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诗歌使中国民间诗歌自五代以来真正走进了文学的殿堂；宋词则使中国古代文学从文学殿堂走进了文学的闺房。从改革开放的今天来说，唐代文学倾向重在积极入世；宋词则侧重倾向儿女情长，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来说，是自南北朝纵情万种风情韵文后另一种儿女情长描写的又一次大解放。

唐初，反对绮靡、主张文质并重，开始追求情思浓郁与气势壮大。号称“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不仅“以文词齐名天下”，而且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明确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写送友人入蜀赴任，抒发了作者惜别的真挚情意和旷达开朗的襟怀，其中“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一联格调高朗，千古流传。继“四杰”之后，陈子昂针对从“上官体”到“沈、宋”不断发展着的“宫廷”诗风，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进行诗歌内容的革新。他反对“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标举“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提倡恢复建安文人的慷慨意气和人生理想，以矫正诗界软弱柔靡的倾向。他的《登幽洲台歌》抒写了作者纵观古今的慷慨悲凉，在现实社会中怀才不遇、遭受压抑的悲愤孤寂，表达了积极用世建立不朽功业的恢宏气魄和强烈自信，呼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如诗如画的诗歌里写出了庄严的生命与宇宙意识的理性思考，展示出清新健康的审美风貌。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之前为盛唐。盛唐诗融“风骨”、“兴象”为一体，又兼有意象与辞采之美。其诗乐观爽朗、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自然浑成。盛唐高适《燕歌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之涣《凉州诗》、王昌龄《出塞》等的边塞诗使初唐以来以“风骨”为号召的诗歌审美理想得到了血肉丰满的表现。

山水田园诗特别是孟浩然的诗将“兴寄”引入山水田园诗。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中表现了诗人手摸苍穹、抚弄白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魄，其诗《将进酒》中的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等诗句表现了对才华自信和积极用世的渴望。杜甫《登高》等诗歌沉郁顿挫的写作风格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

中唐时期，即玄宗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盛唐时期那种兴象玲珑的境界逐渐淡化，充满自信，富于理想色彩和浪漫情调也逐消歇，代之而起的是在意境创造上追求“笔补造化”的人工之美，出现了多元化艺术追求的趋向。中唐诗歌的发展总趋势是朝着探索诗歌自身艺术方向发展，如“韩孟诗派”的求新求变、“元白诗派”追求平易通俗，中唐诗徘徊苦闷、基调凄凉感伤、气象内敛，如刘长卿、韦应物及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一批诗人的诗歌气骨顿衰。韦应物《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一句隐含了无限的凄情。

穆宗长庆以后，唐朝危机加深，唐诗风貌进入晚唐。作品没有盛唐自由奔放的朝气，也没有“元和时代”愤世嫉俗的勇气，而是为感伤和衰飒的气氛所笼罩。如杜牧的《江南春》、《泊秦淮》等的山水诗中透露了“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力回天的感觉，在情感追求中寻求心灵的慰藉。李商隐《登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子包蕴了诗人对唐王朝穷途未路发出了深深的感叹。这一时期的诗歌情感细腻真切见长。李商隐、杜牧之后，诗歌以逃避现实、追求淡泊与清丽为主要倾向。

《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言“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一变，如诗歌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

柳永向着市井化、通俗化的方向变，表现了从俗尚俗、以俗为美的市民文学特征，以赋为词，擅长铺叙。柳词的“俗”，可用“俗情俗调”“闺门淫蝶之语”　来描述。如柳永词从语言上，不仅用了大量俗语，语言浅近通俗，代表了柳词“俗”的艺术风格特征；从思想内容上，“似凭偎香依盟暖，抱着日高犹睡”之词写得直露坦率，与雅词的含蓄委婉相反。这样俗调违背了本阶级的文化传统俗和审美特征，偏离了　“发乎情，止于礼仪”的儒家之道，受到了士大夫文人的讥讽。《戚氏》（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这首词运用了铺叙手法，体现了“柳词”大量运用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市井新声和“长调慢曲”来创作，以赋为词，擅长铺叙的特点。

苏词把词体文学从民间引向文人并逐步雅化，柳永恰恰相反，将词的风格又拉回到市民化、通俗化的创作道路上去，这无疑是对宋词的发展所做出的一次重大的革新与开拓。

苏轼之变主要体现在“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了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然尘垢之外”—引自（胡寅《酒边词序》）。苏词打破了以婉约为主的传统，“以诗为词”，开了一代“豪放、清新的词风”完成了词“从俗到雅”的转变，使词类同于诗而又别于诗的一种抒情言志工具。

“柳词”向市井化、通俗化的方向变，而苏轼词则向着“文人化、雅化、诗化”的方向去求变，这就是“以诗为词”，苏轼词既摆脱了花间词和柳永词的影响，又符合“发乎情，止于礼仪“的儒家之道，苏轼词的出现使词从以娱乐为主，转变为以抒发个人的人生感受为主，从而具有了与诗相同的功能与作用；同时也带来了词内容题材的扩大，艺术境界的拓展、品格地位的提高。苏轼词的变化可从其《江城子》、《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两首词艺术境界拓展，一洗晚唐五代以来词的绸缪宛转之态豪放词的代表作等作品看出。

苏轼词的出现使词又步入了文学殿堂，而此前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其描写儿女情长张扬个性解放的词并不少。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文学无论是诗歌还是词其雅俗共赏的写作倾向总是交织着、碰撞着。从唐诗宋词发展流变来看，中国文学雅俗共赏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文学的创作无疑是带来了点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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