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甲辰会试和汴水秋声

古国梁园随同大宋悲歌一同埋进开封黄沙底下的时候，曾因“汴水秋声”而盛誉天下的壮丽景色也作古千秋，以万分纯真的情感陪伴着长埋于黄沙地底下的历代王朝而悲鸣叹息。于是开封古都，这富甲天下的世界大都市，从此王气不再，帝都匿迹，无论胡人之金国，还是短命韩林儿之龙凤，无论是李自成三月不下开封，还是太平天国北伐失败而饮恨汴梁，终不能圆一统华夏之帝王梦，最后被一层又一层厚积的黄沙吞噬尘封。自胡马窥江去后，历金历元蒙，还有大明天子和大清帝国，开封最终不能以王者之都重现昔日东京开封府之风采，即或是晚清慈禧太后,不管是其心血来潮，还是情有独钟，1904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甲辰会试”借闱开封，也根本无法挽救业已承受太多苦痛太多创伤的东京开封府的悲剧命运，昔日帝都繁华只能在回光返照夕阳西下中悲吟州桥夜月，唱和汴水秋声。

一

“得中原者得天下”，得开封者也得天下乎？历史的格言未必就一定那么高论！如果说咸阳之地当王天下，中州洛阳之地、江南南京之地、塞北燕京之地当王天下而承平宇内五族归一，那么一马平川的汴河梁州实难承载中华祖宗之龙脉，即或为王开封者也是外强中奸，四面楚歌，不得一统，何哉？试看战国大梁，五代开封，北宋大金，七朝古都592年历史长河里，哪朝哪代何曾以一天之荣耀而四海归一？有位林中逸者曾经嬉言：当年宋徵宗听信道士之言而造“寿山艮岳”，就是因为开封汴河之地水多山少而阴盛阳衰，文强武弱。立国当以山为阳，水为阴，山水相宜则国运昌盛，万寿无疆。况且赵氏王朝只因是从柴氏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江山，其龙脉不顺，龙脊不正，故宜造“寿山艮岳”而立阳（宋赵氏宗室女多儿少）焉。我读不懂《周易》，自然不解阴阳八卦之学，只当出世赋闲之人故妄言之：朔方燕京何以王天下？乃因北京故宫之中轴线就在俯瞰中华的景山龙脊上，一条龙脉从景山一直向南延伸，北起于蒙古高原，南止于大海深处，附以北海春花雪月，是故燕京之地紫气萦绕，王气浓郁，于景山之巅振臂一呼，能不万国会聚，文物荟萃，四海趋之贡之而朝中华乎？逸者继言：开封乃中原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既使逐鹿中原者立国，当为国之第一姓者方可居之，因此以赵姓立国或可为之。但由于赵氏子孙平川立马，偃武崇文，又滥征“花石纲”而人造“寿山艮岳”，损阴滋阳而适得其反，致使其阳不立，已悖天理，致使狼烟四起，大宋亡焉，天下不再为赵矣。是为嬉言耶？难怪今天有人提出《新编百家姓》以“王”姓居首而取代原《百家姓》“赵钱孙李”首句之“赵”氏，看来是事出有因了。

成书于北宋初期的《百家姓》，以开封赵姓为首，钱姓次之。试想，在“打下八百军州都姓赵”的日子里，在江南钱氏吴越王朝归顺北宋的日子里，吴越钱氏子孙著书《百家姓》以传世，赵能不为国之第一姓？难怪当年开封一个叫“俺三”的犹太人后裔被大明皇帝赐予宋王室宗姓“赵”而被视之为整个犹太民族的骄傲。其实在开封的记忆里，有一条定论：得天下者必得中原，不管赵姓钱姓！无论秦皇汉武还是元蒙大清，无一不以开封重镇为要津。开封人的记忆深处，还有一条定论：得中原者未必能得天下，纵使国姓赵氏王朝尚且如此，何况他姓哉？我们不妨来看看大宋以后的开封几朝为王者的历史命运吧。

先看北方金国，其势在吞河山，御宇内。当是时，一举亡宋之后，开封已得，中原在握，何以仓皇北顾？以其刀箭之锋，马蹄之疾，竟不能南下临安，横扫西南，一兵一卒止于李纲宗泽岳飞之大刀长矛间，不管是弑兄篡权而为金帝的海临王穷兵窦武，还是当年东京留守一代明君金世宗开明治世，始终三面受敌，望洋兴叹。建炎元年(1127)三月，金仓皇北上之时，立张邦昌为楚帝(仅33天)托管开封。四月，金兵掳徽、钦二帝北返之后，宋以宗泽为东京留守，率兵拒金。时无多日，张邦昌被杀，33天儿孙皇帝，连皇宫妃子都还没有来得及辨认，便身首异处。金天会八年(1130)，金兵再陷东京，立南宋叛官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帝，都大名(今河北大名)。天会十年(1132)，刘豫为协助金国以抗南宋，乃迁都于汴(今开封市)，统中原秦中之兵辅金犯宋。刘豫曾梦想做一个长久儿孙皇帝，哪怕学当年石敬瑭。如此民族异类，能有善终？中原乃大汉民族魂灵铸就，有宗泽、岳飞、韩世忠等中华儿女以冰锤击鼓，热血荐轩辕，岂能容得你刘豫丧家辱国？刘豫因抗南宋无功而返，又累遭败迹，不久被金贬之蜀地，之后病死蒙古草原。当其成为孤魂野鬼之时，方才醒悟这开封不是谁人都可称王，何况是大汉民族之败类！

有人说胡人王天下，必学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治国谋略，但万不可帝都中原。五胡十六国如此，五代契丹辽国如此，金国元蒙大清莫不如此。1214年金宣宗为避蒙古军进攻，从北京迁都南京(开封)，饮马江南，同样不得善终。也许中国的老百姓天性善良，他们并不在意谁为统治者，他们只在意统治执行怎么样的民族政策和土地政策，使民修养生息，即使能够争得如同北宋真宗时期起，使民不知兵革，黄发垂髫嬉戏柴糜，亦可视之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然则，在金国移都开封的20年里，绝交西夏于西北，交战南宋于江南，北受侵扰于元蒙。三面开战，终于灭亡。金朝都开封之日，不但没有为开封百姓带来半点福祉，相反，当元蒙铁骑中原之时，是为开封告别王者都城之始，从此王者难再，紫气散尽。历史记得，那是1234年秋风扫落叶的时候。

也许，纯朴的中国农民也曾梦想过自己在这“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开封古城建立起永远属于自己“耕者有其田”的太平政权，在官逼民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刘福通曾经这样尝试过。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红巾军首领刘福通率兵攻下汴梁之后，刘福通把韩林儿从安丰(今安徽寿县)接到汴梁，建国号为宋，年号"龙凤"。其实开封人心里也巴望农民军能够自己建立政权造福百姓。然而这些难成建制的农民军，势单力薄，何以成就王者之气？开封龙凤政权仅艰难生存一个春秋，就在次年八月，汴梁被元军将领察罕帖木儿攻破，刘福通和韩林儿被迫退往安丰，后被朱元璋所杀。历史终于敲响了古都开封592年王者都城的丧钟，彻底宣告作为帝都的开封历史永远结束！

二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是《诗经》里描写黄河的句子。　其实自有《诗经》的时日起，中原人民就期盼着河清人寿，国泰民安。黄河，黄土地，皇帝，黄皮肤，这一切黄色特征，把这条流经中华心脏地区的母亲河尊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汉书．沟洫志》就曾经这样高度评价黄河。然而当母亲河在孕育中原经济历史文化的时候，其造福人类的另面，则是90％来自黄土高原每年以16亿吨泥沙紧紧拥抱滚滚东流的黄河之水，　淤塞湖泊，冲决丘陵，抬高河床，涤荡平原，不可一世。更有甚者，当开封王者霸气江河日下的时候，“三年两决口，百年大改道”的黄河之水日渐暴虐，在人为的掘堤毁城和自然水患毁灭城池的时候，黄河终成“中原之忧患”、历史之罪人。

兵革战乱是开封古城遭受灭顶之灾的根本原因。　在开封为都的历史岁月里，因为战争的需要，不，因为夺取政权的需要，因为一统河山的需要，因为保家卫国的需要，开封居然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和牺牲品，黄河则成为了政治斗争用以遏制战争毁灭文明的工具。据初步统计，历史上因为战争需要人为决堤毁城或者自然灾害致使开封古城遭受灭顶之灾的历史事件就有40多起！如果历史可以重现，我们不妨走进那苍凉的时代，去看看那撕心裂肺的岁月伤痕。

开封古城的第一次“灭顶之灾”，发生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为了征服中原，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彻底消灭山东六国（战国七诸侯国中，除秦国在崤山以西外，其余六国韩、赵、魏、楚、燕、齐均在崤山以东。故称“山东六国”），利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战术，先后消灭韩赵两国之后，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派大将王贲攻魏，因久攻不下大梁，最后王贲一怒之下经黄河引鸿沟之水灌大梁，大梁成为泽国，水围3个月后，繁盛一时的大梁古城化为一片废墟。这是大梁历史上第一次因为秦国一统而毁灭文明的最早记录。作为殷鉴，我们今天在品读和平解放北平，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准用重炮解放上海的那一篇篇壮丽诗篇，才会感动不已。因为为了一统而残酷地毁灭物质文化之文明，实在不是人类进步的希翼。如果那样，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故宫和大上海，应该与圆明园无异。试想开封古都，如若不是战争人为的毁灭，岂能出现七朝古都长埋于泥沙之下而饮恨黄泉乎？若不是战争人为的毁灭，黄河岂能改道开封汹汹然而东乎？

开封古都，终因一汴水而定兴衰。战国时梁惠王引黄河水而凿鸿沟，梁国中兴。隋朝时因凿通济渠，使鸿沟一跃而成汴河（即通济渠），于是汴河便成为后来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开封发展史上最鼎盛时期的北宋王朝之所以定都于此，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京杭大运河的中纽地段——汴河漕运空前繁荣（通南北，贯西东）的缘故。明朝朱元璋本欲移都开封，终因汴河淤塞，漕运不通而作罢。然而汴河之红颜尽失，繁华不再，其祸起于靖康之耻。1128年二帝被俘后，钦宗之弟宋高宗赵构（南宋第一皇帝），建立的第一个丰功伟迹就是在河南滑县西南，扒开黄河大堤，准备引黄河之水，阻挡金军南下。结果决堤止兵不成，反而导致黄河入泗水、再进淮河而“夺淮入海”。这一下，黄河动了真怒，从此开始了“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天然水患。开封正好成了黄河万里的“豆腐腰”，也迫使京杭大运河被迫改道。曾经因汴水而兴的开封，即成为濒河之城，屡遭洪水肆虐之苦。那曾经兴旺了千多年的汴河终被滚滚的黄河夺道，渐渐废弃、淤塞、消失……世界第一繁华的国际都市开封大梁也随同汴河而废弃、淤塞，长埋于黄沙底下悲鸣。

开封的悲剧并没有就止结束。无论是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也无论是推翻封建王朝的战争还是驱除倭寇的抗日战争，开封总是无法摆脱被黄河之水吞噬的危险。

明朝末年，李自成为了推翻早已腐朽没落的大明王朝，于1641-1642年连续三次率义军攻打开封。特别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第三次攻打开封时，三月不下，战事激烈。但是令开封人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战争的最后结果，竟然是在开封之北的黄河大堤残忍地扒开两处决口，使城外一片汪洋，城内更是水深数丈，浮尸如鱼。洪水过后，城内原有的37万多人口，幸存者不足3万人。开封城不仅成了废墟，更成了人间地狱，古老的开封城整个被黄沙埋在地下数米之深，连相国寺高大的弥勒佛也仅可见头颅和手指，似在为遭到劫难的生灵哀悼，而有宋以来所有的豪华建设，仅剩城内高地的铁塔孑然独立，尽阅沧桑。这是继秦将王贲水淹大梁之后又一次对开封古城犯下的滔天罪行。尽管这次决堤究竟是谁所为，历史存在争议，但无论是大明官兵，还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决堤毁城这种灭绝人性的通天大罪，历史是永远不会原谅的。如果是大明官兵所为，就正好说明大明王朝在自掘坟墓，气数已尽，如果是起义军所为，那么李自成用涂炭生灵的方式来建立所谓的“大顺”农民政权，其“均田免粮”又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中国的地图上本不该有开封，开封之地也本不该启拓封疆，导致群雄逐鹿，兵家必争，就连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也难免于灭顶之灾。1938年6月6日，日军侵占开封，建立日伪政权，开封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之下，陷入了倭寇蹂躏的水深火热之中。同年6月9日，蒋介石不但不发兵收复开封，反而退守宁汉，为了阻止日军南下进攻武汉，竟理直气壮地命令部队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浑浊的黄河之水从天而降，顷刻间淹没了开封城，致使几十万豫中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我常在想，当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他是否也在反思当年以几十万中原人民的性命来阻止日本侵略者进逼武汉，这不正是对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的最好诠释么？失道者必失民心，得道者必得天下，当为国共两党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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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使开封古代物质文明尽遭毁灭，决堤毁城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战争掠夺以及战争带来的温疫流行而造成的历史灾难，开封人民遭受的苦痛决不比决堤毁城而逊色。

开封为都之日起，第一次被疯狂的掠夺当数五代时期契丹北辽血洗开封之时。辽会同十年(947年)，辽太宗灭后晋驻兵开封，意在驻马中原。但辽太宗所料不及的是，驻军不久旋即撤军北返，何哉？原来是因为“纵兵掠刍粟”，即打草谷。据《辽史·兵卫志上》载：辽初，军队出征，“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由于进驻中原的辽军四出打草谷，开封古城被辽掘地三尺，寸草不留。中原人民苦不堪命，被迫奋起反抗，使辽军再也无法觊觎中原。虽然赶走了契丹辽国，但血洗以后的开封古城元气大伤，一时间只好古道西风瘦马了。

金国从契丹辽国分裂出来且最后灭辽者，慨因较之辽国更加残忍之故也。1232年，也就是在金国行将覆灭的前夜，一场意想不到的温疫与杀掠致使开封又一次蒙受灾难。当时，蒙古元朝铁骑举鞭开封，久攻不克，一场温疫却悄悄袭来，席卷汴梁，无情地吞噬着一个个可怜的生命。当数十万军民的冤魂伴随黄河之水击浪悲吟时，开封城内却雪上加霜，金兵为了作最后的挣扎和抵抗，在温疫漫延之际，竟然在城内大肆搜刮钱帛粮物，如同契丹辽之“打草谷”，导致城内大饥，市民争相食之，其状惨不忍睹。虎毒不食子也许指的和平温饱时代，一旦饥不择食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呢？只不知开封“人相食”的历史记忆，谁该承其责了，但愿不会作为永久的缄默而尘封于竹简书牍之中。

如果“打草谷”与“人相食”是因为野蛮抢掠给开封人民在生存上带来的无穷灾难，那么金兵两次血洗开封的惨无人道的烧杀掳抢，给开封古城带来的则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毁灭，这是毁灭历史文明之伟业在兵革战乱中的集中体现。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亡国之君宋钦宗赴金营献表受降后，金人纵兵在开封城内烧杀奸淫，同时对城内金银丝帛、图书字画、文物珍宝等大肆掳掠。更有甚者，金人丧心病狂地掘墓鞭尸并全部烧毁北宋皇陵。这还不解恨，直到把包括皇帝在内的宗室贵族、百工艺人掠往北方（开封市民南迁避难者不计其数）。这是开封历史上的又一次历史性灾难。近170万之众的国际大都市，转眼间如风卷残云，人物无全非，城内仅剩5万余人。为抵抗金兵入侵，曾经集北宋举国之财富而人工造成的有宋一代皇家园林艺术之精华“寿山艮岳”，亦全毁于亡国战争，瓦砾不存。如果说1900年大清圆明园被八国联军野蛮焚烧之后，被烧被抢而造成中国古代文明的毁灭与文物的流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那么，开封北宋都城被北方金兵的烧杀抢掠，于一个历史朝代的古都而言，其毁灭与抢掠的历史意义，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能有什么区别吗？只不过一为外侮，一为同室操戈罢了。也许有人会说，幸好开封的古代文物尽数被金人掠去，要不全被无情之黄沙吞噬，那才是可惜。试想一代文明的毁灭与抢掠能这样去诠释与评价吗？

三

1938年，中国著名的词作家光未然和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谱写了一曲世界精典《黄河大合唱》，轰动了世界，震撼了华夏。“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是对黄河两岸人民苦难的艺术概括。也充分表达了黄河两岸人民战胜苦难的决心。如果时光倒流一千年，在没有光未然冼星海的时代，是否也有人能够用艺术的形式来描绘那咆哮的黄河给中原人民带来的苦难呢？

艺术可以音符表达，艺术同样可以用方块字表达。在开封古都的记忆里，中国方块字通过赋比兴的手法写成竹简书牍，一串串一行行，都在吟诵着昔日开封的悲欢离合，兴废存亡。我们不妨先看看下面这段朴素的情感描述。

据有关史料记载，历史上开封附近的黄河曾经42次决口，古城曾经多次遭到灭顶之灾。如今黄河河床比城内地面高出近12米。地下，历次黄河水患使6座古城池深深淤埋于地面之下13米深处；地上，则因黄河泥沙淤积使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了河高于城的“地上悬河”。“城在釜底，仰视黄河”已经成为开封与黄河历史的真实写照。两种都堪称世界奇迹的景观同时出现在这一座城市，实属罕见。这既是开封之不幸，也是开封不幸之幸。

开封——悬河，这种奇特的景观来自于战争的伟力，来自于自然灾害用天然的艺术大师的手笔而创造出来的人间奇迹。忽地，我感觉到，世界上好多好多的人间奇迹居然是在鲜血和毁灭的绞痛中创造出来的。透视开封古城奇观的背后，那就是血淋淋的灾难与悲凉。而这苦难与悲凉之问世，除去战争给古城以毁灭性的灾难是直接因素外，水土流失导致黄河决口而造成的自然灾害则是导致开封古城萧条废芜的客观原因。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翻开历史，就会让一串串惊人的记忆而震惊。自然也会让我们由衷地感叹那失去昔日光辉的古城所饱受苍凉后的刚毅与坚韧。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于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决口，主流经开封城北20里，向东流去。

1305年黄河决口，开封城变成变成一片泽国。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黄河决口，水自北门入城，淹没官民房舍甚多。

惠帝建文元年(1399)，黄河决口，水自封丘门入城，宫廨民舍塌坏甚多，城内长期积水。

成祖永乐八年(1410)秋，黄河决口，毁城200余丈，"民被患者万四千余户，没田七千五百余顷"。

英宗天顺五年(1461)七月，黄河再次决口，水自北门入城，官私房舍，淹没过半，居民死亡无数。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黄河自张家湾(今开封市水稻乡)决口，冲毁护城堤，水自南门入城，城内积水深丈余，水浸8个月之久。

…………

以上仅仅只是北宋以后的一些零星记录，就已经字字流血，句句含悲。黄河每一次咆哮必定伴随着数万生灵在中原上空悲泣。试想开封能经得几多磨难？漫天的战争与无情的水患早已经把曾经王者霸气的开封古城折腾得精疲力竭，真气尽失，再想回首从前恐怕早已力不从心。今天我们读着这字字悲吟的诉说，在慨叹古都不再、逝者如斯之时，不禁使我想起了四位值得我们永远敬重的人。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人故事感动了中国几千年，妇孺皆知，家喻户晓，这是治理黄河最早的功臣。民族英雄林则徐，这位因鸦片战争而被贬新疆伊犁的老人，在被贬途中，黄河又一次决口，危及豫中数十万生灵。林公在王鼎的竭力保荐下奉旨堵复黄河，修成9公里长的大堤，人称林公堤。这位爱国如斯爱民如子的林公，堵复黄河后复上被贬征途，于次年二月离开开封汴梁的时候，黄河静静东流，林公堤却在呜咽悲泪——因为它知道林公此去大漠就是诀别。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10月31日，时代伟人毛泽东视察黄河，语重心长地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是划时代的呼唤，如定海神针降龙伏虎，致使数千年为患之黄河从此闭上了那吞噬文明的血口，缓缓东流。还有一位亲力亲为站在泥沙之中指挥堵复决口的帝王，那就是北宋第二代皇帝赵光义。北宋初年，身为帝王之尊的他，居然在黄河的决口处赤脚徒身走进决口河滩的泥沙之中，亲自察看并指挥堵复决口事宜，不管近臣们如何劝阻，也不肯离开，直到将士用力堵上决口后才回皇宫。毋庸质疑，整治黄河的历史画卷上，赵光义作为王者之尊，堪载千秋。较之秦始皇、赵构、李自成（？）、蒋介石，千秋功过，尚须品评乎！治理与毁灭，功德自在人间，罪责亦当昭然于世。这是良知与愚昧的较量，这是天理与野蛮的抗争。

今天，在开封以北的柳园口的黄河大堤上，可清楚地看到黄河之水已明显高出两岸的地面。堤北，黄河在头顶上咆哮奔腾；堤南，村庄、树木、农田，好像落在凹坑里，连那风中飘扬的杨柳梢，也在轻拂着大堤脚下的尘沙。近年来经过实地测量表明，柳园口黄河段的河床底部，比宋金皇宫遗址处的龙亭公园高出11.49米。这并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是一处中华奇观，一处世界奇观！大凡经过悬河的中外游人，莫不注足于斯，留连于斯，感叹于斯，这就是悬河历经数千载，用数百万生灵与开封古都592年历史文明的毁灭而铸成这般震撼世界扣人心弦的悲壮与魅力！

四

黄河不曾有过的流逝，不曾有过的伤痛，更不曾有过的悔恨，尽付之于滔滔东去的一曲曲咆哮和悲鸣，尽浓缩在泥沙底地下致死不屈的呻吟。开封什么苦难没有经历过，开封什么艰难没有承受过，开封什么委屈没有忍受过？可就是这开封，在蒙受着中国历史不应该发生的千万次惨痛之后，却始终以顽强的生存毅力挣扎着活下去，为重现天日玩命地呐喊着。历经兵燹水患的古都开封，在一次一次的毁灭中重建，又在一次一次的重建中毁灭，死死生生，痴心不改，死死守着自己那不可放弃的“根”！不管历史上多少次重建，它始终在大梁古城的地基上，以北宋“御街”为中轴线，在其旧城址上修建，形成奇特的“城摞城”现象。

开封古城，无论作为帝王之都还是作为中原重镇，这东西南北之咽喉，兵家必争之要冲，“得中原者得天下”使历代王朝所抱定的一个万世不可磨灭的理念。因此，开封古都从梁惠文王始，到北宋金国王朝，到元蒙明清，必定毁而重建，荷戟居关。据有关史料记载，开封古城重建，从土城墙到砖石城墙，曾有五次较大的重建与扩建工程。

自魏惠王迁都大梁之日(前364)起，到明(1368)重修败落的开封古城，历朝历代这开封古城城墙都是筑土为墙，构木为巢，难承水患。因此无论是唐朝永平军节度使李勉，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在大梁都城衰落千年之后第一次大规模扩建汴州城（扩建后城周长20里155步，城门10座），还是北宋赵氏王朝，用168年的时间加固扩建，使汴梁开封府成为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国际大都市，但开封始终还是一座土城墙。

有人说，中国历代王朝的城市建设之大气，始于朱氏明朝，为以前历代王朝之最，更体现了大汉民族王者天下的霸气。不说北京故宫的雄伟壮丽，不说南京城的清秀与霸气，只说西安古城与开封古城这两座中世纪城堡的修建，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化永恒的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随着大明王朝对战争和自然灾害防患意识的增强，自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重修开封城墙，才真正意义上改土城为砖城。其城墙周长20里190步，高3丈5尺，宽2丈1尺；城濠深2丈，阔5丈，仅次于西安古城墙（长13.912公里，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这次重修古城，较之原北宋皇城更加坚固霸气，虽然此时的开封已经不再是王者之都。但明代开封古城墙上的每一块城砖，犹如一页页远古书函，永远成为解读这座七朝古都的《四库全书》。

到了大清帝国时期，开封作为七朝建都之地，昔日“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名都大邑，使开封在中原民众心目中的中心地位和名气是中原其他任何城市不能比拟的，更是无法替代的，因此清政府为了维护中原地区局势稳定和繁荣，在明朝古城的废墟上，对开封古城又进行了两次重修和扩建。一次是清康熙元年(1662)，在明代开封城墙的基础上对全部城墙重新修葺，同时还加固了五座城门，虽然“营建如旧制”，但为保存古都遗址，同时也为确保中原重镇的历史地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次重修开封城墙是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这次扩建，使城墙周长增为28里许（已超过西安古城墙周长），高3丈5尺，角楼4座。使开封古城比明朝时期更加大气壮观，这次重修为开封继续作为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镇以及开封古城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大清帝国“得天下者必得中原”的战略思想的体现。中国在则中原在，无论开封曾经有过多少苦难，无论是哪个民族建都何处，只要是我大中华的兄弟同胞，都不会遗忘开封，轻视中原。中原在则中国在，因为这是中国的腹地，这是统领华夏通达四方的要津，无论哪个民族哪朝天子建都何处，只要是我大中华的同胞兄弟，都会倍加宠爱，百般呵护。因此尽管开封作为古都，已经王气不再，但“城摞城”于黄沙底下的六座古城还在，纵使将来某一天由于某种原因还有六座十座古城长埋于黄沙底下，我们同样会比明太祖、康熙大帝、道光皇帝大百倍甚至万倍的魄力重建开封古城，因为这里永远是我们大中华之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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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开封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数千年的沧海桑田中，失去的太多，能找回来的实在太少；作为一座历史古都，尽管古城可以毁而重建，而王者霸气不可再得；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社会缩影，尽管古城封建文化底蕴尤在，而外儒内法的封建宗法专制集权政治早已粉碎。今天我们不管黄鹤已去，古城已矣，有这样一组数字，却永远刻写在开封的记忆里：605-973-1070-（1384-1487）-1905,这是看似一组毫无关联的数字，然而正是这一组数字，它见证了开封古城的兴衰，它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繁华鼎盛时期的时代象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末日挽歌。这一组数字，把中国自隋唐至晚清1300年的官场政治，钩栏瓦肆，商贾钱庄，优伶妓艺，才子佳人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它是中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它是中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国运兴亡的象征！

如果我们闲坐小窗，煮酒茗茶，近看闲云野鹤，远眺落日斜阳，在漫不经意间透析这组数字背后，我们一定能够品味到“墙外蟋蟀叫，夹道萤火明”的无奈，也能感悟到“未登青云路，先进枉死城”的苦涩，更能品尝到“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惬意。原来这就是中国1300年以儒立国的科举取士兴亡历史的真实写照，也为开封古都最后的回光返照打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国科举取士制度，始于公元605年隋炀帝进士科的设置。这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封建门阀士族取士制度的巨大冲击，敲响了封建门阀士族宗法制度的丧钟。从此寒门学子，纨绔子弟，都能凭借真才实学科举进士。儒家孔子“学而优则仕”之祖训由此才得以真正实现。期间，中国科举制度经过了乡、省试两级制（隋唐——创立期），乡、省、殿试三级制（宋元——发展期）和县、省、京师、殿试四级制（明清——成熟期）三个历史时期。成于隋唐，完善定型于北宋，成熟于明清的科举取士，到1905年晚清王朝被迫废止，整整经历了1300年红红火火的岁月。

科举考试与开封有缘：完善定型之盛宴于斯，废止科举之最后晚餐于斯。据史载，科举制度的初步完善为973年，最终定型为1070年。宋太祖开宝六年(973)，为了纠正礼部省试中存在的取舍非当现象，在讲武殿亲自测试已中与未中进士者195人，最后录取了127名进士，开创了中国科举考试殿试取士之先河。当时殿试内容，主要由皇帝亲自测试诗赋二题，尚未涉及治国之“策论”。到了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改革科举，明确规定殿试废诗赋、明经诸科，改试策一道，遂成永制。从此，中国的科举考试定型为乡、省、殿三级考试制度，而且殿试必为“策论”。这一臻于完善的考试制度，直到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而代皇帝钦定进士止，历时834年。

或许因为开封是科考制度最后完善而定型的摇蓝，中国最后一场科考居然不设京城，而恰好又设在早已不为帝王之都的开封，并且废止“八股文”取士，以“策论”之成败取士。这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发展使然。我们知道，中国科考定型的标志为“乡、省、殿试”三级，殿试必考“策论”，而之后中国科考制度进一步成熟的标志者有二：一是明朝洪熙元年（1425）由一卷制逐步完善为分卷制（分卷制是针对全国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而制定的，对于全国文化的发展与协调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实行单纯文化考试取用官员的情况下，分卷制起到了补充文化考试局限性的作用）；二是明朝宪宗成化年间为规范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作为试卷规范的标准。“考试规范化是考试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进步”。“八股文虽然有其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个方面……对于荐举来说，科举是一个进步：就科举考试自身来说，八股文考试比其以前的经义考试又是一个进步”（白尊彝《中国通史》）。然而，在晚清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时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已经成为国人之共识，西学东进，举办学堂应运而生，1902年1月，清政府诏书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898年创立）管学大臣；1901年11月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创立山东大学堂；1902年河南大学堂在开封创立（即后来的开封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并入河南大学）。全国各地相继开办大学堂约20所。当是时，学堂虽办，但科考依旧。各地官员和士绅对于兴办学堂多持观望态度。众多士子仍然期望在科举中博得功名。在此情况下，晚清政府听取山东巡抚袁世凯“逐年减少科举名额，以学堂的学生名额补充”的建议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上奏兴学育才的四项主张（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劝游学），终于放下大清帝国那高傲的头胪，折衷下诏：不废科举、但废八股，考试内容改为策论；停试武科取士，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恢复经济特科。这就是甲辰会试不考八股文的真正原因。始于大明成化年间的八股文取士，当年康熙皇帝对十数年寒窗学子“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的感叹业已成为历史的尘烟。近500年最完备建制的科考历史也在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癸卯学制”的时代浪潮中彻底崩溃。

开封见证了科举考试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也见证了科举取士最后的落幕；开封见证了兴办新学的历史壮举，也见证了废除科考的历史无奈。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年(1904)，癸卯顺天乡试、甲辰会试两考均在开封河南贡院举行。两次考试仍各为三场，但内容却有重大改变，首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并规定不得用八股格式。这是在京师大学堂开馆后、山东大堂开馆后、开封大学堂开馆后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时代自明成化年间以来第一次废除八股文、废除武举而使用“策试”的科举考试。也是有宋以后，开封最后的辉煌。

开封人做梦也不曾想到，开封贡院在沉默了777年之后，在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庚子事件”余烟散尽之际，大清帝国居然第一次顾不了帝王之尊颜，在用北洋海军军费建成的颐和园里，末代太后钦定癸卯顺天乡试、甲辰会试的考场均设开封！也许当时光绪大帝和慈禧太后也不敢相信，这就是中国最后一场科举大比！

1902-1903年，两省乡试，赴考士子数万人。1904甲辰会试，全国赴考的举子数千人。钦差大臣，主考官员，轿马相连。还有应试者之仆役、伙计以及随之而来的贩夫、商贾，钱庄、书铺、优伶、艺妓等接踵而至……一时间，数万外乡人齐聚开封。考场外，运河码头，舟车往返；开封城中，人头攒动。昔日大宋开封会试场景又一次再现。考场内，上万间考棚林立，无数士人擦肩顾盼，泼墨抒怀，其喜笑悲戚，宠辱得失，将举国之目光牵绊悬系于斯。

踏着晚清覆亡钟声的脚步，打马御街前，看尽开封花之中国末科进士，无论是末科状元刘春霖（总统府秘书，后以瓕字为生）、榜眼朱汝珍（不知所终）、探花商衍鎏（留学日本，任宋子财政部秘书。新中国国家文史馆副馆长），还是末科会元谭延闿（湖南都督、行政院长）、末科进士沈钧儒（民主人士）、汤化龙（众议院议长）等辈，都成为了开封这张历史名片上最后的荣耀。

今天，河南大学老校区主干道东侧，有两通贡院碑立在碑亭中，是为河南开封贡院所在地。那两通贡院碑，是中国科考最后在此举行的见证。“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势必成为寒窗学子未来迷茫之中的另外一种期盼。

昔日的开封贡院，虽然早已作古黄沙底下千年，却浓缩了中国科举取士的兴衰历史，今天的河南大学，虽然风雨沧桑已逾百岁，却浓缩了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希望。作为一种人才选拔与培养制度与实施地点，无论是开封贡院，还是河南大学，在历史上都为不同时代统治阶级育才举荐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1905年，当国家面临多事之秋际，“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立振作实同一刻千金。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封疆大吏张之洞等老臣谋国，罢科举开学堂之陈情眷眷，山河为之动容。如果说废科举而兴学堂，标志着中国教育开始走上了专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不如说这废立之间，标志着一个民族自强独立，一个国家企盼新生崛起的信心和愿望。东方睡狮终于在科举的丧钟声里惊醒！

“著即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张之洞等奏折拟定了废除科举、兴学善后五条事宜：尊经学；崇品行；宜速造就师范；学堂未毕业暂勿率取；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办理。”紫禁城的上谕终于敲响了中国科举人才举荐制的丧钟，同时也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政治文化制度的丧钟！伴随着武昌起义的炮声，郑重宣告旧中国数千年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彻底结束，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即将春风化雨，如日中天！

随着甲辰会试的落幕，开封汴河历史永远为黄沙积压尘封，昔日州桥夜月，汴水秋声，在相国晚钟的诉说中逝者长矣，只有那两通沉默不语的贡院碑，静静矗立，目睹着风雨沧桑的人间往事，感悟着大国崛起的心灵躁动。还有那悬在头顶上永远奔流不息滚滚东去的黄河，在咆哮中悔恨昔日的贪婪，在温柔中脉脉地安抚古城往日的忧伤，呵护着古城过去未来的尊严与伟岸。

2009年1月6日深夜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