年以来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这些冰冷的数据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这个真实的环境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经历，甚至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告诉我们这是真的。如果要我们拿出事例来，我相信，我能为此写一本书！一本根本不需要文学的技巧，不需要感情投入，仅仅平淡的叙述就可以完成的作品。因为那就是我们的生活，那就是我们所处的真实环境！

在传统的专制和等级社会，帝位、王位、爵位等世代相传具有合法性，那是光明的世袭制。那样的时代，世袭是好事，甚至是推进时代进步的动力之一。我一直认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世袭的传承成就了中国的古代辉煌。

但今天，我们的《宪法》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既然国家根本大法规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世袭在当今中国就没有合法性。但令人担忧的是，或许是制度性的缺陷，“世袭的橄榄枝”仍然存在。目前存在着的权力（或利益）的获得途径与世袭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利益的既得者们知道，他们不能把这样的橄榄枝冠冕堂皇地拿到桌面上来。但是中国人向来智慧满满，好一个“潜规则”，好一个心照不宣就可以继续让世袭的橄榄枝继续存在！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不能名正言顺，便“曲线救国”。不能直接把官位传给后辈，并不防碍父辈对后辈的“培养”和“扶持”。目前，一些在实权部门担任要职的，一般将子女安排在其权力所管辖的系统内。在宣传部的，子女则在或下属宣传部，或广电局，或报社，或电视台，或电台；在政法委的，子女则在或下级政法委，或法院，或检察院，或公安局；在政府部门的，子女则在或下级政府机关，或政府职能部门；在组织部的，子女选择的范围则可能更宽……也有一些城府深的人怕留下把柄，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将子女直接安排在本系统内，而是与在其他权力部门任职的人进行交易，将他人子女安排在本系统内，从而得以将自己的子女插在其他权力系统内。　

我的身边这样的人很多，我有些时候很鄙视他们，但是有些时候又同情他们，痛恨他们对规则的践踏，同情他们的无知和愚昧！这种权力上的荫庇，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上指出的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发生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兄妹之间、姐弟之间、夫妻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其他亲友之间。

因此，因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的人数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报告上披露的比例。一人得道，全家飞升。只要哪个先获得权力，便充分利用手中权力及影响力荫庇亲近之人，以帮助他们获得权力。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进入权力圈的子弟，一般也会进入垄断或高收入行业，如电力、石油、电信等，从而得以衣食无忧。　

世袭的橄榄枝在有些地方尤其触目惊心。《新华每日电讯》有一个报道：湖北省涉田县广播电视局从1995年以来，全局人员由50余人猛增到24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本单位领导、部门领导和上级领导的亲属。如局长吴某的儿子，原副局长任某的妻子、女儿、儿媳，原副局长宋某的女儿，有线电视台台长王某的妻子，保卫科长马某的妻子。这些人只有初高中文化，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我们看到这样的报道，是该愤怒，是该叹息？

看过两首民谣，“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主任喊精简，妻妹往内转；秘书喊精简，哥们往里钻。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精简又动员，大伙笑破天！”另一首是：“父子室，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有利一条裙带裹，有油流满一口锅。”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的涵义具体体现在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包括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世袭的橄榄枝是对这两个平等原则的严重背离。　

首先表现在起点不平等上。就像登山比赛一样，有的从山脚出发，有的则直接从山腰往上爬。那些权势人家的子弟，在成长过程中能够上好的学校，毕业后能够找一个好工作，甚至直接进入权力系统，为今后的发展早早打好基础。而那些普通家庭的子弟，没有这些优越条件，一般不得不从最苦最累的活干起。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的，干部子女首次就业时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75倍。特别是在1949年至1956年这个时段，如果“14岁时父亲的身份”是“干部”，那么，自己的第一次就业就成为干部的概率非常大，为“14岁时父亲身份”不是干部的那些人的2．65倍。　

这个报告也表明，各阶层子女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机会不同，父亲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个人中约有7个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而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农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进入这一阶层。在人生发展过程中，权势人家子弟往往在父辈的安排下在实权部门的关键职位上不停挪动，以建立势力网，为以后占据要位打下权力根基。而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弟付出多倍努力才能得到社会的一份承认，有的甚至为了生存不得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更莫侈谈进入权力圈。　

我有一出身农村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中学教书，那里工资待遇很低，常常入不敷出，一直郁郁不得志。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日夜苦读，终于考上了法律硕士研究生。但他很快又犯愁了。他算了一笔细帐，如果选择读研，现在的工作肯定是没了，研究生毕业后又得重新找工作，现在失业人很多，三年后的情形也不会好多少，家里无权无势无关系，那时找工作倒成了大问题。而且读研究生共需费用4万多元，都得找亲友挪借。他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我安慰他说，万一找不到工作，可以考律师当自由职业者。他说他曾有这打算，也就此事征求律师的意见，但这律师说，在中国当律师是一种悲哀，没靠山没关系不要当律师。我接触过不少律师，知道其中一些内幕，听了他的话，我无言以对。这个同学的命运，使我想起了另一个同学，他读高中时成绩很差，复读了三次才进了一个成人学校，毕业后顺利地进了政府机关，工作上业绩平平，如今也俨然是个副局长。每次聚会同学都口上夸他有前途，他也自我感觉良好。但同学们都心知肚明他“有前途”的原因----他有一个在政府部门当领导的老兄。　

不是我们危言耸听，如果让世袭的橄榄枝泛滥的话，就会直接造成和加剧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带来社会稳定和秩序的严重危机。　

这是事实，在一个不公平，不能正常进行运转的社会里，你怎能保证稳定，古有无数的农民起义，今有罢工甚至是武装冲突。每当看到，听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没有一点的思考？

靠橄榄枝获得权力的人，他们认为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并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子弟、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社会的真实面是这样的　：那些有知识、有能力的普通家庭子弟，如果因没有背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可能会滋生怨恨甚至仇恨心理，从而采取极端的报复行为，走上暴力犯罪道路。

《民主与法制》报道，大学生崔殿军毕业后招聘到黑龙江省某市环保局工作。按规定，试用期合格即可转为正式职工。出身贫困家庭的崔殿军，为了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以便转正，工作上积极努力，同事们有求必应。他还无偿为局长的女儿辅导功课。然而，他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单位上仅有的两个转正指标给了两个领导的亲戚。随后，崔殿军被解聘。他将全部怨气发泄在局长身上，淋汽油火烧局长后服毒自杀，造成两人陨命的惨剧。　

如果这样的现象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处理，很好的根治，那么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积压的民愤越来越多，那么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不别　认可的民间精英。

要生存、要发展是每个人的天性，一个稍微有点追求的人，都希望自己能有所成就，所以他们就想通过政府给予他们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用我们古代的科举来举个例子，他们中的十之八九都是过客，都要被淘汰，但是他们还是要倾尽所能的赌一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只要自己努力了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有一条畅通的路让他们往上走。

反观今天，大学生对公务员的热情我觉得不比科举时代的举子们低，但是他们所获得的回报，他们取得成功的公平性是没办法跟古时的他们相提并论的。

古时的他们能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但是今天的我们似乎不大敢说这样的话，因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很多的理想是没有办法通过体制内的途径来实现的，那个实现梦想的道路显得并不公平！

自然的，这样的我们就会产生强烈的价值失落感和社会对立情绪，很可能会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当这些民间精英因某种契机达成一定共识时，就会对现存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提出严峻挑战。可以想象，古时的农民暴动不也是这样的吗？今天各国的示威游行甚至是武装冲突不也是因为这个吗？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有：我奋斗了得不到，我努力了得不到，我按规则办事得不到，或者是要得到就得付出很多本可以不用付出的东西。那我们有什么情绪呢？我们会想办法去跟规则作对，甚至是去法律作对。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会就可能失去稳定的基础。我们天天要的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就是空话了！

历史经验无数次地证明，要避免秩序危机的发生，根本在于促进社会平等和实现社会正义。这条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就被证实的真实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践踏。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哀！

就目前的中国来说，体制的变革是当务之急。要从根本上使每个公民都有公平竞争、实现自身价值的宽阔舞台，也把一些有能力、有公心的人推到管理者岗位上来。这样才能形成选择和淘汰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良性机制，实现真正的公平和民主。

我们深信，如果没有了世袭的橄榄枝，中国社会将和谐更多、更好。在一个把和谐社会作为准则来治国管党的中国，拿掉那世袭的橄榄枝，是时候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