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张发癫了。记忆中，大约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正如火如荼的时候。

一身褴褛，从未洗过的脸如锅底一般，左臂戴一个《红卫兵》袖套，手里提一个冰铁皮喇叭筒。常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地过，口里念念有词。如果仅从他那浓眉大眼里射出的凶光看，还真有一种誓死保卫毛主[xi]的正气，因此，一般人判断不出他是真疯子还是假疯子。

白天，张发跟着游行的队伍，在队列旁，一边走一边举着铁皮喇叭高呼口号。批斗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总称）的时候，他常常会冲上台去，一边高声朗读毛主[xi]语录，一边进行八竿子打不着边的“控诉”，讲到动情处，还会对批斗对象施以拳脚，而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则会心地赞许。这恰恰是他们想做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又不好做的事，癫子张发却能够毫不顾忌地做。

夜晚，小镇都安静下来了，张发不能入睡，他在街上来回走动，用他的手提喇叭，先读毛主[xi]语录，完了就高呼“坚决打倒xxx！”　“xxx不老实，红卫兵和造反派就砸烂他的狗头！”之类的口号。从上街到下街，常年如此。那些年程，可以说全镇的男女老少，都是在张发的小喇叭声中，惴惴不安地入睡。而次日凌晨，同样是张发的铁皮喇叭，“伟大领袖毛主[xi]教导我们说、、、、、、”把熟睡中的人们吵醒。

文革那些日子，因为有了张发，小镇更添了几分疯狂和张皇；张发因为文革，更多了几许装疯卖傻的兴致。小镇如果没有张发，似乎文化大革命就热烈不足，气氛不浓。

文革中期，造反派头目给“骨干分子”张发弄来一个老婆，新闻一夜工夫传遍小镇。那女人，矮小，罗锅，不足一米二十，黑瘦，畏惧的眼偷着流转不敢看人。众人趁张发不在，逗她说话，开口那刻，两只暴出来的门牙硕长，让人忍俊不禁。女人是几十里外山里的人，自幼痴呆，家里自然是嫁一个，少一个负担，何况还是嫁到街上，虽说张发是癫子，但他是造反派的人，吃碗饭应该不是问题。

那年冬天，雪下了一整夜，凌晨，突然就听不到张发的小喇叭了，镇上的人反倒觉着不习惯。一打听，才知道昨夜张发当父亲了。呆子女人给癫子生了个胖儿子。儿子在张发那跟猪圈一样肮脏龌龊的“家”里降生，小镇的好心人多，也没有谁计较张发平时的过火行为，能施舍的尽力施舍，妇人们还去教呆子如何料理小孩。贱儿子居然活了下来，而且聪明健康，乍一看，没有人会相信那么乖的儿子会是癫子和呆子的。

文革即将结束，张发失去了造反派的支持，生活越来越困难。没有挣工分，生产队不可能分口粮给他，一家三口陷入困境。直接的后果，疯的程度比先前陡然加重。每天早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小喇叭变得时断时续，他开始捡垃圾里的东西吃，那双凶光炯炯的眼睛显然已经充血，他甚至开始用石头砸过往的行人，尤其是小孩。但他从不打自己的儿子，只是老婆成了他最方便的施暴对象。当张发挥舞拳脚打老婆的时候，唯一能制止他的是儿子，五六岁的儿子见妈妈挨打，顺手操起木棒就照着父亲的手脚打过去，挨了痛的张发回望一眼儿子，眼里的凶光顿时消失，才会悻悻然罢手。

过了大约半年，镇上的人突然觉得好久没有见到傻傻的驼背女人了，问她儿子，才知道她被张发打断了腿，出不了门了。直到那化脓的创口长满臭蛆，直到她告别人世，呆女人再没有在小镇上出现过。又一个飘雪的早晨，癫子张发把女人的尸体用草席裹了，扛进山里，小儿子走在前面，向着半坡的黑松林，消失在人们同情的视线中。中午时分，才见父子俩回来。雪野里，癫子下山时的身影，一瘸一拐地，似有沉重感。儿子在他身后，杵一根木棍，偶尔杖他父亲一下、、、、、、

女人走后，张发早晚的广播和口号，一下子显得有气无力，只在疯病发作高峰，有一股劲，能持续几小时的呐喊和高呼。小镇早已对张发习以为常了，人们忙的忙生意，忙的忙责任地，张发和打着张发烙印的那个时代似乎已经被人们淡忘，只在夜晚小孩哭闹的时候，有大人会恐吓孩子，“再哭，再哭就会把张发惹来啦！”于是孩子默然，作无声的抽泣，渐渐入睡。于是，小镇在从未有过的静谧中终于度过了一个安详的夜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