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2：00钟左右，我已冲涑完毕上床睡了。突然，枕边的手机响了，是小舅子的电话。

“二哥，这边有一个人病得快不行了，你过来瞧瞧吧！”他的声音是平稳的，好像“快不行了”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急问，“到底怎么样？你让他去医院啊！”

小舅子依然不紧不慢地说，“现在他已经不能动弹了，下不了床，也说不清楚话了。你过来一下好吗？我在6栋等你。”

我赶紧爬出被窝，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了过去。由于心里急，我没看清楚6栎，跑到以前常去的5栋了，小区的路灯昏暗，我一路小跑，“噔、噔、噔”地冲到了五楼，五楼是小舅子管理的房子，可是五楼的防盗门是关紧的。我一边拍打着铁门，一边掏出手机拨通了小舅子的电话，“你到底在哪儿？我到了，可是门却关着，也找不到你。”

小舅子说“我一直在楼下等你啊！你是不是走错了？”

我寻思可能真错了，一直都不熟悉小舅子的那几套房子，很少去那里。我急匆匆地跑下楼。我细看了一下靠西北方的楼号，果然弄错了，我所上的是5栋。

我向6栋而去，小舅子已在楼下，“二哥，有一个房客可能快要死了，他不吃不喝，骨瘦如柴，连说话都说不出来。”

“那你快点让他走啊！给他亲戚朋友打电话，叫他们来接他啊！”

“我不知道他亲属的电话，又跟他勾通不了。”

我们很快来到了病人的房间。

我看到的景象是触目惊心的，一个仿佛60多岁的老人睡在铁架床的上铺上，他的脸没有一点血色，身上一点肉也没有，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仅他的眼睛还存有一点生气。

我问，“为什么现在才发现？”

小舅子，“他初来时不是这样子，那时很正常啊！我一直没注意他，所以没发现。”

我又问，“他多大年龄了？叫什么名字？”

小舅子，“他叫杜黎，杜十娘的杜，黎明的黎，应该不到40岁上下吧！”

我道，“你赶紧翻一翻他的箱子和衣物，看有没有亲人的电话号码，还有他的手机。”

另一个名叫小沅的房客说，“他的手机在床头，叫他给你们吧！”

小舅子走到他床前，“把你的手机拿给我，我帮你找一下你的亲属。”

杜黎的耳朵是明白的，他颤魏魏地将手机递过来。我从小舅子的手机夺过手机，翻开电话本，开始按照上面的电话一个一个地接着打了。

第一个叫波比的电话打不通，第二是一个叫杜的，电话打通了，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喂，是杜黎？什么事？”

“我不杜黎，我是他的房东，请问你是他什么人？”

“你不管我是他什么人，你有什么事？”

“杜黎在这里生病了，病得非常严重，已起不了床，也不能说话。如果你是他亲人，请你立即过来一趟。”

“要死了？你他妈的在骗谁啊！一个大活人，你说死就会死了？”

那人啪地一声将电话挂了。我相信他是误会我了，以为杜黎的手机丢了，而我是骗子，拿他的手机作诱饵，想骗他。

接下来的几个电话也都不顺利，有的人相信杜黎生病了，但都不愿意亲自过来，让他们立即动身到这里，更不可能。只有一个在电话本上叫憨的，接了电话后答应过来，但一定要等明天上午。他说他正在罗湖上上班，要4：00多钟才下班。无论我把情况说得有多么严重，他也不答应立即动身来这里。

我细细地观察了一下杜黎，凭感觉，这人一定活不了三、五天了。“可能是吸毒造成的吧！”

小舅子与另外的房客说，“我们从没发现他吸毒。”

杜黎的喉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他说不了话，但他却一直在跟我们说，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一定是肺部有问题，当时，我是这么猜测。

“不用再犹豫了，立即打120电话，把他送医院。”我马上说。

小舅子拨了120，那边说很快就过来，让我们到沃尔玛超市旁等他们，引路。

我们匆匆下楼，前往沃尔玛。途中，小舅子问，“二哥，这人到底患的什么病？这么怕人。”

“十有八九是肺结核或因吸毒引起。”我估摸着回答。以前，我在福田村村委张贴的宣传画里看到过一位因吸毒而瘦得令人目不忍睹的年轻人的照片，所以，我心里更倾向于杜黎吸毒。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深圳福田人民医院的救护车果然来了，车上有一名司机，一位医师，与两名护士。

我们又匆匆地赶到杜黎的住处，一名护士问，“可以把他背下楼吗？”我答，“估计可以吧！抬着担架在这么窄的楼梯过道里转弯很不方便。”

医师看了一下病者问，“你哪里不舒服？”

杜黎已无法说话，尽管他努力想说，可我们一句也听不清。一名护士说，“你们找一支笔给他，看他能不能写字？”

小舅子迅速拿了一支笔，杜黎抬起手，几乎是用吃奶的力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行字，大意是，“我10月份在市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喉癌，当时叫我开刀治疗，但我没有同意。”

当我的眼睛看到那个歪歪的“癌”字时，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癌症还有治愈的希望吗？这不是给杜黎宣布了死刑？这个人的命完了，没救了。

医师没再说什么，问，“你们谁背他下去？”

我看了一下旁边的人，没有人回答，便自告奋勇地说，“还是我来吧！”

我伸手去扶杜黎，可没有很快地扶起他，因为他身体太虚弱了，基本上动弹不了。我真不知道这些天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小舅子帮我把他弄下床，我抱起杜黎，想把他抱着下楼。杜黎却一直摇着手，他那吐语不清的喉咙艰难地说出几个字，当然也是我们猜测出来的，他说，“我没钱。”

“你不必管这些，你一定得去医院，”我大声说。

此时的杜黎的身体已很轻了，最多也不会超过40斤，如果真的用秤称一称，可能还不足40斤吧！也许我夸张了一点，但当时我感觉他真的轻极了，象幼童一般轻。

我背着这个身体已没了水份的四川男人很快地下楼了，并同护士一道把他弄上了救护车。

深圳的夜色是迷人的，霓虹灯闪烁着这个城市的魅力，肩碰肩的过往行人与匆忙的车辆显示着热闹与繁华。可在这里，有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一切的美丽，已不会属于他了。

我一直都没注意时间，我没心情去看时间，大概晚上2：00钟吧！我们到了医院，把杜黎送到了急诊科。

然后，一名护士说，“你们去挂号吧！让医师检查一下病人。”

小舅子说，“我们不是他的亲属，等他的亲属来了再说好吗？”

护士说，“那你赶快联系他的亲属吧！”

一名当班护士很温和地说，“如果他的亲属们不能来，你们应该去挂号，既然把他送来了，如果不让医生看一看，怎么行？”

想想也是个道理，我自作主张地对小舅子说，“我去挂号，反正是做好事。”

小舅子哪肯让我付款挂号？他不再犹豫，三步并作两步地去挂了号，记得花了一百多元，是急诊号，贵一些。

我们到了医师那里，医师检查了一下杜黎，之后回到办公室，开了几支针剂，可能是补充能量的处方。

“这个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已经彻底虚脱濒临死亡了。他患的是食道癌，晚期了。”医师道，“在他的亲人未来到前，你们不要离开医院。这是临时治疗处方，你们到收费处付款吧！”

“要我们付款？我们又不是他的亲属。”小舅子叫了起来。

我拉了一下小舅子的衣角，小声说，　“赶快去通知他的亲戚朋友，否则我们是脱不了身的，明天我们还有那么多事要做，不能一直呆在这里。”

难道要我们负责？这不可能吧？既使我们想负责，也没那义务啊！再说，医院里的费用可不是小数目的，如果真的让我们来负责杜黎，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何况，这人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性，我想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让医院的护士打电话通知他的亲朋友好友。

一想到这里，突然想起杜黎的手机忘了带来，我让小舅子迅速回宿舍拿他的手机。小舅子二话没说，转身去了。

杜黎躺医院的活动铁架床上，他仿佛很难受，一会想吐，一会儿又要小便。当然，这些都是我拿笔让他写在纸上才知道的。当他要小便时，我喊护士，一个年纪二十七、八岁模样的女护士拿了一个尿壶递过来，“你帮他吧！”

我有些生气，“我帮他，那还要护士做什么？”

那个女护士说，“我是女人啊！”

我还能说什么？只好把尿壶给了杜黎。原以要亲自为他接尿，没想到杜黎居然自已爬起来了，他接过尿壶，自己艰难地屙了。

我把尿壶拿到厕所倒掉，又回到杜黎身边，在一张靠椅上休息。

二十分钟左右，小舅子取来了杜黎的手机，我灵机一动，向护士小姐讨了一张白纸，把手机上的电话本上的电话全部抄写下来，我又把抄有杜黎的所有可联系人的电话的纸交给当班的护士。

我说，“我刚才打过电话给那些人，但只有几个打通了，多数打不通，其中一个可能是病人的弟弟，他居然骂我是骗子，你们是医院，还是由你们来打电话他们才可能会相信病人实在是到了危急关头，好吗？

当班的女护士有着一脸美丽的笑容，她非常热情地帮我拨打电话。可是非常遗憾的是那些人都不肯立即来医院。而他家的电话是四川长途，虽然拨通了，却一直没人接听。仅有一个在手机电话本上叫憨的答应说明天上午过来看看。

小舅子又跑到杜黎那里，拿着纸叫他写几个能联系到的人的电话，杜黎的耳朵是明白的，他便又费力地写了一个叫“吴雪松”（我不想把这个人的真实名字写出来）的名字，我在他的手机电话本里找到了这个人的电话，我让护士小姐再拨打这个电话。

终于拨通了，可那那边却说他在东莞，不能立即赶来，但他告诉了护士另一个电话，说是杜黎的一位表姐的。小舅子很气愤，他说，“我曾经无意间听杜黎说过这个人是他的好朋友，就住在福星路附近。”

护士摇了摇头，无奈地朝我们笑了笑。护士小姐不厌其凡地又拨打村黎的表姐的电话，那边却一直没有接听，好像是设置了一个特别的回复，说会以消息的方式转达。可能是夜深了，他表姐休息了。

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夜晚，我和小舅子为了一个跟自己并无关系的外乡人奔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夜晚，因为我们在做一件善事。所以，我的心里虽然焦急，但也是舒畅的。

没办法的情况下，小舅子只好又到收费处交了钱，仅两百多元，很少。小舅子一直不肯让我掏腰包，他把钱拿出来了，他也让我收了回去。我开玩笑地说，“好事让你一个人做了，我可一点也没沾上份。”小舅子朝我笑了，好像心情也不错。

小舅子对护士小姐说，“我们都是好心人。”

护士小姐说，“是啊！你们是好心人，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难得了。”

杜黎很快被送到了治疗室，护士帮他输液。我们守候在一边的沙发靠背椅上，一阵阵倦意袭来，很想睡觉。我自言自语，“只有这样守老爹老娘的，今天我却守着一个刚刚认识的人。为他送终，真岂有此理。”

小舅子又笑，他平时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小伙子，不爱多说话。

身旁的一个病人家属知道我们的事后，很感概地说，“真是没办法，这人也太可怜了。如果他的家属都不来，靠你们管也不是一个办法。”

我说“是啊！还好，他有一个老乡答应明天上午过来。”

小舅子说，“还不一定，老乡也不一定帮得了什么。”

我起身到杜黎身边告诉他有一个叫憨的明天过来，杜黎听懂了我的话，他似乎是苦笑着，一个劲儿摇头，非常含糊地说了一句我猜了半天才明白的话，“他没钱。”

杜黎的手又胡乱地张伸起来，我找了一支笔和纸，他写了一个“垃”字在上面，我立即明白他要垃圾桶，护士让我去拿了一个方便袋，一个病人的家属叫我买点面巾纸，另一个病人家属告诉我厕所里有许多。我给杜黎拿来了面巾纸，他侧着身体，无力地吐出了一些黄色的呕吐物，很臭。

一个护士来帮忙，我便回到了小舅子身旁。

这时候，病房里又来了一位披着警察服装的警官模样的年轻，跟着他的还有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小伙子，听警官说是他的司机。司机去帮他办理手续时，他一个劲地嚷，“护士，我的司机呢？叫他倒一杯水给我。”

护士说，“谁是你的司机，我又不认识。”

警官说，“就是刚才出去的那一个小伙子。”

护士，“哦，他刚出去了。”

小舅子起身取了一个杯子，想去倒开水。却不知道饮水机在哪儿。我刚才刚好瞧见一个病人家属给病人倒水，就告诉小舅子饮水机的位置。

我又想起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杜黎的家属联系不上，我们是决不能留在医院的。我问旁边的病人家属，“这种事政府应该出面管，我们是没法子负责到底的。”

病人家属叹了一口气，“是的，如果你联系不上病人家属，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病人丢在医院，或者你们直接到派出所，让他们来处理。”

我想如果到了那一步，也只有这样了。

我问小舅子带了杜黎的身份证没有，小舅子说没有。

“那你赶快回去取啊！”我说，“如果连身份证也没有，医院怎么联系他的家庭？”小舅子道，“我马上回去取。”

在小舅子去取杜黎的身份证的这一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万一那个叫憨的明天不来，我们岂不麻烦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可是这么一走，杜黎不就孤单了，一个亲人也没有，他多可怜啊！可是我们不走，也不是办法啊！我们毕竟不是他的直属家属，没义务为他送终啊！

好人也只能做到这份上，再做的话，我们恐怕那能力和耐心。能把他送到医院，我们该做的也算是都做了。

小舅子回来时，天色已快亮了。我看了看的手机，已是凌晨5：00多钟。

小舅子还带来了杜黎的弟弟杜洋很久交写给他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如下，

“杜黎，你好！

我还以为你从人间蒸发了哩！没想到你还活着。出门那么久也不肯跟家里联系，你也太不应该了。

我们在家乡一切安好，你的小侄子很乖，希望你在外面混好，不要让家里人挂念。”

从这封信中还夹着一张小男孩的照片，样子挺可爱。小舅子说这是杜黎的侄儿，是听与杜黎住一块儿的房客说的。

记得我们曾让杜黎写了几次联系人姓名和电话，杜黎从没有提及过他弟弟，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怎样不愉快的事情，以致于临死时也不愿意通知他弟弟。

杜黎写得最多的是一个叫“吴雪松”的这个人的名字，听小舅子说，杜黎曾经告诉他身边的人，说此人是他的高中同学，跟他的关系非常铁，又事业有成，兜里有钱。可到了关键时刻，这个关系特别铁的有钱人“吴雪松”同学也逃避杜黎，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

相反，杜黎一听到“憨”这个名字就摇头，说他是没钱的穷光蛋，而憨居然一口答应明天上午过来瞧瞧。

我不想思虑得太多，坚持了数小时后，我感觉肚子有点饿了。

我对小舅子说，“我们去吃个早餐吧！”

我们怕被保安怀疑，便在医院的大门前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杜黎身旁坐了一会儿。等那些医师和护士们不再注意我们的时候，才大踏步走出医院，在大门处我们还故意问了一声保安，“这里有早餐供应吗？”

保安回答，“还没有，要等一会儿。”

小舅子说在街边有一家早餐店开门了，我们去那儿吧！

早餐店里只有老板和两个员工在忙碌，因为太早了，暂时没生意。我们要了两蒸笼水上笼包和一个咸蛋，另加两杯热豆浆。

“现在我们走了，医院也不会知道的。”我说，“但是，杜黎怎么办？这时候的他最需要人帮助了。”

“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也难碰上这种事，我不后悔。”小舅子说。他不是没主见的人，但他喜欢等我先发表意见。

一走了之还是继续回到医院？我反复想了一下，说，“我们还是回去一趟吧！去看看杜黎，然后再作打算。”

小舅子听从了我的意见。

我又向店老板要了一杯热豆浆，准备带给杜黎，他肯定好久没进食了，他喉咙里长着恶性肿瘤，一定什么都吃不了，这杯热豆浆也许还可以喝下去。

我们便回了医院，保安和护士们都没注意我们。

我把豆浆放到杜黎面前，他似乎非常感激，伸手就拿，想喝。我说，“你等一等吧！现在好烫，等冷了再喝。”

杜黎的手一直紧握着那杯热豆浆，他太想喝了。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天马上就会大亮。我心里想，如果要我通知杜黎的家人，还不如让医院去通知。干脆把电话号码放到杜黎的身边，让医院的护士们代劳吧！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再这样等下去，肯定不行。

我用家乡话对小舅子说，“我们还是走吧！把他的身份证和联系电话放在这里。”小舅子从杜黎的一个小包里取出了身份证，并把小包放到了他的床头。杜黎知道我们要离开了，估计他心里十分不愿意，可也控制不了我们。我知道他心里非常难过，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必须离开这儿，等天亮了　，就更不好离开了。

最后，我们还是走了。

回住去的路上，我与小舅子边走边聊。小舅子的情绪很好，虽疲倦不堪，却依然精神兴奋。他说，“二哥，这种说出去恐怕好多人都不会相信。”

我说，“是啊！我们在做善事。汶川地震时大家都捐款，而这一次我们是亲身经历这种事，能帮一帮杜黎是值得快慰的。”

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不止是做了一件善事，更重要的是卸下了一个包袱。杜黎租住的是小舅子的房子，如果死在那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现在好了，总算把他送出去了。他要死的话，也应该死在医院里，这样才对得起他。

我担心的是医院能否通知到他的家人，如果无法与他的家人和朋友取得联系，医院会不会又找我们？

回去后我脸也没有洗，就和衣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一直到上午10：00多钟才醒来。我心里还挂念着杜黎的事，便打了一个电话给小舅子，小舅子的电话号码在杜黎进院时被护士登记了。

小舅子说，“那个叫憨的杜黎的老乡去了医院，接手了。”

我的心到此刻才放了下来，紧张了一夜，这时候才里里外外感到分外地轻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