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小文章《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什么问题》；今天，又看了一篇小文章《要钱还是要命》。我颇有心得，把两篇文章合在一起：生存还是死亡，是一个要钱还是要死的问题。

两年前，宣传部组织大家去贵州赤水河采风。下榻宾馆，吃过晚饭。大家一起上楼回房间。不知是谁提起宣传部的勇。我接上一句：“勇，今天咋没来呢？”容老大姐冒出一句：“十八层地狱去了。”她刚说完赶紧捂上嘴，她信佛，连忙又补上一句：“勇，正在向阳间投胎呢！你不知道吗？他去年得了肝硬化，长腹水死了。”

我真为勇惋惜，他才28岁，英年早逝。几年前，他扛着摄像机来车间。在拍摄间隙他笑着问我：“你封笔了呀？”说得我像电影里的状师宋世杰，还玩封笔。不过，我还真没写点什么，我怕有人说到写。勇却不一样，宣传部的顶梁柱，扛着摄像机天南地北地到处跑，谓之“商业需要”。今天，他去一趟广州，便是一篇《……抢滩珠江角洲》，洋洋洒洒一万字；明天，他去一趟西安如椽写道《……登顶华山论剑》，文风飘逸二万字；后天，他去一趟东三省，敲击键盘《……征战东三省》，报告文学三万字。笔锋有金庸之风，充满商业的血腥味。这还不算，常和部长出门陪酒，今晚喝、明晚喝，又每每喝得酩酊大醉，日积月累，终于，肝硬化不期而至了。过去，说到工作忙，他也是无可奈何地笑着摇头：“身不由己呀”。况且他又是一个特事业的人，真的哪天叫他休闲，他浑身不痛快。我知道勇不是那种为了挣稿费而挑灯夜战的人，他是事业心驱使他时时处于亢奋状态，他在用健康为生命埋单。自己写不说；老婆也写a3纸占了一个版面。勇走后，留下一个一岁大的孩子。

写到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人性方面的问题。假若一个男人永远合上双眼，自己的女人，成了别人的女人，自己的孩子成了别人的孩子，自己的财产成了别人的财产，他会怎么想？再假若一个女人永远合上双眼，自己的男人成了别人的男人，自己的孩子成了别人的孩子，自己的财产成了别人的财产，她又会怎么想？他或者她绝不会洒脱地说：“我会含笑九泉的！”。除非这个人，真的到了耄耋之年，也的确是该淡看一切的时候了。

去赤水河的这群朋友再也没提起过勇。大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登燕子崖观飞泻的瀑布，观赏千年活化石桫椤树，沿着一条古镇信步，一路行云流水，留足人影。总之，没人说他要去写锦绣文章。自然界就是这样，该过去的，留也留不住；该休闲的，一律踱起碎步，倘佯于大自然中。生存还是死亡，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从莎士比亚的创作的话剧名言来看，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其实，在生活中人们在处理起复杂事物来，也应该简单化，少一些纠结，少一些牵扯。昨天中午，我下班时，听见消防车在鸣响，以为哪里失火了。我经过一个小区时，消防车停在院子里，特警、消防人员正在搭充气床垫，一栋五层高的房子，一位蓬头垢面的男子准备跳楼。生活窘迫？失恋？楼下的人这般揣测。几分钟时间，男子被劝说下楼来了。（刚打到这里，又听见消防车在响，猜测是不是男子又在玩跳楼哟？也不怕浪费社会资源）。当然，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同情心去帮助这类人，但老是玩，甚至想玩成新闻，那就有点让人觉得神精质了。

死亡，这个话题的确凝重，让人不愿提起。但不提起不等于不想起。我不知什么原因，白天，悠悠闲闲的，可有时一到夜晚，总是想起这个问题：也许我还能活三十年、四十年，充其量六十年，但日子总是在做减法，要是能做加法就好了。接着往往是莫名的恐惧。当然，第二天我又变得活蹦乱跳了，恐惧只留给黑夜。不过，我还真不怕死。小时候看电影多了，渐渐地变得爱憎分明，最痛恨叛徒，骨子里流淌着一股子正气。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好像命运从来没给我提供慷慨的机会。我知道，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也不是人人能当的。不过，一位西方专门拍摄动荡、战争的摄影记者的一句话，说得特别耐人寻味：“很难说，我应该为一次战争冲突，该捐出一条脚或者一条胳膊。但是，我会为一次战争拍摄尽心尽力，甚至可能是生命。”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该付出的代价，绝不付出；该付出的代价，绝不吝啬。重温一遍裴多菲的那首耳熟能详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然，我的生命观要降无数个档次，大白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不和生命开玩笑。

要钱还是要命？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要命。因为生命来之不易嘛，眼睛一闭，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甚少没了时间。再说敬业吧，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不敬业吗？常常听见拚搏、奉献之类的话，人不得不把精神调整到时时处于亢奋状态。不过，有时让人发现：职场中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诚团结，打足人的十分精神；另一方面的某个时候，又被换下课了。现在，好些人干脆不去管啥名呀、利呀，乐活就行。乐活，在自己的空间里寻找乐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