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一词现在很少有人提起，特别是官方和主流社会中的“正人君子”是绝口不提江湖二字的。因为一说起江湖就不免联想到逼上梁山的强梁之辈，这些人都是目无王法的亡命之徒，所谓“亡命江湖”就是指那些犯国法杀头罪的人只有藏身“江湖”才能自保。

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时听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词语，最初说这句话的多是私营厂商老板，以后普及到平民百姓，这话含有“不得不尔”的无可奈何的慨叹之意。这句话想必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学来的，成为民间的一句常用语。

其实“江湖”在中国古代是占有半壁江山的社会形态，与皇权的“庙堂”相抗衡。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有一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最早社会形态的划分就是“庙堂”与“江湖”两大块。庙堂高高在上，代表着神圣、国家、皇权、正统、贵族、精英、上知者、劳心者、统治者；江湖广袤深远，代表着世俗、民间、乡土、左道、平民、草根、下愚者、劳力者、被统治者。

“庙堂”与“江湖”两大块构成了中国社会，两者之间差异巨大，水火不相容，经常引起剧烈的冲突，然亦有合作的时候。北宋朝廷派高太尉招安梁山泊好汉就属于“合作”之一例。两者之间的合作和冲突都取决于统治者的庙堂一方，若庙堂一方顺应天意民心，施行仁政，则合作多于冲突；反之，庙堂“礼崩乐坏”，昏君暴政，冲突流血就在所难免。

很不幸，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庙堂统治，很多时候都是施行苛政暴敛、严刑峻法的暴政，以致深陷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江湖被逼铤而走险，啸聚山林，以暴对暴。原本和平安祥、与世无争的民间就盗贼蜂起，变为成王败寇的暴力社会。

庙堂远离王道，崇尚霸道；江湖也无可选择，在绿林豪侠的劫持下放弃田园耕织，扯起“替天行道”的义旗自行王道讨伐无道。恶战千百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江湖终不是庙堂的对手，且战且退，抢占山头落草为寇。但庙堂也始终无法剿灭杀绝占山为王的草寇。于是双方相持，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双方似乎都忘记了过去曾经合作过的那些好时光，现在庙堂对江湖只剩下一个字：杀！

庙堂与江湖各施暴力，尽管庙堂占上风，但毕竟谁也奈何不了谁，这还算公平，江湖在社会中还占有一席地。

进入近代，形势发生了变化，庙堂适应形势发展“蝉蜕”为共和国家，对江湖有所退缩，如收敛了专制，还权于民，但却垄断了暴力。国家可以暴力荡平山寨草寇，却不允许民间暴力的存在，江湖随之失去了合法的社会地位成为非法，庙堂至此对江湖发起最后之总攻。

中国的共和制在其建立的过程中对江湖的扫荡剿灭尤其惨烈，几十年时间，不仅仅对民间的自发暴力，传统上大大小小的权力、权利、道义统统铲除殆尽，实行严厉的国家控制，江湖不复存在。

江湖被至高无上的国家机器所剿灭，不复有江湖暴力与之相对抗，于是对民间的压迫逐步放松。被解除了暴力的江湖因其自身传统和内在活力又开始复甦，但早年的庙堂很小，江湖很大，“朝庭政不下县”，江湖天高地远。想恢复古时那种天高地远有完整权力的江湖已不大可能，不过现在也有越来越大的自由空间，象经济、文化、教育等原本就属于民间的领域，在这些方面国家退缩了很多，看起来国家似乎又回归到“庙堂”。

国家部分回归到庙堂，民间也部分回归到江湖。但解除暴力的江湖还是江湖吗？江湖的特征就是武力，“非武侠无以成江湖”，解除了武装的江湖已不见刀光剑影，因而武林盟主的至尊地位也没人感兴趣去争夺了。

至于败给国家的暴力江湖复又回归和平，去除政治因素对国家进行经济反攻。可以预测，过去的暴力江湖有多大，未来的和平江湖也会有多大。庙堂、江湖有变迁，不变的是庙堂之高，高者恆高；江湖之远，远者恆远，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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