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桥终于到了，纵然长条难牵行客的衣衫，却恁是依依不舍地折一段柔软的柳枝送上，牵过马匹，拱手作揖，该是道别的时候了。马蹄不安地刨着脚下的泥土，离人亦无语凝噎，别情无极，此去经年何日才能觌面重逢？“灞水东南来，逶迤绕长安”，河水波涛汹涌，却不及内心的波澜起伏。“驻马西桥上，回车南陌头。故人从此隔，风月坐悠悠”。

灞桥位于西安城东12公里处，是一座颇有影响的古桥。想当年，在河面宽广的灞河上，一座巨型大桥凌空托起，长达400米，其恢弘气势和壮观景象怎不令人惊叹。难怪唐代诗人王昌龄在他的《灞桥赋》诗中赞叹它"若长虹之未翻"，这是对隋唐灞桥的真实描绘。唐朝时，在灞桥上设立驿站，长安人士送别亲友，一般都要送到灞桥后才分手，并折下桥头柳枝相赠。久而久之，“灞桥折柳赠别”便成了特有的习俗。因为“柳”与“留”谐音，古人就以折柳赠别来表达与亲朋好友的留恋不舍之意。　李白《忆秦娥》有“箫声咽，秦蛾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但是，这种解释比较单薄，不足以完全令人信服。折柳送别作为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习俗，恐怕不是一个“谐音”就能解释清楚的。因此，古代就有人从另外的角度探求这其中的缘由。如清朝褚人获在《坚瓠广集》卷四中提出：“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这种解释是很合理的。柳树和其他树木相比，其特点是“随地可活”，这正可以拿来祝愿远别的人，到了异地后，随遇而安，能够很快地融入当地的人群中，一切顺遂。这一说法便有了深刻的哲理性和更高的文化品位。

据《唐诗纪事》记载：“雍陶有一次送别故旧，行至灞桥，问随从曰：‘此桥为何称情尽桥？’随从道：‘因送别到此为止点，故称之情尽桥。’雍陶有感惜别之情：‘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它离恨一条条。’”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折柳桥》。　周秦汉唐，悠悠千年，灞桥柳年年见绿，柳絮飞舞如雪，它见证了人间多少的离别，又成为多少游子思妇梦中的思念伤心之地！戴叔伦《赋得长亭柳》：“濯濯长亭柳，阴连灞水流。雨搓金缕细，烟袅翠丝柔。送客添新恨，听莺忆旧游。赠行多折取，那得到深秋？”

如今行走在河两岸，我们感觉到的只是干涸、砂砾和尘嚣，那如诗如画的"灞柳飞雪"没了踪迹，令人销魂的"折柳赠别"无从寻觅。如果我们给沉寂河底千年的隋唐灞桥赋予灵性，那么它在探出地面的今天看到这样的情景，该会是怎样的痛惜和无奈.

在中国，与桥有关的景观大多带有凄美、伤感的情调，如杭州的西湖，被文人书写得最多的，是与西湖有关的断桥的传说，传说中的许仙和白娘子的情缘就是在断桥处缔结的，然而他们的分离也发生在这个地方。

桥本该成为情感沟通的通道，然而在文学作品中它似乎成为了阻隔情感的存在物，只是记忆封存的地点而已。桥本是文学作品中的“景”，但却被很多文人描绘成“境”了，也就是说诗人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此景中了，这样一来，情与景的融合就形成了“情境”。桥的意象已经不再简单指涉空间上的特定的地标含义，而是承载了诗人的主体意识和精神。　

徐志摩写《再别康桥》。诗人没有直接写桥，而是采用间接方法暗示桥的美丽，诗人只写桥附近的景物，如桥边的杨柳、河水的波纹、水潭深处的青苔等等。诗人用这种间接方法写桥，表面上好像在描绘景物，其实是借景抒情。《再别康桥》中的桥意象里没有太多的悲情的成分，只有淡淡的忧伤。当文人墨客把它作为书写和描绘对象时，桥又被赋予了太多的涵义和诗意。　

正因为此，当我们穿行于华丽的唐诗里读到以以桥为题的诗时，在抖落一身如锦繁花的同时，要关注的不是桥本身，而是诗人借桥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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