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空前的金融海啸——经济危机，还在愈演愈烈。虽然我们中国凭借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仍然在坚挺。可是前景不容乐观。因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仍然没有半点好转的迹象。连美国与英国这样基础雄厚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些招架不住了。一向以创造经济奇迹为自豪的日本，早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其经济发展就已经较长时间处于低迷状态。眼下为了拉动内需，也开始向国民普遍发放生活津贴。我们国家也已经注意到眼下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国家预计三年内拿出四万亿来拉动内需。又拿出八千多亿来解决全民医疗问题。政府最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担心在此次危机的冲击下暴发，象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场经济危机威胁到资本主义统治。三十年的成就，也积累了三十年矛盾，如果这些矛盾解决不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成就大有顷刻间华为乌有的危险。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不希望在这种时候社会动荡。因为无论什么原因，动荡起来最直接受害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可是这份代价，想要一点不付，现在看来也很难。

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绝大部分成就是我们付出了环境恶化、能源挥霍、资源浪费等惨重代价换来的。这些本来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经遭受过的惨重教训，“莱茵河”从多国赖以生存的资源到“欧洲下水道”，再到今天的河水清清，可谓付出惨重的代价。为治理“欧洲下水道”所花费的代价，远远大于当年牺牲莱茵河环境所创造的经济成就。世界上象这样的教训长期回响在我们的国人与我们的政府官员耳边。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自杀性的发展，让我们三十年成就花费了数百年的能源、环境、资源等惨重的代价。直至祖宗留下这点家底眼看挥霍光了，才想起来要搞什么可持续发展。哪里还有持续下去的资本哟！

三十年的“资本原始积累”，三十年的沽名钓誉。时至今日，我们国家的海军还难以完成保卫祖国海疆的责任。每年公款吃喝，要吃掉数艘航空母舰的特混舰队。然而至今我们国家还没有一艘航空母舰。以至于我们的东海、南海两处地球上仅剩下的最后的石油资源在被世界各国疯狂盗采。最可悲的是南海上林立的石油井架竟然没有一处是我们中国的。连一个小小菲律宾都敢与我们的海军开战，并且重创我自豪的人民海军。东海上日本对东海油田虎视眈眈，我们软弱的国策，最后竟然让日本反对我们与日本联合开发东海油田的建议，想独吞地球留给人类的这份遗产。中国自己的油田要与别人联合开发都要受到别人的反对，民族尊严、改革成就都哪里去了？说什么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就是改革开放旷世瞩目的成就了，难道我们中国人只是“吃货”？一个只知道吃的民族，最终必将连吃的权利都将丧失。

领土上资源快造没了，领海上的资源保护不了，任由人随意盗取。拿什么“可持续发展”？都说我们中国人是最爱惜子孙后代的，许许多多为了救孩子不惜牺牲自己性命例子让国人感动得痛哭流涕，可是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什么？为他们今后的生存做了哪些努力？为一个孩子都可以牺牲生命，却不愿意为所有孩子去争取子孙后代生存的权利。看到这，可能有些读者又要来驳斥咒骂，如果谁家的子孙后代只到下一代就断绝，那他大可以驳斥。因为他们家的子孙后代肯定不会再有丧失生存权利的机会了。如果谁家的后代，只以能够吃胞吃好为生存价值，也可以驳斥，因为作者此文是建立在绝对与之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基础之上的。

“剥削”一词，也许对于80后与90后的孩子比较陌生了。可是现在还活着的四十岁以上的国人都是在批驳资本主义剥削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政治课，都在灌输资本主义惨无人道的剥削。以致于时至今日，要是有谁说美国的生活比中国好，都会立即遭到抨击。最可悲的是，这些“爱国者”根本意识不到他们的行为与当今北朝鲜流行的要解放全人类的口号一样滑稽。再看看我们中国今天的剩余价值都哪去了？过去我们的说法是，由国家代表劳动人民占有了剩余价值。那么今天，除了私有化的雇主占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其余的就是由国家以税收的方式占有了。当然国家也声明，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事实上如何呢？

据人民网等官方网站信息，美国医疗保健总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４－１７％，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不低于６％的要求；在中国，这一比例为2.6％，国家提出的上限是５％。最卑鄙的是我们国内有些官方网站，居然把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此项费用在一些较发达国家居于百分6左右的结果，解释成“不超过百分之6”。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很纳闷，以促进世界医疗事业发展为宗旨的世界卫生组织，怎么会给各国在医疗上的投资设个上限呢？后多方查阅各国官方网站才弄明白真相。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国花费不到1%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医疗保健上,这个排名是在联合国总计196个国家中的第156名。而且现实生活中，除了领导干部与少量贵族有医疗保健外，平民百姓基本上是享受不到医疗保健的。即使这低得可怜的百分之一，在时下的中国也是特权的产物。

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进入新世纪，医疗改革商业化，虽没有查到更新的统计数据，但医疗费用已经成为国人难以承受的新三座大山之一。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甚至远远低于1980年居民个人承担医疗费的比例的水平了。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那么同类投入美国是多少呢？美国医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6％，教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仅此两项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其他如社会失业救济，公共设施（如公园建设），公共交通等。最新的美国失业救济金标准为每星期５０美元到３１６美元，平均每个失业者每周领取２９７．７２美元（低标准50美元的较少，高于这个标准的居多）。这对不少家庭维持生计起到了重要作用；过去我们总是欺骗国人，说什么别看美国人挣得多，花费也多。这无耻的话，只能对那些长期被扼杀了思考能力的国人讲，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依据是什么？最基本的依据之一就是现实消费水平。也就是说相当于你在中国每天消费30多元钱到340多元人民币的生活水平。这也就不难解释，有外国人到中国靠救济住中国星级宾馆的现象了。

美国的旅游名胜风景区分为州公园和国家公园两个档次；州公园一般免费，国家公园需购票。公园门票以车计算，每车20美元，驾车者如系62岁以上的老人，则半价优惠。门票7天有效，可随意出入。每次入园均赠送一份精美的导游图，各景区均出售全国通用的年票，一年内有效，但须由同一驾车者凭证入内。

国家公园范围很大，内有停车场，分布在各个景点，停车免费。公园内有身穿全国统一制服的公园警察巡视，保障游客安全；这些警察也是公园的兼职导游，当他们看到有一定数量的游客时，就会主动上前讲解景点的来历、特点、奇闻轶事，以及回答游客的问题。像著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西线景区长17公里，地势险要，不能容纳众多的汽车通行，公园规定私家车辆到指定的停车场停泊后，游客一律乘坐公园的免费穿梭巴士游览。巴士间隔时间为5～10分钟，中途游客可自由下车观景，然后乘后面的车继续游览。花不到一个人半天的工资，全家人可在内玩上2～3天，且园内乘车、导游均不再收费，这样低廉的旅游票价和优质的服务，深为游客赞誉。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唐人街的“兰苏园”，是中国苏州市援建的一座园林，门票每人5美元，入内后有导游带领游园并讲解中国苏州园林的历史、特点及园内景点。这些导游不收费，都是义工，其中大多为退休人员。提到美国的这些，并不是说让国人羡慕美国人拿着社会救济还可以逛公园，而是要说除了教育与医疗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用于国民身上的。而我们国家花在全国人民的医疗与教育上的费用合在一起才占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公园门票更是昂贵得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不敢问津，而且园内园收费更是普遍现象。最低生活保障更是象征性的，且问题颇多。许多靠拣垃圾生活与丧失劳动能力靠施舍朝不保夕的人得不到低保，而开着私家车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却享受低保的现象已非个别现象。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在这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接近四分之一（按23％的年增长已经超过四分之一）。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至6%。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大，可是这些比例数不是行政费用总额，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看过这些内容，谁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阶层不言而喻。住房改革前就有专家学者提醒政府，中国的财富分配极度地不均。民众手里的钱是有限的，如果让民众手里有这些过河钱，社会就会稳定。可是即得利益阶层，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未来，急不可耐地不会放过所有能够攫取的财富。中国的高工薪不过是十来年的事。即使按城市职工的最新的平均月工薪2400元计算，也得十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房子。更何况平均工资水平超过2000元/月的不过三四年而已。这意味着每个家庭要耗费全家的全部积蓄才能购得一套住房。而新结婚的年轻人，即使依靠父母也是短期内再难购买得起住房的。

按照国家统率计局刚刚发布的统计数据：

2008年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排序北京、上海、西藏位居三甲。全国只有9个省区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有22个省区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省级行政单位的69％）。从行业平均工资额看，金融业平均工资最高，为40312元/年，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04倍，增长也最快。其次，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37847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31153元；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5407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3932元。

此外，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是：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农民的收入就更排不上了。可见第一产业（农业）与第二产业（工业），都不景气。也就是说全国绝大多数从事工农业的人口的收入是最低的。在这全国工薪最高的几年，全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却是最低的。改革开放以来，从事工农业的劳动者越来越受到社会歧视。其正当权益得不到合理合法的保护。尽管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也是理事会政府组织常任理事国。1971年，中国就恢复了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合法席位。1983年，中国派团出席了第69届国际劳工大会，正式恢复了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活动。并积极参与国际劳工立法和技术合作方面的活动。1985年1月，国际劳工组织在中国设立派出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可是这一切对于特色下的中国根本没有多大的意义。虽然1999年底，中国已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涉及最低就业年龄、最低工资、工时与休息时间、海员劳动条件、男女同工同酬和残疾人就业等内容的20项国际劳工公约。可是却不承担国际义务，遵守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保底工薪等规则。当年到中东打工的中国工人，因为被具有官方背景的中间商盘剥，甚至无回国路费，外媒向工人披露资方给他们的最底工资，工人义愤地道出自己的实际收入，结果这些拿着国外捐助回国的工人，一下飞机被以泄露国家（不承担国际义务）机密罪拘捕。

即使在国内，外资企业的中国工人要是状告外资企业不遵守国际保底工薪公约，哪怕是批准该公约的劳工组织成员国的投资商，中国的法律也是不予以保护的。中国司法机构不是有了立法就开始执法，什么时候执法是要听从上级批示的。在各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下，为了服从所谓经济发展的须要，中国法庭根本不遵守国际承诺，依法保护本国劳工的权益。至于本国企业的工人想要状告资方，就更无从谈起了。当时各国到中国投资，也就是看上这点——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成是用牺牲中国劳工的利益（血汗）换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廉价劳动力世界瞩目，那些在本国受雇员保底工薪限制的外国老板，到中国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靠剥削中国工人的血汗发财。没有哪个国家为此指责中国。因为中国自己就不尊重本国劳动者的劳动。而是靠牺牲劳动者利益来换取政绩，中饱即得利益阶层的私囊。

这种事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说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工人与农民根本没有多少收入可积蓄。那么一点点血汗钱，都套在住房上了。现在遇上经济危机，要工人农民消费爱国，广大工人大哥与农民二哥拿什么来爱国呀！内需，是需要。内需很强烈，可是没有钱。那些掌握着被指望着的巨额储蓄者的即得利益的阶层，什么都不需要，他们就需要钱。因此指望中国的巨额储蓄来拉动内需，只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梦。三年投资四万亿，欲拉动内需，也是自欺欺人。那些即得利益阶层会在当前特色体制的配合下，让这四万亿拉动内需的功能大大缩水。甚至可能完全抵销其拉动内需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即得利益阶层，已在利益的诱惑下，忘乎所以。表面上看是鄙视资本主义，实际上对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盲目崇拜的境地。可是他们忘了，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完善，已经脱胎换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已经超越了马克思当年的认识范畴（也是国有的认识范畴）。无产阶级当年的目标，有相当一部分正在为资产阶级所实现（巴黎公社当年的许多目标都为当今资产阶级所实现）。无产阶级的公共道德修养正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道德修养面前汗颜。然而这些都为无产阶级所鄙视，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被剥夺了思考能力的中国真正无产阶级的攻讦。然而当初向这些真正无产阶级灌输美国资本主义是如何万恶的官僚即得利益阶层，却纷纷把子女甚至所有家人都主动送到万恶的美国去主动接受资本主义“剥削”去了。

中国之大，即使世界上再有几个美国，也无法容纳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尤其是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多系经过非正当商业手段起来的爆发户，论“本事与资本”能够跑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主动接受资本主义剥削”的还是少数。因此，大多数国人，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国富有阶层，放弃发展中国的唯一自救途径。追随那些“主动接受资本主义剥削”之辈，搞自杀性经营，足见其短视。

世界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从经济上真正结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场空前却不绝后的经济危机。开创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新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指导。就是吸取了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正在为社会主义草还是资本主义苗等意识形态争论不休时，资产阶级正在以博大的胸怀普遍接纳无产阶级领袖的理论。仅从胸怀上，无产阶级就已经输上一阵了。列宁曾经以其“布列斯特的智慧”，用“新经济政策”，给了无产阶级一线生机，终因物质文明的制约导致精神文明的滞后，未能把握住机会。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惨痛教训，虽然翻然悔悟，却又重步自由资本主义的后尘。人类是有智慧的生灵，难道前人的教训后人不能吸取避免重蹈覆辙吗？人类已经用自由资本主义的悲惨代价，得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互为依存规律——就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劳动成果分配是有个合理的分配比率的。不是被雇佣者收入越少，雇佣者利润越高；也不是被雇佣者收越高，社会越发展。罗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够让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脱胎换骨，就是找到了完善劳动力再生产的规律。

社会主义国家也好，资本主义国家也罢。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能够理性地在追求利润的本性上作出让步，而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没有理由置这个规律于不顾。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还有什么重大失败没有发现的话，那就是忽视了劳动者的利益。如今面对经济危机想起劳动者来了，要靠劳动者的消费来拉动内需。可纵观这三十年，我们给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还剩下多少能来拉动内需？此番经济危机受打击最大的将是中国新生的产业阶层（新生贵族阶层中一部分，不包括靠不法手段跻身于贵族阶层又没有将所贪污的钱转化资本的贪官污吏）。中国产业阶层，在日益膨胀的官僚资本（房地产业、矿业，山西那些煤矿如果没有官僚资本是不会矿难屡禁不止的）的挤压下艰难地发展，其自身还非常脆弱，与老牌企业来比，将是此番全球性经济危机最大的牺牲者。因此中国应该做好迎接经济危机打击的准备。换而言之，做好自食其果的准备。这是前些年我们靠牺牲劳动者利益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社会生产相对于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过剩）。但愿这重蹈资本主义发展的覆辙能够让国人中的产业阶层清醒，不要再重蹈今天的覆辙。

※文中相关数据采自人民网、中国宏观数据分析系统、中国知网、中国统计信息网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