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是个贬义词。惹上它就会被杀头的词。只有象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敢喊出来的词。历史上起来造反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被统治阶级逼迫、追杀，以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贼配军”之类横竖是个死才铤而走险以命相搏走上造反的不归路。

“造反”和统治阶级是水火不相容的生死之搏！当然，也有极少数政治野心勃勃之辈如项羽，看见秦始皇出巡剑戟林立、前呼后拥那个威风劲，不由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于是便起兵造秦始皇的反。

良民百姓是不会也不敢造反的，造反的人都统称为“逆贼”，是大逆不道之人。造反成功了就是王，失败了便是寇。所以有“成则王，败则寇”之说。

统治阶级最忌“造反”二字，也不准子民说“造反”二字。各朝各代刑法最重最不可赦就是“造反”罪，犯此罪者杀无赦！

查中国有史记载以来的帝王，坐稳天下后便不再提造反二字，即便他的帝位是造反来的。“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国也忌讳“造反”一词，有“右派”信口开河的“瞎三话四”一通，便有人批判他说：“现在是共[chan*]党的天下，你想造反不成？！”可见“造反”一词份量之重随便乱说岂是儿戏！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最走红的词语就是“造反”，而这恰是来自伟大领袖“造反有理”语录，即“马克思的理论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语录是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说的。1949年12月20日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新华社在“毛主[xi]在十年前所作的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论文和演说”的总标题下重新播发此文，《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此后，这篇毛主[xi]著作就再也“不见天日”，甚至没有被编入《毛泽东选集》中。因此，国人鲜有知道“造反有理”这一段毛主[xi]语录。可能此时的共[chan*]党已经在坐天下而不是在打天下，再鼓吹“造反有理”就不合时宜了。

可是“文革”前夕，毛泽东又重新鼓吹起“造反”了，他在高级干部中多次提到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应该起来造反的问题。显然，由统治者提出来的“造反”已经注入了新的涵义，中共高级干部对“造反”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打江山时的“造反”不是同一回事了。毛泽东这时反复强调的“造反”不是造他所领导共[chan*]党的反，而是造“修正主义”的反。说得明确点：谁是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包括修正主义领导的共[chan*]党。

最早运用“造反有理”和广为传播的是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们，“文革”刚开始，他们看到了1966年6月9日的《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问题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引用了毛泽东讲“造反有理”的这段语录。于是，连《毛选》中都找不到的“造反有理”语录就被这帮红卫兵用在他们写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里，得到毛泽东的赞赏。经过《人民日报》反复宣传，中央电台反复广播，“造反有理”语录便家喻户晓了。大字报开头就公开提出：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红卫兵这样的宣言得到伟大领袖“热烈的支持”，由官方媒体传播，一时间脍炙人口，成为最时髦的“时代主旋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了最为经典的造反理论，风行全国，激励了无数的国人起来造反。

等到全民起来造反时，已远离了毛泽东当初造反的初衷，矛头不是对准了“修正主义”和“赫鲁晓夫式”人物，而是无所不“造”了，甚至还把斗争矛头迅速指向中央文革小组——造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了。

玩火者必自焚！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全村不想饿死的18户农民（二户外出逃荒要饭）团结起来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反，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死契约”。“大包干”带头人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说：“管他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

严俊昌的决心肯定来自“文革”时“造反有理”的熏染，和共[chan*]党的政策对着干，不是造反是什么？

由于严俊昌的带头“造反”，小岗村才能掀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使八亿农民获救。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在小岗村得到了全面的胜利！

“造反有理”万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