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文学里我比较喜欢的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而金庸的武侠小说我在高中时也读了三四遍，所以觉得两项颇有几点比较之处，以下就我个人理解小论一下《基督山伯爵》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异同和启示。

同样是通俗小说中的经典，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背景，大仲马和金庸却同样都掀起了一阵潮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小说都符合大众口味，满足了大众的阅读的需求。那么什么是大众口味呢？

一、快意恩仇。大部分的读者由于社会地位的原因，生活大都处于平淡而波澜不惊，而在小说中寻找侠客的快意恩仇，将自己代入主人公去阅读无疑是满足这一缺陷的最好方式。《基督山伯爵》和金庸武侠小说正好满足了这个阅读需求。在小说中寻找快感，在小说中弥补平常生活所不具有的跌宕情节，是读者喜欢他们的小说的共同原因。

二、遭遇曲折人生后获得成功的故事情节。《基督山伯爵》中唐泰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在婚礼时被捕，遭受十九年牢狱之灾，最终越狱成功，人生走向转折，成为了基督山伯爵，痛快淋漓报复仇人的情节与金庸武侠小说中大部分主人公的遭遇相似，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也是经历了家庭变故或个人遭难，在绝境中遇到武林高手或武功秘籍，从而成为武林高手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或报仇行动。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连城诀》，主人公狄云的遭遇和唐泰斯如出一辙。而在大众阅读群体中，大部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写生活中的不如意，尤其是中下层阅读群体。那么大仲马和金庸的小说恰好满足了他们渴望机缘巧遇获得成功的心理需求，也是一种精神慰藉。

三、悬念迭出的情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特色。一部好的小说，这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大众读物，两位作家的作品中都充分地体现出来。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山伯爵》和金庸小说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都沉浸于其中悬念迭出的情节而不能自拔，又因为个性鲜明的人物而或喜或恶，又会为人物的结局而或喜或忧。这就是他们的小说的相同的魔力。读者在进行阅读体验的过程中，会发现某些情节类似于自己生活的遭遇，而某些人又好像生活在自己的身边。从而在进行小说的再体验中，找到生活中的原体验感觉。

以上三点原因就可以基本说明《基督山伯爵》和金庸小说能满足大众阅读需求，并且能造成流行的原因。而金庸小说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给一些学术读者提供了研究的材料，这是《基督山伯爵》所不及的。金庸凭借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将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和谐统一地与小说情节相结合，增加了小说的阅读性。对于把小说和历史的结合，无论是《基督山伯爵》还是金庸武侠小说都有涉及，但是大仲马对于历史的掌握略不及金庸。《基督山伯爵》虽然也运用了拿破仑复辟的历史情节，但大仲马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时代背景，而金庸把小说和历史有机结合，甚至造成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引起了读者极大的阅读，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快感。

再来谈谈《基督山伯爵》和金庸小说的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之处无疑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即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更加强调个人主义，唐泰斯在其复仇过程中更多地展现地是个人的魅力，小说着重强调的也是基督山伯爵这个人的个人特色，而即使是历史背景的涉及，也没有将个人和历史很好地结合。即便是唐泰斯帮拿破仑传递　消息，也只是偶然，并没有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民族大义。唯一比较有政治观点的也只有维尔福的父亲了。总而言之《基督山伯爵》强调更多的是个人主义，而金庸小说相比之下则更多地加入了民族大义和集体主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很好地体现在郭靖身上，他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战斗，而他学武功的目的也是在为国为民。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不仅是两部小说的不同，更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强调的是先满足个人，而个人的和谐造就社会的和谐，而东方的文化强调的是集体，个人服从集体。文化的差异正体现在了小说当中，值得细细体会。

以上是在下的几点小见，仅为个人思考和比较所得，未能参考其他有效资料，所见比较粗略，也比较浅薄，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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