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千多人的大厂衰落后留下的一堆废弃物。

那里曾经是职工们下工后必去的场所。

厂子兴盛时，门前人来人往，男男女女络绎不绝。大多是青年男女，大多处在多梦时节。一个提桶，一块澡帕，几件换洗衣服。男的穿着裤衩，女的戴着乳罩，往来穿梭，古铜色、金黄色和银白色的皮肤，挨挨挤挤，出出进进，煞是好看，引得不是这个厂子的男女都来这里凑热闹。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那个地方就再也没有如此热闹的景象了。门前冷落，人烟稀少。倒是垃圾越来越多了起来，很快就把四周就堆成了高山。这里成了都市里的“山间盆地”。夏天蚊蝇孽生，嗡嗡的唱着千年不变的蚊虫“安魂曲”，倒还“热闹”不冷清。但刺鼻的臭气，却熏得人无法呆很长的时间。雨天污水横流，无法伸脚进去。也许那个地方的环境太恶劣了吧，现在很少有人再去那个地方了。

那个地方曾经是大厂的澡堂。可是最近以来，却有人看见一个女人提着一个塑料桶经常出入那个地方，而且在冬天的时候还看见这个女人夹着一床被子送过去。

女人叫心珊，长得一双浓眉大眼，个子不高，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中年妇女，由于岁月的雕刻，眼睛两边的鱼尾纹早已爬满了眼角。从面相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媚气，倒是一脸正直的样子。她为什么要出入这样的场合呢？

心珊曾经是这个厂子的工人，曾经在这里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她21岁进厂、31岁下岗，然后四处流浪、四处寻找养活自己的地方。有时为了生存，他一个人做三个人的事。有泪往自己肚里流，有苦往自己肚里吞。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有一双手，我要用它养活自己。

她洗过碗、端过盘子，到市场上卖过油绳，可是她没有陈奂生那么幸运，没有机会进宾馆去睡那钢丝弹簧床。她卖油绳的挑子，自己力气小抓不住，被城监大队的同志扔进了半边街的河里，任水流无情的拍打。

后来省里来了一位挂职副县长，丈夫给他当秘书，副县长知道这事后，触动了某根神经，安排她到自己所联系的小厂子去看材料，兼收发货。虽然环境不好，气味刺鼻，整天与有毒的气体打交道，可毕竟有了暂时的稳定。好景不长，副县长挂职期满上了省城。她连工资都没有得到。丈夫想把那几百元一个月合计几千元的工资要回来，多次找经委主任，希望经委主任予以关照。可是不久那个小厂也和大厂一样关了门、走了人，只剩下房产和地皮，外加一大堆原材料。

再后来她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考取社区干部，并满票当选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经历了千般苦难的她，自然对弱小的市民或下岗职工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虽然自己能力有限、权力范围有限，但是爱心是无限的。　

她知道在自己的社区里，有一大群城市贫民。上任之初，她曾挨家挨户去看望他们，尽力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她看见有些人用不上自来水，就找自来水公司和民政部门帮忙解决用水问题；她看见有人还没有结束煤油灯的历史，就找电力公司落实低保户5度电政策；她看见有人受冻挨饿，就找民政部门帮助，端来棉被、背来大米……

有一天，她到一个新建的厂子去调研，与农民工聊天。知道了那些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外地人，从事的工作大都是苦力。知道了他们每天除了一斤半米下肚，还需要一两杯米酒来刺激日益萎缩的身体。五粮液、茅台看不见也买不起，连那浓浓的香味都难以闻到。打工族自有打工族的生活方式。他们每天要点酒下肚，那就是米酒。因为本地“茅台”价廉物美，既可提神，也不至于造成钙质流失。

她很快和农民工成了朋友。因此，农民工朋友常常让她到附近的百姓家里去寻找家酿米酒。自然，买米酒成了心珊的一项重要工作。

听人说澡堂里有人在酿酒，而且是正宗的蓼草饼药所酿。

心珊去了。谁知一见那情景，泪就流了下来。这里竟然还住着一户人家，一户从农村流落到城市里的贫民。男的叫胡爱，清瘦，50岁左右。女的肥胖臃肿、两眼无神，好像经历过汶川大地震似的，一点生的欲望都没有。还有两个小孩，大的20来岁，长年卧病在床，得了尿毒症，已是离天远、离地近之人。小的只有17岁，虽是穷困潦倒，但生命的活力还在眼睛里闪烁。

这一家人是在大难之中。大儿子透析要钱，换肾要钱。父母心里也十分矛盾，用小儿子的肾去救大儿子，假如换肾不成功，小孩子的肾打了水漂，人财两空。天啊，这怎么活下去啊！

心珊想帮他们一家，可是自己毕竟也不宽裕，而且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她想多到那澡堂里去买几次酒，增加胡爱家的收入，让胡爱一家一次又一次积攒起儿子透析所需要的经费。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总比没有好。

胡爱一家不是城市居民，没有资格享受城市“低保”和“医保”。农村医保手续繁琐，交钱容易要钱难。过去搞农房保险，一场风灾把胡爱一家的房屋吹得七零八落，叫农保办的同志去理赔。农保办的同志去了，勘测了，又要吃饭，又要付汽油费。结果补了300块钱，支出500块钱，自己还倒贴了200块钱，到现在还心有余悸，所以没有投农村医保。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儿子偏偏就得了让人悲痛欲绝的尿毒症。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仁。

胡爱的家原先并不如此潦倒。想当初年青时候，父母健在，家中独子。一家全是种庄稼的好手，一家三口每年挣工分都在一万分以上，还是村里有名的进钱户，年终还有200多块钱“进”，就是后来联产承包也还是村里的富裕之家，年终有盈余，砌了红砖房子，娶了一门好亲。妻子勤劳，家里红红火火。要不是多生了老二这个灾星，被拆屋掀瓦，气得父母过早离去，也不至于家道中落，背井离乡，外出谋生10多年。如今人四个卵三条，每年900块租着这澡堂迎来送往捱日月。酿酒得点钱维持生计，已属不易，再来一个尿毒症，雪上加霜，伤口撒盐，真的让人生不如死。澡堂外风月无边，澡堂内有风无月。日子难捱，疾病难除。日子难捱年年捱，疾病难除日日除。胡爱不是挣过了一年又一年了吗？

前几天，心珊来告诉他，只要把户口迁过来就可以入城镇医保了。入了医疗保险，明年老大换肾的钱就可以解决大部分了。

他告诉心珊自己是农村户口，融入城市还有很多事要做。农村户口迁入城镇，门槛很高，谈何容易。

心珊告诉胡爱说，现在户口门槛放低了，不像以前买一个城镇户口要几万块钱，现在买一个城镇户口才几百块钱。买了户口再去买医疗保险，明年就可以享受城市医保待遇了。

尿毒症属于大病范畴，只要交了低保和大病统筹金，一年可以报销10来万。对于胡爱这样的家庭无疑是雪中送炭。

于是胡爱沿着心珊的思路去做了许多应该做的事情。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今年社会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心珊在社区内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很快就为胡爱的大儿子筹集了近10万块钱的手术和换肾费用。如果不出意外，胡爱再去借一点，再申请大病救助，大儿子的手术费和换肾款就可以凑齐。那时儿子就可以走出阴霾，成为一个健健康康的小伙子啦。

可是，天算有时不如人算。过了年，省医院来电话说肾源已经有了，只要钱打过来就可以动手术换肾。胡爱一家急得团团转，因为钱还没有凑足。医保中心虽然答应了，但要自己先垫，然后凭票结账。胡爱哪来的银子垫啊，只能借钱。眼下借钱治病比借钱盖房子难得多。大家都说，借钱给别人起房子，还不起还有房子在；借钱给别人治病，如果有个阴差阳错，那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所以到现在为此，还差5万块钱。

心珊找到医保中心左缠右泡才预支了5万块钱，终于把胡爱的大儿子送到了省城医院。省医院就医的人很多，先要预约，然后才能看医师，再到手术室动手术。在这里简直就是拿钱到这里来拼。癌症病人一般是将钱送到这里来，然后就等着死，很少有癌症病人活过十年八年的。胡爱大儿子得的不是癌症，自然有生的希望，所以再苦再困难也要把他送到这大医院来走一趟，就是治不了也要了却一桩心愿。

那天是上午动手术的。医生让胡爱的大儿子先闻一下气味，然后就失去了知觉，任由医师们动作。胡爱夫妇和小儿子坐在门外等啊等，不知等了多长时间，反正饿了就吃点点心，再饿了再吃，一直到天色暗下来还没有见大儿子从手术室出来。

自从胡爱到省城医院后，心珊就再也没有到那澡堂去过。因为去，没有酒可沽；因为去，见不着那可怜一家人；因为去，也帮不了什么忙。但是，当初春的阳光不知不觉地把大地烘暖时，心珊却突然发现澡堂里有了昏暗的灯光，只有三盏，昏黄的，淡淡的，从门外往里看看不清人，也看不见里面的物什。一个女人家怎么也不敢进去，只是默默地看了许久，然后默默地走开了。

第二天，晨曦初露，心珊先到社区签了到，然后匆匆赶到澡堂。澡堂里依然是三盏昏黄的电灯在亮着。胡爱夫妇看见心珊就跪下，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哽咽许久才断断续续地说：“心主任，手术失败了，他走了。谢谢你了，你尽了力了。”

心珊心里很难过和内疚，觉得是自己的奔波，加剧了胡爱夫妇儿子离别的速度，但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安慰：“你们都要节哀啊！你们作父母的义务到了。怪只怪他命不好。”

胡爱夫妇拉着心珊到大儿子住的小洗澡间。木板架起的小床，床上席子和被子全是黑的，床头有一支蜡烛在闪闪烁烁。整个房间弥漫着悲凉的气氛。胡爱从黑色的席子下面拿出一个小包送给心珊，抽泣着说：“这是我大儿子在生的时候在垃圾堆里捡到的东西。你拿着还给那人吧。我们虽然穷，在垃圾堆里生活，空气被污染了，但我们的心还没有被污染，我们的良心还是透亮的。”

心珊在这黑暗的房子里什么也看不清楚。她虔诚地拿着那包东西，表示一定会照胡爱夫妇的话去做。临别时，胡爱夫妇告诉心珊，下午要离开这个地方，回到那曾经生养过自己的乡下去。胡爱的妻子拿出另一包东西，说是儿子就医时的发票，拜请心珊到医保中心结清那笔账。

心珊回到办公室，打开胡爱给的那一包东西，是一本包装十分精美的书，远方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打开盒子，里面只有第一、第二两册，三至六册不见了，却躺着六叠百元人民币。上面有一张纸条写着：“项目的问题，请多关照，事成之后再重谢。”下面还署了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