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薛干是在唱票结束后,才知道自己是真的从村主任的位子上了落选了。

上午拎票箱的吴道义和监票的贾仁道,在镇下派的督导员梅才的陪同下，挨家挨户地照着《选民登记表》的户主顺序，将凡符合法定资格的“选民证”连同粉红色的村委会委员、村主任、副主任选票，分发到各家各户，让各户能看字画圈圈的（包括正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按大人的授意，在侯选人后面的空格里画“o”或打“x”，然后在他们三人六只眼睛的监督下将那两张粉红色的票塞进用红纸糊起来的票箱内。——这样“乡下狮子乡下舞”的大海捞针式的“海选”，便暂告一段落。下一步则是等待另外三组的票箱一到，便进行唱票——新的一届有村民们“海选”到定候选人，再将候选人的名单公布，到最后一次投票。历时近半个月的西堤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应该说算圆满完成了。

薛干在定候选人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在给侯得新作陪衬。

要不是为了顾全大局，他当天就会窜进村小学的播音室，对着麦克风狂喊：“选什么鸟举，全都是糊弄！”另外，当然他也知道那样喊是不符合一个“选举委员会主任”身份的，还有最重要的因素，他是一名共[chan*]党员。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他不愿意到村小学五年级教室目睹选举结果。各片负责人的任务已经分派下去了，镇党委派来的督导员正在学校等候各片“票箱”汇总，薛干借故说到南边的一个片去看看，便“溜出”学校的“选举总部”。

他从这半个多月的日子里，一直都在等待着早一天结束这场“民选”。尽管由他临时负责的“选举委员会”马上就要完成历史使命。那今天他还要干什么，他又能干什么？这西堤村还要他干什么？无非是支部会的举手和村委会改选的一张“选票”。

他这张选票并没有塞进票箱——他从那几位“选委会委员”的神秘脸色中。读出了潜在的竞争力，新的一场西堤村“两委”班子人选的较量，正在平静的状态下进行。

第一章

一

薛干从一九九零年五月份，由村委会治保主任和民兵营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如其说退，倒不如说“逼”更确切。

一九八四年大队改村时，二十六岁的薛干从部队退伍刚两年时间。一米七五的魁武身材，一股奋发向上的冲动和敢说敢为的形象，被正准备让贤的老书记何希金看中。

八三年大水的时候，圩堤上吃紧。位于圩北的通河涵闸由于历经四十年的提开和压关，涵箱的“千斤闸”，筏皮已老化封闭不严，且随时多有脱落的危险。一旦筏皮脱落，后果不堪设想。防汛指挥部经研究决定采用棉被和草包装土封堵的紧急措施，可就缺乏棉絮和下水摸堵的民工。在近六米深的水下将棉絮和装土的草包堵于闸口，那是很危险的事。

回中队部老支书何希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在头脑里筛选让谁去完成如此重任。这时薛干凑到老支书面前：“何书记，有什么难事？”

老书记见他眼睛一亮：“有了！小薛，你会潜水吗？”

“会！”他肯定地回答。

“水下作业！”

“会！”毫不含糊。

“摸闸门你会吗？”

薛干站起一拍胸脯：“完不成任务罚我十个防汛工！”

按生产队的阄排，他只有今天一夜的任务了，明天就可以回家休息几天。十个防汛工就等于要在堤上连续干十个二十四个小时。　

当晚他将自己从部队带回来的棉絮被褥带到闸上，和另一名邻村的也是退伍军人，叫做何勇的一起。四床棉被加十条装满黄土的草包，一块沉到涵箱。一连五个猛子，十五分钟后，两人的双眼充满血丝，脸色青紫地冒出水面，接过老书记递过来的高粱大曲“咚咚咚”地三两下肚，调皮地说：“老书记，防汛结束时别忘了请我喝酒哦！”

这人不吃亏，他不长智，怪不得老人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哩。

如果你能拿鸡蛋碰石头。碰不破蛋而石头被碰裂，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初出茅庐，自以为在部队锻炼了几个年头，有点军人的素质和作风，便仗着那次水下立功而沾沾自喜了。

他哪将这西堤村的团书记放在眼里？他殷贤不就是钻了“文革”后期的空子才拍马当上了团书记？

在他薛干的眼里，那殷贤就是个贪图小财的主。

二

文革最后的一段时期，大队搞队办企业，何书记凭着多年的基层社会关系和刚刚被复职后的雄心，到处找门路，办了个小型轧花厂，厂子虽然办了，还得有人去管理。

何书记又在大队范围内琢磨着再搞个稻米加工厂，反正农村里不管你“文革”还是“阶级斗争”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农户自家的自留地收获的棉花，还是需要加工成皮棉，各家的男婚女嫁总得需要新被絮的；农村人家的每日三餐还是得需要面粉大米的；放着大队那么多的闲散水面不搞点养殖，有大队控制的十几亩土地不用来种植粮食饲养家畜，那岂不太浪费资源了？

1975—1977年期间正是文革后期动荡的年月，而当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正到了曲线返程的前夕。下放到西堤大队的十几个“知青”，也在变着法的找关系，托门路，争取早日结束“镀金”生活。

这批“知青”是最好的人力资源，如其继续放到各生产队让大家“养着”，还不如把他们全部集中到大队办的“企业”里接受“再教育”。主意拿定了，就是考虑让谁来带领这帮即将“扎根”了的“知青”。

殷贤，这个时候进入了何希金和大队“革委会”成员们的视线。

何希金没有计较前嫌，在批斗“走资派”那会儿，他就曾被殷贤、费诚、单守存的哥哥单守义、许有年的小叔许盛根等造反派带领的“红卫兵”，拉到大队那座土窑厂的土墩子上，胸口挂了个大牌子，“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希金”。那个时候，薛干才十三岁。

殷贤在“三结合”的时候没有被结合进大队革委会，并不是何希金的事，他是被费诚“挤掉”的。

大串联之后的派性斗争，使得原本相当统一的“造反派”内部，产生了为夺得基层政权的统治，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比较忠诚的费诚被公社抽调，去别的公社搞“社教”工作组，“社教”结束后，自然被“三结合”到西堤大队革委会当副主任兼大队长。

被凉在旁边的殷贤，自然不会自甘寂寞。他看到了正在“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三结合”，预示着基层的党团政群，工农商学兵都要逐渐摆到正式位置，已经瘫痪了多年的西堤大队团组织，正在物色团书记。

这个时候，薛干十六岁，初中已经毕业，也回到家当上了“回乡知青“。

殷贤瞅准了何希金家正在做房子的机会，组织了包括薛干在内几个年轻人，义务地到何希金的屋基场，不容推辞地在三天之内，为何书记家盖好三开间土坯瓦房。

房子完成后办“出水酒”的那晚，他和何书记彻底地交了心。

“说真的，我那几年实在太幼稚了，只知道凑热闹。”

“没关系，都过去了，那时也是形势所迫。”何书记大方地说。

“为了您能原谅我那时候的幼稚，我敬您一杯！”殷贤举起酒杯。

“说过了，大家都在一个大队，今后还是每天在一起见面的，还计较那些？有意义吗？你这杯酒我接受了，只是以后再不准提那些事情了。”何书记也站起身，举起杯子对着殷贤，但同时用眼睛扫了一下临近几桌酒席上的客人，声音很大。

“听说大队要办综合厂？”殷贤在何希金耳边试探地问。

“是啊，大伙正愁着找不到谁担任这个厂的负责人呢。”何希金趁势丢了个话把给殷贤。

“那您看，我吧，原来也搞过柴油机什么的，多少好懂点，就是头几年瞎混给耽误了技术。这次，能不能让我到厂子试试？”

“哦，这样吧，我回头和他们几个人碰碰头，看看大家的意见。”何希金说。

何希金其实也知道殷贤这般对他献殷勤的目的，他从心眼里就看出这殷贤的肚子里那点弯弯绕。可是殷家在西堤是头等大户，他们家是解放前就从外地迁到这里，殷贤的爷爷辈兄弟就有八个，到了殷贤父辈，已经形成六大房头，到殷贤这辈，自家同胞兄弟三个，亲房弟兄就有十多个。其中，有几个房头的小字辈，还和本大队其他外姓结为姻亲。

大队书记虽然是由上级党委指派，但是。上级可管不了你大队平时的日常工作，只要你帽子地下有个能人，上级也就省的操心许多。

底下的老百姓，在当时就是把这大队干部当做活祖宗对待。因为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杀大权，都直接或间接地掌握在大队。而当好一个大队书记也很不容易，一方面，要拍好公社党委、革委会领导的马屁，以便让他们那些当官的尽量少追究大队负责人搞什么“资产主义尾巴”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关顾到大队集体经济收入；解决老百姓的生产劳动报酬；安稳“下放、回乡知青”的生活安排；还有，要照顾到本大队社员各方面的人事、利益关系。尤其是在文革后期那几年，这些关系尤其重要。

何希金“精”就在于，他很会梳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那时候，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他学得不是太精通，但是他以一个“抗美援朝”老兵的政治资本有惊无险地逃过“批斗”，只受到停职三年的处分。这些年的斗争经验让他懂得，“官”复原职后，在基层，团结贫下中农群众才是重要的，团结那些曾经反对甚至敌对过自己的人也相当重要，因为团结才有力量办好事情。

殷贤顺利地当上了大队综合加工厂的负责人。那时候大家都管他叫“殷厂长”。

三

殷厂长在西堤大队综合加工厂的权利很大。

从上海，南京，合肥和临近宜城下放来的“知青”，共有十五个，其中有个从宜城来的男知青，叫苏少华，他父亲是市粮食局计划科科长，苏少华到西堤下放，纯粹是为了“镀金”，只不过为了尽快回城；为了那张“大队革委会审查推荐表”，苏父才不得不低人一等地频繁地拜访西堤的大队领导。

何希金将招待知青家属的任务全权交代给了殷贤，大队综合厂有食堂，有殷贤去安顿他们那些家长，他放心，省心。

这天，苏少华的父亲又带来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西堤大队饲养场饲料紧张的问题，他特地从划拨到其他县的米皮糠指标中，挖了一吨给西堤，前提条件，当然是希望西堤大队给他儿子尽快地盖上推荐招工表的戳。

殷厂长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可做不了主，他只能向大队书记汇报苏少华在队办企业的接受“再教育”的表现，但又不愿意放弃这个两头讨好的机会。

何书记这天到公社开会去了，殷厂长便在食堂里招待了苏科长。

队办企业“办公室”离大队部大约半里路，就是原来用以当做批斗走资派的那座废弃土窑厂的土墩子上；轧花厂和小型稻谷面粉加工厂，就在窑厂后边池塘的对面；土墩子的北面三十米左右就是饲养场；西边，就是通往南边公社大道的大马路。这也是西堤唯一的一条通往外界的通道。

三开间的厂“办公室加食堂”，是利用原来土窑子拆下的大青砖和大红瓦建成的，东头食堂，中间会议室兼餐厅，西头是会计室。工人们是不可随便进出的。

殷贤和苏科长正在推杯换盏。

这时薛干从轧花厂那边火烧火燎地边跑边喊着闯进来：“殷厂长，不好啦，单贵的手指头被锯齿机咬断了，赶快找人送医院啊！”

“你喊什么喊？没看见有客人在啊？”殷贤正陪着苏科长喝酒，那苏科长满面红光。“你先去找人把他抬到医院，我等会安排好厂子里面就过去。”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还是不打扰了，下次我来在商量饲料的问题吧。”苏科长很自觉地劝他赶快处理伤员的事情。

“真是不好意思了！你的想法我一定转告何书记，你放心！”殷贤见一桩两全其美的好事被突如其来的事故给搅了，心里十分不快，但嘴上仍然依然应付着苏科长。

这时薛干的眼睛扫了一下餐桌：平时难得一见的红烧肉，几只熟了黄的河蟹，刚从地里刨出的新鲜水煮花生米，香喷喷的红烧鲫鱼，还有没斟完的“濉溪大曲”，刚拆盒的“大前门”。

四

伤员单贵终于因为断了的手指不能重新接上，成了“老八路”，---右手只剩下三根指头，大拇指和食指、小指。

医药费虽然是合作医疗给全报，但是伤残的定级和工分补贴，就得靠殷厂长定夺了。

单贵一家五口，全靠他夫妻两个人的工分和吃回销粮养活。母亲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就抛下四个儿子和得了肺病的父亲，去“黄土公社”报道了。父亲单大义常年吐血，不得不欺上瞒下地在他刚满二十岁的时候，就给他张罗了婚事，三个弟弟像梯子档一样在小学三四五年级，而且都是光头小子，什么活也帮不了他。单贵必须要巴结殷厂长，因为只有殷厂长有本事，有实权为他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那就是继续留下他在饲养场喂猪。

出院后的一个晚上，单贵趁着别人家都在忙着吃晚饭，一般都不会注意村子里有没有人串门的机会，借着朦胧的月色，悄悄地来到位于村子南头临路边的殷贤家，在他家的门口停下脚步，除闻到堂屋里飘出的红烧肉的香味和酒的香味以外，证实了那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只有殷贤一个人在喝酒。

殷贤正为单贵的负伤搅黄了他和苏科长的那档子交易而耿耿于怀。这会见着单贵拎着“濉溪大曲”和“新东海”上门，便打着高腔说道：“我说你单贵也不是毛头小子，也不是不懂机械的操作规程，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这下好，给集体造成了巨大损失不说，还给自己落下了个残疾。要不是我在大队书记和大队长面前求情啊，你早就回到生产队挣工分去了，你一个‘老八路’，能和强劳力同等工分吗？你回家算算帐吧。这人那，还是要懂点人情世故的。”

“那是，那是！”单贵不断点头，眼睛还不忘记瞟瞟殷厂长八仙桌上那些青白菜，白萝卜烧肉，红烧鲢鱼，“高粱大曲”，“大前门”香烟。

没过多少时间，殷贤和苏科长的那宗交易终于达成，何书记让大队文书，也就是薛干，在那张“招工推荐表”上，签下“同意”两个打字并盖上“西堤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公章。

当然，殷厂长家的两头架子猪，也比和别的人家同时捉的猪，早肥了三个月。那天殷厂长家宰杀“年猪”，大队所有的干部都去他家吃“猪血”，可是薛干没有去。

五

殷贤将大队加工厂绞米机里的剩下的几两米和轧花机上缠着的棉絮积余着趁天黑往家背，和东头大沟的钱寡妇闹“野鸳鸯”，这些都是单贵这个倒霉蛋看到或间接碰到的。

单贵从受伤后，承蒙殷厂长的多方“关照”，继续留在饲养场喂猪。

这年的晚稻因为没受到“寒露风”的影响，丰收了，由于西堤是个棉花生产区，各生长队只要将棉花产量任务完成，便能够得到相应的“回销粮”补助，剩余不足的口粮，只能靠开荒的水田插上早晚双季稻来补充。

今年的双季稻收成都不错，这大队的稻米加工厂也就很红，两台加工“米斗”早晨和黄昏时刻都在忙。

这天黄昏，天还在打麻影子，单贵刚喂完猪饲料，拎着猪食桶回饲料间，隔着水塘，望见殷厂长肩上背着个布袋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殷厂长的背都有点被压驼了似的，正走出加工厂的大门。

单贵赶紧缩回饲料间。

他从屋里朝着大马路，看见殷贤正驮着那沉重的布袋子朝自家的方向走。

单贵和薛干是从小在一起捏泥巴长大的好伙伴，他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告诉薛干，他要听听薛干知道这件事情后的反应。那次受伤薛干可没少照顾他和他的家，他也知道薛干心里能沉得住事。

薛干的家就在大马路的西边，大队部的前面，单贵回家必须要经过薛干的门前小路。走到薛干家门口，单贵想了想，还是先不告诉薛干为好，虽然他知道殷贤对薛干有点看不惯，时不时地挖苦薛干是“刀笔”、“秀才”之类的。

还是先回家听听老爹的意见吧。

晚上回家，桌上吃饭的时候，他和他老父亲说起这件事，单大义说：“你小子千万别往外说！你知道吗？你三叔守义现在是团书记，听说不久就要调到公社搞文艺干事，说是暂时借调。殷贤也正在到处托人和你三叔抢这个差事。你这个时候若给他散帽子，他到时候去不成，肯定得找你的皮袢，那岂不是和他姓殷的接下了怨吗？”

“老爹说的对，我们可不能占着三叔是大队干部这个光，你留在饲养场，明里是殷贤帮着你，实际上，还不是你三叔在大队上的面子？他们较劲是他们之间的事，我们不要掺和。”妻子在床边借着昏暗的灯光纳鞋底，一边抽下纳底的针在头皮上蹭蹭，一边告诫着单贵。

“还告诉你件事情，你听了恐怕得笑出尿来。”单贵凑在妻子而边说。

“又是什么新鲜事啊？”妻子何菊花问。

单贵望着菊花那双好奇的杏眼，又想说，又不好意思。

“你倒是说呀，什么新鲜闻的事？”

“前几天傍晚，东头大沟队的钱寡妇和殷厂长在轧花厂小仓库干那事，被‘二歪’给撞上了，二歪急急忙忙跑到饲养场告诉我，让我和他一块将厂子门给锁起来。”单贵说。

“那你们还真的去上锁了？”菊花生怕单贵做了傻事。

“哪能呢？我才没那么傻！”单贵绘神绘色地说：“我叫二歪过去，站在轧花厂大门口喊：‘快来人啊！有两只野兔子跑到厂子院里了，赶快抓！”

“那后来呢？”荷花急了，生怕单贵当时闹出什么乱子来。

“那屋子里的殷厂长和钱寡妇听见外面在吵吵嚷嚷的，便急急忙忙潦草地完事，殷先出门，你猜他是什么模样？”

“什么模样？”

“上衣的扣子斜扣了两个眼，裤子前面的‘门’还敞着，他自己也不觉察。脸上还装着没事，朝二歪吼道：‘你叫唤什么啊？兔子在哪儿？’那二歪说：‘刚我喊人的时候，它们就撒腿跑了。’我当时猫在饲料库墙角，还听见二歪提醒殷厂长：‘厂长，你的门没关好。’殷厂长见自己那副狼狈相，幸亏没有其他人看见，冲着二歪说：‘二歪，你刚才真的看见野兔子了？’‘是啊，那只公的先跑，母的好像躲到柴堆里了，厂长，是不是该把那只母的逮住，晚上给我们红烧加餐啊？’那殷厂长脸上白一阵红一阵：‘去去去！该干吗干吗去！’”

单贵说完，菊花又问：“那钱寡妇呢？”

“二歪戳完殷厂长后就偷笑着回家了，我看见殷厂长走了之后，那女的从加工长的后门溜了。”

“你单贵别的事情不行，出这等歪点子倒真在行。”菊花笑着骂道：“以后这等事情你最好不要去搅和别人，戳散野鸳鸯是要倒霉的。”

“不会吧？有灵验吗？”单贵这才想起来，还是自己负伤之前，有好几次，中午的时候，都恰巧碰见殷厂长和钱寡妇在小仓库亲嘴。当时钱寡妇是在皮辊机子上喂花，单贵在锯齿机上喂花。

单贵没有把以前碰见殷厂长和钱寡妇的事告诉菊花。心里暗暗叮嘱自己：还是多干活，少管事的好。

但是单贵还是管不了自己的嘴，就这天殷贤驼那袋子往家背的事情，他晚上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和好朋友薛干说说。他知道薛干这小子心里能装事，虽然比自己小了三岁，但是他到底是比我单贵多念了几年书，见解比我就要多那么点，他是不会不会随便往外说的。

六

当薛干听单贵说殷贤在加工厂有那等事情之后，那个能说能干，魄力蛮强的殷厂长的形象，便在他的心目中打了个八折。

不过，薛干装着好像根本不知道殷贤的事情一样，照样每天按部就班地到大队部上班，碰见了殷贤，照样亲亲热热地叫上一声：“殷厂长忙啊。”接着就按常规，帮助会计许有年到厂里登记各队送上来的籽棉数量；饲养场饲料进货清单；帮着何书记草拟各种会议发言稿；整理大队“大批判专栏”里该发布的“大批判材料”。

说句实话，他一天到晚，也没什么闲工夫去打听那些大队干部们和队办企业里不靠谱的事情，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能上纲上线，万一什么不凑巧的尴尬之事让你撞见，被人家往“线”上“纲”上一拉，你就等着挨整吧。

就说帮会计许有年做事吧，那也是看在何书记的面子上，听说这个许有年，在高级社的时候，就在信用社当出纳，当时他才十八岁呢。高级社那会，低下的村子都叫小社，小社里只有三个人为头，一个管生产，一个会计，书记还得带管另外一个小社。两个小社为一个支部，何希金当时就是西堤和上铺两个小社的支部书记，西堤当时没有人搞会计，何书记就看上了十八岁的许有年，硬是把他从信用社给“挖”了回来。

许有年的老大哥，就是和何希金一起当兵的同乡战友。为这事，许有年当时还很感激何希金，那年头当干部不像后来，农村户口转成非农很平常，城非转农也容易，干部可以随便调配，说不定在小社干好了还可以往高级社，再从高级社调到更好的单位呢。许有年的几房叔爷都满心欢喜他回家当会计，毕竟有个自家人在社里干事，方便的事情多得很。

何希金也有觉得亏欠许有年的时候，这不，现如今，他许有年一辈子的前程，就是因为当时何希金的好意而耽误了。谁承想现在农村干部转正是这么困难？好在这个比自己小八岁的“老”同事，经过了“反右”、“四清”、“社教”、“破四旧立四新”和现在的文革，始终都没有把他何希金往“巷道”里送，仍然敬重这位书记大哥。

为了维护和大队干部们之间的团结，为了维护书记和大队长的威信，许有年在薛干未到大队上班之前就累得患上了肺结核病，何希金将薛干拉到文书位置时，就明白告诉他：“人家许会计这些年来，一直都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做两个人的事，从现在开始，你小薛除了做好文书之外，要帮助许会计跑跑路，记个帐，登记个表格什么的，不能再让老会计累着了。”

由于去年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主[xi]上台之后，还仍然没有忘记搞“批邓、反击右倾”，虽然“深挖洞、广积粮”也在继续，但“路线斗争”和“生产纲要”的矛盾，依然让大队领导班子感到头痛。

好在今年的棉花收成勉勉强强完成公社下派的“纲要”任务，为了多争取到些“回销粮”指标，就必须在上报的数字上多做点文章。光靠“纲要棉”所换取的经济收入，各队的工分值只能包算在两毛钱一个劳务工。这离公社要求的“一个劳务工争取达到一块钱”的目标相差甚远！

大队部任然还是土坯三开间瓦房，和普通的农家房舍没什么区别，只是正屋的两头，西边是一个代销店，北边是合作医疗室。

刚吃过中午饭，薛干到代销店买红纸，新的一期“大批判专栏”又要出稿子。许有年正在和代销店的老头闲聊着。

“小薛，你过来一下，还有老许，你也来。我们几个有点事商量一下。”这时，何书记和大队长费诚也从自家来大队部，见着他们，何书记便叫住他俩。

许有年的会计室里，“三国四方”会议正在悄悄开始。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实事求是的报我们的数字，到开春，恐怕每个队有三分之一的人家要揭不开锅，因为‘回销粮’是按照任务数返回的。现在我们唯一做的，就只能在怎样‘超’字上做文章，只有做好了‘超’字，才能多争取点‘粮’回来。大伙看看有什么好办法？”何书记拉长了脸，严肃地看着这几位。

费诚望望何书记，又看了一眼许有年，说：“前几年，我在后山搞社教时，听说他们年底搞了个什么‘瞒粮私分’的案子，结果，那大队的书记大队长双双被‘开’了，好像还进去关了一阵子，我看，这件事情需要慎重加慎重。”

“那是他们不会搞，而且那些干部可能都有私心，想截留但又怕分配不均。我们这不会出现那种问题，你放心。”何书记开导费诚。

“那这个办法只能限于在座几个人知道，尤其会计把账务要做好点。”费诚说。

“小薛，你明天下队，通知各队会计，让他们把他们队的每户自留地的亩数报上来，他们要问为什么，你就说，要调整自留地。”何书记招呼薛干。

“许会计，你等各队自留地报表送来之后，把总数统计出来，然后我们再研究办法。另外，今天的议题，小薛没做记录吧？”

“没有做，你们放心，就当我们几个人闲聊。”薛干答道。

“书记、大队长放心，我会和小薛完成任务的。”许有年也说。

三天后，一份“超纲要”的任务皮棉报表顺利完成。县供销社棉麻公司那边，何书记已经将那经理头头们摆平了。

可是，殷贤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得到了大队干部搞得什么“超纲要报表”一事的消息，这天下午，快收工时，他神秘地叫住薛干：“公社马上要派工作组到西堤，你知道吗？”

“知道啊，据说又是新一轮‘社教’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薛干十分讨厌殷贤那种闻风听雨的德行。

“我听说我们大队在上报皮棉产量上做了手脚，这次恐怕有人要吃亏了。”殷贤阴阴地说。

“我说殷厂长啊，你不要怪我毛头小子不懂事哦，我们又不是干部，管他们那些事情干吗呢？自己管好自己还差不多。”薛干话中有话地说。

殷贤知道从这个混小子口中掏不出什么值得有价值的东西，便悻悻回家，喝他的高粱大曲去了。

第二章

一

一九七七年的十月份，冻结了十几年之久的高考，第一次于文革中毕业的初高中生们见面了，其中也包括了不少当年的“老三届”。

已经回乡苦熬了三年的初中毕业生薛干，终于觉得自己能够凭借文化知识走出农村这个广阔天地。

其实薛干自打初中毕业回乡后的那一年，就想像着父亲会托人帮他在“公家”谋个小差事，只是当年还没有达上所谓的“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他父亲在70年代中后期曾是洲头公社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不是政界要人，但当时那会农村土地耕作，货物运输，都缺少不了他那个“公社拖拉机站”的大力协作。

薛仁安是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和西堤的书记何希金同为一年赴朝鲜战场，又同一年专业回乡，只不过他比何希金运气稍微要好点，回乡后就被时任高级社社长，后调任县水利局当局长的钱世坤介绍到社里的拖拉机站当站长。文革初期，由于钱世坤被打成“走资派”，曾经“落草”回到洲头，又是薛仁安将他安排在站里当调度，其实等于将钱世坤保护起来了。

何希金之所以有意将薛干拉到大队做文书，也是看在薛仁安的面子，他哪里知道这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表面上对他们这些长辈们毕恭毕敬，平时不多言语，交代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在这正需要年轻人接班换代的时候，却要去报考什么中专？也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赶上了这么个好机会，就让他去考吧，可不能因为农村基层建设而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到时候老薛还不怪我一头的包？

这天上午，薛干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大队部，收拾好会议室和会计办公室后，见何书记和费大队长还没来，便去加工厂去找殷贤。

殷贤自从去年那次被薛干不阴不阳地冲了一句话后，便时刻对他耿耿于怀。

他知道薛干这次又要找他，因为报考的政审表，还是需要他这个团支部书记签字呢！他这一两年，好不容易才混到这个团书记的位子，就是因为他能抓住何书记也窃呼“殷、单、费、许”四大家族的势力，他殷家在西堤算是第一大户，只不过没出几个像模像样的人物罢了，好不容易文革中，他殷贤脱颖而出，成为殷氏家族的佼佼者。现如今，他殷贤已经是团书记了，相信要不了几年，这个西堤大队的书记大队长什么的，两个职位必定有一个归属于他。

“呵呵，小薛，找我什么事情吗？”殷贤端着个陶瓷茶杯，左手食指和中指夹了根香烟，正准备从加工厂厂部去轧花厂。见薛干笑眯眯地跟他打招呼，便淡笑着问。

“是这样，殷厂长，不，现在该称呼你殷书记了！”薛干连忙说出两个尊敬的称呼。

“嗨！什么厂长、书记的。不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说吧，什么事情?”他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想参加中专考试，据说还要填政审表，我现在的入团申请不知道批下来没有？”薛干去年就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哦，这个呀，我刚上任没多长时间，老团书记单守义借调到公社后，还没有办好移交手续呢，要不你先去找找单书记问问？”其实，单守义调走后不久，移交工作就已经办好了。殷贤在借故推诿。

“是这样？那什么时候他才能移交给你呢？我只是问问而已，至于批没批下来，都不重要，到时候只要你殷书记在政审表上说明我已经申请入团就可以了，你看可以吗？”薛干只能委婉地请求了，他知道，在殷贤的手上，他不可能在报考中专之前“突击入团”的。

“好吧，到时再说，我还要请示一下何书记呢。”殷贤又找出个推诿的理由。

在殷贤那儿碰到个“闭门羹”，更加增添了薛干要报考中专的信心。

父亲薛仁安可不看好儿子能考上中专，知子莫如父。薛干自己也清楚，数理化他是不可能考得好，只是文科比较好一点，薛仁安从中学那里打听到，中专没有文科类的专业学校。可是又不能打击孩子的信心，只好暗地里又找何希金，让他仍然保留薛干大队文书的名额，万一这混小子考不上，还能继续留在大队里。这一切暗中的活动，薛干并不知道。

报考中专的结果，正如薛仁安所料。碰了一鼻子灰的薛干，又乖乖地到大队部，整天地看着书记大队长和殷贤的脸色，干着些让他有些乏味的事情。

二

冬天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又到了1978年元月，国家的兵役法又改变了一下，搞了个春季征兵。

一心想跳出西堤的薛干，觉得机会又来了。西堤大队只招一个名额，但是报名的不下十个。其中，有一个正是单贵的亲房弟弟，叫单富。而且单家从来对姓薛的这个外姓人家照顾有佳，薛仁安当年当兵，扔下年迈的老母，由于饥荒痨疾于那年寒冬离开人世。是单大义的父亲带领着一帮人，安葬了老人。这份情意，薛仁安一直都谨记在心。

这次西堤大队的征兵名额只有一个，儿子要去应征入伍，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偏偏就单富和薛干两个人同时体检合格。这薛仁安可犯难了。他连忙去找何希金商量，看看大队两委会有什么决定。

偏偏在这时，不知道从什么人那儿传出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说薛干前年曾调戏过下放知青何玉美，那何玉美去年就已经上调回省城一家报社当了个小编辑了。

这还了得？村子里的人开始议论纷纷：“没看出来啊，小杆子（薛干的小名）平时闷头闷脑的，竟然还会做出那等事情？”

“嗨！你还别说，那下放学生也不是什么好货，整天地不在加工厂好好干活，却尽找由头往大队部跑，有时候在那会议室里和小杆子一聊就半天，你说，还会没事吗？

“据说，是小杆子想找那女的她爸，帮着给他登什么文章，她爸在省城里可是个大编辑呢！”

“怪不得呢，肯定是这小子想和人家套近乎，人家看不上，所以就干出那缺德的事情了。”

俗话说，众口唾沫能淹死人。把个薛仁安气得，赶紧回家拧着薛干的耳朵：“你个臭小子！说！到底有没有那回事？”

“什么呀？爸，你弄明白没有？那是人家造谣的呢！”薛干拼命为自己解释。

“无风不起浪，人家凭空能造你这个谣？这下好，大队还得派人去省城调查，你这下可真的给我要面子了啊！比我还要出名了！”薛仁安气得还要拧儿子的耳朵。

“让他们去查好啦！我才不怕呢，人家何玉美又不是低能儿、神经病。她会睁眼说瞎话？”薛干显得理直气壮。

薛仁安听了儿子这句话，才稍微消点气。说：“不管怎样，今年这个兵，恐怕你是当不成了。”

“我问过了接兵团的人了，人家说，只要没有上辈人历史问题和本人的劣迹，就可以通过政审。”薛干还在为自己能应征而信心满满。

这是何希金正好开完大队两委会，路过薛干家，听见父子两正在争执，连忙走进屋。“我说你们爷儿俩不要再争了。支部会已经讨论通过了定兵名单。”

“那到底定谁了？”薛干迫不及待地问。

“一边去！”薛仁安唬着儿子，示意他出去。“老何，到我房里说。”

“小杆子啊，在你家我可不叫你‘小薛’了哦。你去，到代销店给我买包烟，至于你家买不买酒，那不是我的事了。今中午，我要和你爸好好喝上几盅。”何希金准备从口袋里掏钱，薛干连忙说：“何书记您就别卖什么关子了！不用您掏钱，我给您去买烟。”

“怎么回事？老伙计？”薛仁安也弄得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何希金慢斯调理地走进薛仁安的房间，二人对坐着。

薛仁安从他那不紧不慢的讲话口气中，得知事情的原委：“前天，我和费诚、有年等人正在商议着怎么能既让你家薛干走得了，又让守义家那个单富能够没怨言，这时候，一封包着一块石头的群众来信从窗户外面丢进会议室。我们一看，呵！是揭露你家小子‘调戏知青’的检举信！大伙说，这事非同小可，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可我们那还没散会，加工厂和饲养场那边就有人在议论开这个新闻了。我觉得这事得赶紧查清楚，便立马赶到公社找到老陈部长，叫他用武装部的内部电话要通了省城那家报社，找到何玉美的父亲和她本人，要求他们给予证实。人家并没怠慢我这里的请求，马上拍了一封加急电报过来。”说道这里，何希金拿出那份电报递给薛仁安。

“贵大队询问有关何玉美在下放期间曾遭调戏一事，纯属谣言，本社代何玉美本人特予以澄清。------某报社总编辑室”

“那大队到底怎么解决此事啊？”薛仁安现在倒并不关注儿子的走与留的问题了，现在他想要知道的，是单守义一家族的人是怎么看待薛干和单富的走与留。

“我说老薛呀！人家单家和你薛家，可不是一两年的关系了，单家是不在乎和你薛家争个高低什么的，人家也是知书达理的根底，不像那另外三大家，这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家的工作我能做得通，何况，守义借调到公社，也是我推举的，这个情面，不往明里说，单富他爸妈都知道。”何希金说。

“那我还需不需要亲自到守义、大义、单富他们家去看看，或者解释点什么？”薛仁安因为自己不经常在家，与单家这些年沟通的比较少，怕因为这次儿子当兵的事情让人家误会。

“我看，现在你没有这个必要上人家的门。等小杆子走了之后，你抽个时间，再去他们家，这样，即不会让另外几家人误会你们两家私下里有什么交易，又避免见了单家的人而引起的尴尬。你说是不是？”何希金劝导说。

“那老伙计，我俩就不说客气话了哦。大恩不言谢！”薛仁安脸上露出了笑意。

这时，薛干买烟回来了，还带回一瓶“高粱大曲”。

三

一九八四年的五月八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最起码在西堤村，这个日子值得纪念。酝酿两个多月的队改村换届拉开了帷幕，全村三十二名党员，第一次以破历史和遵照党章的形式，选举他们的支部委员。这是一次真正意义的民主集中制，四个党小组在乡（时由公社改为乡）下派的登点干部的组织下，推选三名新的支委。条件是：四十五岁以下、初中文化程度、正式党员。这无疑就是将殷贤等　“老干部”第一筛子滤掉了。考虑到新老交替和村级财务，破例地由党委指令，原大队会计，四十八岁的许有年任支部副书记。这样，只有两名支委的名额。党小组的提名，费诚担任支书，另一名是曾担任过收方员的单守存，就是当年借调到公社搞文体干事单守义的哥哥，参加支委，支委选举实行等额选举，实行选票填写，不用说相当成功。选票第一次在西堤村实现了它存在的价值。

接下来，便是村民委员会的第一次选举。那时，国家的法律还没有象现在这样逐渐普及，村民们只知道，村干部不就是原来的大队干部吗！还要什么选举不选举的，上面不早就定好了，只是走过场而已罢了。第一轮的村委候选人的产生，就遇到了不大不小的阻力。而正在这时，薛干才真正扬眉吐气地捅了一下殷贤的屁股。

本来，他已经是殷家的旁系亲属了。他与殷贤本家兄弟妻子的侄女正月结的婚。薛家和殷家的亲家也成了亲家，这就等于薛干打到了殷家大户的外围。由于薛干年轻冲劲足，又有去年“水下立功”的表现，小伙子又好给别人帮忙。所以，在殷家的外围乃至全村赢得了教好的口碑。自然，是“官”刁过“民”。他们也就明地里将薛干推向了前台。虽然，各村小组选派来的代表，他们都拿到了他们各自应该填写的那张张庄严的选票，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是西堤村一千一百个年满十八岁选民的权利！如果，他们那时候有这样的意识，那他薛干根本当不上村委会委员、村治保主任和民兵营长。原因很简单：“四大家族”在西堤盘根交错的关系，是他这个小姓户的后代无法全部融通的，即便是他已经是其中一大家族的外围亲属。毕竟，口碑，不能代表人们在行使权利的关键时候，左右其内心世界的变化。当代表们一致通过单守存当选为村主任后，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的选票便是要通过的最后的一张。

他就象当年在部队接受带新兵训练命令时那样的姿势，站在黑压压的一群人面前慷慨陈词：“我薛干今天感谢上级领导和各位代表的关怀和信任。谨在此表示：如果当选，一、决不会有私心，比如沾公家的便宜。二、决不会溜须拍马，（转过脸）请各位领导不要误会，我指的是不正当的溜须拍马。三、端正生活和工作作风。四、全心全意为全体村民服务。如果干不好我自动辞职，并请组织处分。”

有时候，在适当的场合发挥一下自己的演讲技巧，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薛干的这番话，不仅使在坐的村民代表面面相觑，目露惊愕。热烈的齐刷刷的掌声代表了所在位人们的坐在台后面尚未卸职的团书记殷贤，脸上终于挂不住了，向老支书何希金请假，说家里来了客人，借故先回去了。

殷贤这次终于没有左右在场的代表们填写选票的局势。有乡村的主要负责人在，他能作用得了吗？

薛干被正式推选为西堤村委会委员，村治安委员会主任、民兵营长。

四

自从薛干一九九零年五月份，由村委会治保主任和民兵营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之后，侯得新便在殷贤的竭力保举下，顶替了薛干的位子。

眼看着薛干从一个十七岁的毛头小子进入大队，然后又从部队复原，顺利进入村两委班子，殷贤心里着实的不服气。

正好，一场姻缘，为他“曲线”捞回政治本钱铺平的道路。

侯得新的亲房弟弟要和殷贤的本家兄弟的大妹子要相亲，侯得新的老婆，人称西堤村的“阿庆嫂”胡玉莲便在一个夏秋交际的月夜，拎着两瓶“口子”、两条“阿诗玛”，悄悄地敲开殷贤的家门。

“哟！我说大妹子，今晚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来了？”好在殷贤的老婆今晚去宜城的女儿家了，他见胡玉莲的到来，显得格外兴奋。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我的老书记！”胡玉莲扭着水蛇般的腰肢，圆盘的脸上，一双杏子眼里带着挑逗的神情。

“快进屋吧，有事情家里说。”殷贤殷勤地接过那女人手中的东西：“来就来，还带这么贵重的东西做什么呢？我可收受不起哦！”

两人进了内屋，那女人尽直走进殷贤的房间，“怎么？大嫂子不再家？”其实，她知道这几天殷贤的老婆正在城里服侍大女儿过月子，并且一两天回不了家。

“是啊，你瞧，娘们不在家，屋子里这个乱的。”殷贤附和着。

胡玉莲准备将房间里的乱七八糟的衣服鞋子袜子理落，殷贤赶忙拦住：“不劳你了大妹子，有什么事情说吧。”

“我说老书记啊，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怎么的？我们家那老实头的弟弟，能攀得上你殷家这门亲，还不得沾着你的荣光啊！这不，眼看着国庆节就要到了，恰巧中秋节凑到一起，我那宗家急着要送‘宝日’呢，想先请你说服你那兄弟松松口，就将这事情办了，你意下如何啊？”说完，又亮了一下那双杏子眼。

殷贤心里清楚，侯得新夫妻俩在西堤是“双党”户，侯得新是从部队入党复原回家的，而胡玉莲则是在文革后期的一次“社教”中，被公社派来的一个秘书看中，先是“突击入党”，正准备提拔她当大队妇联主任，结果因为那个秘书和她的不正常关系被人举报到公社才作罢。

这夫妻俩，仗着其二弟在市民政局下属的一个单位任职的势力，就连超计划生育，乡镇府都对其网开一面，原因是他们夫妇巧妙地将超生的孩子送给二弟收养，所以就逃避了相应的惩罚。

他殷贤如今已经被“政治边缘化”了，社改村以后，被照顾性地安排在村办鱼湖里搞负责人，以前的大队加工厂随着何希金的退位，费诚等人经营不善，终于慢慢地一个个倒闭，尽管当时费诚竭力推举薛干负责村办企业，但是“精明”的薛干并没有接受，他殷贤当时也不情愿薛干当他的“顶头上司”。只有单守存，他殷贤能够随意地摆布。

不成想薛干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处处和他殷贤过不去。终于在89年冬季的兴修工程中，他利用费诚之手，狠狠地教训了那小子一次。

圩堤岁修，是那些年仅次于计划生育的大事，如何动员民工上堤是考验基层干部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殷贤拿准了薛干做村民思想工作不内行的弱点，怂恿着费诚，让薛干去催平时最难剃头的联合村民小组。

联合小组是侯得新他们从外地搬迁来的，和老村还没有真正融合，而且他们小组的一些人很难对付，每年的土方欠款就数他们组最多，连老书记都拿他们没好招数。

到底生姜还是老的辣。

薛干到联合小组辛辛苦苦磨了一个多星期，还是没有将民工全部动员上堤，村民们要求村干部将他们小组和全村历年的土方账务全部清算完毕，才肯上堤。历年的土方账务，那是个王婆娘裹脚---又臭又长的麻烦帐，要几个月才能清算完。更何况，年底好天气不多，新的土方任务重，时间紧，哪来的时间去清帐？这不明摆着刁难村干部吗？

没办法，费诚只好和乡兴修指挥部请示，暂时调薛干上堤督导，让单守义回家和费诚一起催民工。

兴修结束后，费诚单守义和薛干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出来了。殷贤从那时起，便琢磨着找个什么人，既能够感恩与他，又能挤掉薛干？

终于，他发现了侯得新这个人才！人家是“双党”啊！政治条件明显优越他薛干，群众基础也比薛干强，起码，侯得新可以影响他那一片沾全村五分之一多的村民。而且，又有一个八面玲珑、能说能干、善解人意的胡玉莲这个贤内助。是个值得利用的人梯。

胡玉莲早就看出殷贤内心的盘算，每次从殷贤在她家喝酒的时候露出的“酒话”中，就猜到了这个不甘寂寞的殷贤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今晚，她也就是就殷贤这碗烫，下侯得新往村里爬的那碗面。

殷贤听了胡玉莲说话的意思，连忙拍着胸脯：“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你回家告诉那叔爷，叫他这个月初八上午将‘宝日’和‘压八字’的钱送过来，这边我去叫‘媒人’去把‘礼单’写好，到国庆节就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

“呀呀！那太感谢你了，叫我这个做嫂子的怎么感谢你啊！”胡玉莲嘴上说着“谢”字，眼睛里射出挑逗的光亮。

“谢什么啊，我们又不是一两天的关系了。”殷贤说着，一把拉住胡玉莲的双手，胡玉莲半推半就地顺到他的怀里。

第三章

一

侯得新这一下终于如愿以偿，由村委委员、副主任胜出，当任村委会主任了。要知道，他从九二年开始，由一个村委委员，挨到九五年，仍然原地踏步，直到九八年，才混上个副主任。这期间，如果不是因为薛干九五年的重新上任，村主任理应就是他侯得新的！

不过，他听说，这第三次的村委会选举和村支委的选举是分开选的。也就是说，老的村支委班子在完成村委会换届之后再重新调整。明里说薛干在村委会选举中从村主任的马背上掉了下来，但他仍还是老支书班子里的成员之一。听老支书费诚说，为了保持村一级班子的稳定过度，必须在年龄杠子上分出几个档次。言下之意，未来的三年，他将要和这些老对手要改变为“联手”了。

为了从毫无实权的副主任晋升为村委会主任，侯得新可以说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团结了不少群众。包括曾经反对过自己，指着鼻子骂自己的爷们。当然也得益于他的前任薛干的侧面“帮助”，和快要退位的老支书费诚“和稀泥”。他庆幸自己在一九九八年的“上访”风波中保持中立，让薛干自个儿栽了“跟头”。更佩服自己的那班谋士，他们移花接木的本领，真可以说令人佩服。他清楚地记得，镇里分管纪检的副书记刘向东在关于“西堤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在九八年抗洪救灾期间犯有失职责任的情况通报”中指出的：薛干同志对于救灾款物疏于管理和发放，导致救灾款物对象落实不到位，甚至有村组干部亲眷冒领，激起民愤而集体上访。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应对所造成的后果负有严重的失职责任。建议成立由镇纪委书记刘向东为组长、西堤村委会副主任为副组长，对九九年冬到二000年春的救灾款物进行彻底调查。

从二000年春一直到秋后。也仍然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在侯得新的谋士们精心的未雨绸缪中将发放“花名册”登记得天衣无缝。而从中截留的三万五千元，支付了村历年来欠下的伙食招待费，纵横关系交际的人情“感情投资”。当然，分管财务的薛干曾经多次极力反对，他说不能以不太光明的方式进行“感情投资”。反对批那些成百元、上千元的烟酒发票，几百元的伙餐补贴。可是，为了班子的团结，为使全体村民和村集体能尽可能地得到上级及有关方面的帮助施舍。在书记费诚及副主任耐心“开导”和“劝说”下，一次有一次地，薛干充当了侯得新的“傀儡”。他自己却丝毫没有得到好处，反而让侯得新紧进紧地攒住了违反规定的把柄。因此，栽了个跟头也就不足为奇了——受到全镇通报批评、行政警告处分、党内警告处分。

侯得新可不会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

他从以前的殷贤那儿得到一条宝贵教训，那就是，越是在暗地里损人，吃亏的往往就是自己，那殷贤，不就是在暗地里搞些名堂而落得个在村两委“一毛不沾”的窘状吗？不过，他也应该感谢殷贤，如果没有殷贤当年的举荐，他也不可能有今天，他并不记恨殷贤偷吃了他家的黄花鱼，只是他不想再听见有人在暗地里称呼他六（绿）爷罢了。

在这次村委会换届选委会成立的那天晚上。他就对吴道义讲：“你们这次责任重大啊！别看拎票箱发选票的事很简单，薛村长的去留，可有相当的系数在你们身上！”“我是一个干不了大事的人，充其量也只能有给家长（指书记）跑跑腿的能耐，以后的工作还得全仗你们这些老哥们呐！”

这吴道义是何等聪明之人！他眯了眯银环蛇似的双眼，亮起黄瓜花一样的脸：“侯哥你放心，这西堤村‘四大家族’之内，没有我姓吴的应付不了的。尽管我是外来的小姓人家，也在你们的大棚底下蕴育了几十年，多少也能知晓些人情世故的，你就瞧着好吧！”

侯得新依然阴着那张瓠子脸，耷拉着上睑，用一双不大且深邃的眼望下盯着比自己矮二十多公分只有一米五几的吴道义：“千万不能出乱子和差错，这可关系到我们西堤村今后的发展问题！”

“我懂！我懂！我马上就和老贾、老黄他们碰碰头，全力配合协作，保证出不了差错！”吴道义心领神会地去办他该办的事去了。

侯得新还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必须想办法上谏镇党委在支部改选时，千万不能让费诚退位。如果费诚退位，那就意味着：尽管自己能在选“村委会主任”的选票上稳操胜卷，那么薛干就会自然地在栽跟头的地方重新爬起来。俗语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薛干如果自此一蹶不振，那么九九年的“上访”风波的内幕，便从此烟消云散。一旦薛干掌握了一把手之权，那么他侯得新当年玩的那几把“轴轴”将统统被抽出来折断。其后果对他来说是不堪设想的。

有什么办法，能控制费诚不让位？

二　

费诚干了近十一年的西堤村党支部书记，竟想不到在二00一年五月八日这一天，在刚过五十岁生日的时候，会“提前”退下来。

昨天，刚结束村委会的选票唱票统计数，填报完各位当选人登记表。今晨便和镇里的小梅一起送到镇党委办公室。王书记便将他请到自己宽大明亮的办公室。亲热地招呼着这位面如弥佛、敦矮结实的费诚坐在自己对面的软椅上，象戴贵宾似的抽出“红皖”，沏上罗湖上刚刚采来的“毛峰”，关切地问：“这段时间辛苦了吧？怎么样？看样子很顺利呢！”

费诚诚惶诚恐地回答着：“不辛苦！不辛苦！”对着书记一反常态的感情，心里却在敲着鼓：莫非这书记早晨的盛情招待就是我政治生涯的最后的晚餐？！

“老费啊！本来我应该代表党委亲自上门做你的思想工作。”

“王书记，看您说的，应该是我向您汇报才是！”费诚谦逊地说。

“听说你最近老‘肺’又犯了？”王书记关切地问。

费诚在十年前患上了肺结核病，不过前几年症状比较轻。这病也许是让殷贤那帮老家伙给气出来的，八四年开始，他和单守存便在殷贤这个“编外书记”的暗地左右下，败光了村子里所有的家当，到九五年的时候就连维系着村干部工资支出的鱼湖，也被低价承包给了殷贤的老情人，侯得新亲房弟弟了。加上薛干这两年时运不济，去年又被“上访风波”而受处分。他费诚无形中便代理了村主任这个角色。四十岁的人，这半年多来不时地吐血，吃药不断。

尽管当了个村官，没什么重体力活干，老婆也很会调养他，在书记这个位子上，十七年来，尽管村委会已经换了两届人马，但他却做得稳稳当当的，没有出现过重大的失误。没料到刚迈进二十一世纪，就出现了影响了两个世纪的变故。

他表面上采取了在薛干和侯得新之间，两边不靠、两边都摸的方法，实际心里却是焦躁不安了。嘘火挠肺，老病又犯了。他很感激王书记的关心：“谢谢王书记的关心，你看，我现在保养得不是还好吗？”

“前几天，党委经过反复讨论，根据你们西堤村的具体情况和你的身体状况，想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安心地治病。支部工作暂由薛干代理，你看怎样？”王书记和风细雨地说。

“……”费诚没料到得到的是这样的信息，得到的是党委这样的轻率地决定！

但他没有更好的理由为自己留任而申辩，他开始意识到，党委在考虑到西堤村两委的组建选举中作了特别地安排：一方面让积蓄了多年真正意义上要求民选的村民的愿望和能量充分地实现和发挥。当然，党的组织要适当正确地引导。另一方面，为了给薛干这个有争议的干部一次考验的机会，不得不让他这个干了十几年碌碌无为，而且在这两年没有掌好舵的班长体面地退位，只好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而搬掉他。

王书记虽然是以商量的口气在问他，在征求他的意见，但谈的内容却不容否定和置疑的。但是，党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宣布这个决定，费诚似乎听出了一点玄机，“休息”“代理”。也就是说：西堤支部的改选，还没有真正纳入日程安排。那么，他就会有再次的机会。看看薛干和侯得新这一对“冤家”如何在支部内进行“鹬蚌之争”。然后，再次坐收“渔人之利”——毕竟，他费诚并没有真正退休，他还有十年的工作时间呢！

他这时的情绪显得格外平静：“王书记，我十分理解党委的意图，并且愿意接受党委的安排。”

“这就好，不愧是历经几次政治运动的老书记了，党性很强，还望你‘休’而不‘息’啊！你可不要像以前的殷贤他们一样，看他们的笑话哟！”王书记认真地说。

王书记的这番话，安抚中带有尖刻，那意思很清楚，你费诚这个太过于“圆滑”的机会主义，在这会儿恐怕是行不通了。

从镇办公大楼出来，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农历四月份明媚的太阳，给人们带来了春天的温暖。但费诚却感觉到这时的太阳有些炙热，接着就是浑身莫名的烦燥，喉咙痒痒的像要咳嗽。这种感觉已经好多年没出现了，今天到底怎么啦？不觉得，还真的咳了一口，吐出来的是却是一口鲜红的腥咸的血痰。

他赶紧拦住一辆从西南方向驶来地出租车。钻进车内，出租车便将他送进了市立医院的肺科病房。

消息很快传到了西堤村。

“费书记又住院了！”

“费书记这次可能真的要退了！”

“这老好人书记也该让位了！”

“他不退位，薛、侯还没得争的呢！”

侯得新这时候忧心忡忡。

三

五月九日，薛干刚刚吃罢早饭，正准备到地里看看雨后的菜子开花的势头，镇党委电话通知他上午到镇里去一趟。

老婆见他又要到镇里去，没好气地嘟哝道：“被人家抱在怀里灌巴掌，还不知痛！”

四十二岁的梅香娘家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属于“殷家祠堂”的姑娘。不知什么阴错阳差，就听了大姨的一句话，就看上了这么一个楞头楞脑的退伍兵。据说大姨父殷可正也很愿意撮合他们成一对。就这样，她被卷入了大姨父的族兄与自己丈夫争斗的漩涡。

“这几年还没有受够？忘了九0年是怎么下来的？净给人当枪使，何苦？”妻子继续唠叨着。

梅香的话的确句句敲在他的痛腿上。

这个脸色微黑、凤眉大眼的长发女人，平日里不管家里来了什么人都和颜悦色，热情招待。只是等客人们走后便摇晃着头上的“马尾”，岔气地扭摆着一米六的匀称身材，圆瞪双眼冲着薛干：“我蒜倒了八辈子楣，跟了你，好处没有，净给你撑面子。如今呢？要不是看着两个孩子，我才不管你这些‘官场’人情呢！我早就回到‘殷家祠堂’摘茶烧炭去了！”

要不是不服九0年的窝囊气，他也不会在九五年再次进入村委会，也不会出现昨天的情况。很可能通过殷梅香和殷家亲戚的这种关系，慢慢弥合与殷贤的裂痕。

他与殷贤的裂痕，就产生在八四年的那次选举会上他发表的“演说”。虽然，那次殷贤没有能够在村两委谋得一席之地，但他凭着十几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中的丰富经验，和庞大的家族势力。始终在暗中左右着新上任的书记费诚、会计许有年。对于新上任的村主任单守存，他根本不屑一顾。

毕竟在基层，还是党委的意见就等于是村两委的意见。他殷贤可以随时地以一个老领导的身份和语气教导费书记，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左右会计的报表、文档的工作。说明了，他是唯一不拿定补工资的“编外书记”。

刚刚经历了八三年的特大洪水。西堤村一千多亩旱地急需进行清沟排淤、修复路渠。而这年恰逢省政府已批准了丰跃圩北堤电排站的建设报告。镇里准备在八四年秋后开始正式施工。这对西堤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赐的机遇。村两委（自前任老支书何希金开始就开始以两委的方式对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决定）新上任不久。八月二十号上午，在薛干家里开了个会，重点议题是怎样利用即将开始兴建电排站的机遇，向镇里和水利局申请支援西堤村的通电工程和农电基本建设工程。

这时的薛干还是一个不是支委的普通党员。他也十分清楚此时没有必要提任何建议。因为既然书记主任提议召开这种会议，必然有重量级的决策，自己跑出来指指点点岂不是不合时宜，多此一举。好在这次会议没有扩大到殷贤这位老干部，他在聆听了书记主任的决定后，立即表示，只要能为大家做点实事，他愿意当跑腿和带民工的头。

一年多时间跃丰圩北堤电排站的兴建，的确给西堤带来了不少实惠。这头等实惠，就是实现了历史以来就盼通电的愿望；第二、就是随着排水新大沟的挖宽挖深，西堤村也沾了配套治理沟、渠、路的光，一下子改变了过去十年九涝的面貌。第三、也就给薛干班实干的青年们发挥锻炼了组织、指挥和领导农村基层工作的才干。

正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挨枪子的往往是喜欢第一个飞出的鸟”。

谁知道，他在那次兴修和建站工程中，遭到了殷贤的暗算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通过那次调到堤上督导施工，他带领的民工，按时保质地完成了任务，并且，从建站工程中，争取到为西堤村通电的计划和材料照顾。当然，他在每次的大会小会上，将这些功劳，通通都退让给了费书记和单主任。他说，没有书记主任的面子和领导有方，这些成绩是他薛干争取不到的。

薛干没有吸取怎样做人的教训。随着镇领导的表扬和有关单位的“奉承”，随着老少爷们的奉承，他有点觉得费诚和单守存的脚步变慢了。自己好象超前了几步。这就必然引起他和单守存之间回避不了矛盾。

而正是有了这种微妙的矛盾和费书记暧昧地调和。加上自己利用通过实干取得的成绩给书记、主任脸上贴金的方式不正确。终于在一次支部生活会上，殷贤以老同志的语气，说出这样一段话：“在一个基层组织内，一个人纵然能力再强，也只能在一把手的领导下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必定是领导者的领导有方。不相信？你脱离书记主任的领导，去试试？”

最让难堪和不能继续干下去的原因，就是在九八年冬季的征兵工作中，他险些被撤职。

由于当年的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各级对本年度的冬季征兵加大了审查力度，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求相当严格。恰巧这时，许有年的本家侄子，一个在那个年代小有名气的“哥们”，居然也堂而皇之地报名应征。虽然费诚许有年和薛干都不喜欢这个初中毕业两年在家好逸恶劳，结伴夜行、偷鸡摸狗的“浪荡公子”。可就是抓不到证据，也就无法给予法律惩处。碍于许有年的面子，就连“重点人员”摸排登记，这小子都不在册。现在居然要当兵，总要过政审这一关吧？

遗憾的是西堤村已连续三年成为兵员“空白村”。书记村长说了：不管怎样，你薛干也要弄一个到部队去。言下之意，许有年的侄子必须要通过村两委这一关。费书记并且说：“不管什么坯子，部队呆三年都能改变成端正的材料。”支委会这次破例地没有扩大到本应让民兵营长参加。但结果，因为许有年的侄子“名气”太大，被镇党委和武装部涮下了。可薛干却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因为群众都认为，村里定兵除了民兵营长，还会有谁最有发言权呢？这下他可真的是：　“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你说薛干他背不背时？

由于薛干在村两委中，不能做到善于团结和尊重领导。由于太个人英雄主义，由于听不进领导和群众的意见。一九九零年春，他主动地请求辞去治保主任和民兵营长的职务。

他扪心自问，自己没有辜负八四年的那些村民代表填写选票时对他的期望。他认为在这六年中，自己尽到了作为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委委员应尽的职责。这次辞职，他并没有提出最根本的原因，而是强调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不足。性格冲动有余，冷静不足，他需要退下来。重新体会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农民的感觉，重新思考怎样发挥自己的能力带头发家致富。几年来，因灾害和自己忙于村务，自己家庭经济已陷入困境。但在内心里却一直观望着费诚、许有年和“编外书记”等人将会怎样领导村民们走上致富的道路。

一九九四年的八月份，又一轮换届选举开始。贯于算小帐的许有年因被认为“做不成大事”而被村民代表淘汰出局。单守存也因年龄关系而退休。

空下了两个缺，需要重新安排，确切地说，还是按照八四年的方案——支部提名经村名代表选举。只不过这次的代表人数已经上升到整个有选举权村民的十分之一，将近两百名。

一九九四年的换届几乎没有什么波折。薛干和另一个新人侯得新，一对新的搭档进入又一届村级权利机构。侯得新接任的是由许有年一直担任的民兵营长、会计，薛干则在村主任的位子上接过费诚兼任的治保主任，直到这次真正的“海选”。

他这次是真正地领悟到“海选”的实际意义，领悟到团结的重要性，领悟到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也观察到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公正和狭私就会不停地斗争。真实和虚伪总是一对孪生兄弟，廉洁和腐败总是此长彼消。他没有别的选择，在做完陪衬之后，再也不会重蹈九0年的覆辙。他要等，要等到上级党委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台阶好让他走下来。

四

面对这一次不同于历届村委会换届选举而获得胜利。侯得新却笑不出来。

早晨，他晃荡着麻杆似的身材。瘦长的双腿圆规似的在门前的稻场上划着圈。当他正准备扭开茶杯盖品尝刚出汁的“剑毫”时，左眼的余光扫过村边的大路上。薛干正骑车赶往去镇政府的方向。刚才听他老婆说：去学校边小店买菜的大外孙小彬路过薛干门口时，正听到薛干在对着电话说：好的，王书记，我马上就来！侯得新也就马上意识到：费诚这下是真的退了，姓薛的这家伙就要继位了。那么他侯得新这个真正靠正儿八经的选票选上的村委主任，还必须给这个历次都被“糊弄”老百姓的那些白纸做的“选票”选出来的“村官”打下手了。他虽然觉得这次选举他赢得并不光彩。也听到有人职责他玩了　“猫腻”。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决心在老书记费诚正式退休之前，他和薛干再来一次较量。

一次真正面对面、实打实地较量。

想到这里，他猛灌了两口“剑毫”，双手握住茶杯溜进屋里。拨开了几个电话号码。

两天后，村子里传出了村“党支部成员要实行两推一选制”才能产生。什么叫两推一选？就是在由支部大会上全体党员无记名式推荐的同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再由村民代表也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荐。按两推的结果票数多少确定支委候选人的名次。据说，这种方式在其他地方的乡镇试行过，但并不成功。所以“上面”并没有下文各村千篇一律地施行。

侯得新认为村支部选举也应和村委会选举一样，一定要彻底“民主”。

虽然他已经是村委会主任，但他不能面对一个薛干。

他知道面对这个薛干将意味着什么。

关于支委改选如期在五月十一日举行。西堤小学五年级教室里，三十一名党员的支部会场由镇党委的纪委书记刘向东和原村支委书记、落选的村主任薛干联合相互主持。而另一间四年级教室，三十五名村民代表会议则由在西堤村驻点的宣传干事梅才和老支委何方圆（分管组宣团工作）主持。

支部会议的主题出乎意料：一、西堤村的支部书记暂由薛干担任，支委由何方圆秦玉花临时组成。费诚有病暂离职休养。二、鉴于群众举报。侯得新同志由于牵涉到二000年“上访”风波事迹和经济问题，镇党委决定暂不宣布其任职事宜，并建议村民代表审议是否提交村民重新改选。

这时的侯得新那张瓠子脸是格外的难看，仿佛变成了扭曲的丝瓜。刚刚进入会场时的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情不知跑到哪个旮旯里去了。虽然无可奈何地佯装着笑脸，但看上出确实比哭还难看。他嘟哝了两下，人们也没有听清他的话，只是凭感觉以为他可能中午吃了鱼被鱼骨卡住了喉咙。

“……对于侯得新同志的问题以及二000年‘上访’风波，镇党委将重新组织有关单位联合调查。……”侯得新没有勇气再听下去，轻轻地向主持会议的梅才耳语了句什么，便向大家以手示意了下喉咙，退出了会场。

第四章　

一

西堤村的老百姓们感到好象受愚弄了一番。究竟是谁？他们也不清楚。但他们怨声载道：

“搞什么明堂？唱戏似的！”

“拿老百姓开心！”

“想到这样，倒不如不选姓侯的那狗日的。”

“花钱买老子的票？老子一票值多少钱？哼！”

“算老几呀！跟着人家屁股后面接盅子扣鼻子，这下鼻子歪了吧？”

如今的村民们，已经不像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前期那样了，他们的城府都修得深了去了。你看他们，外表好象很愚怯，并且将这种愚怯的外衣巧妙地披在身上（但这其中当然有某些较高层次的那种村民），他们之中有的像顽童那样狡黠。他们会彻底的说一不二地，在你上了梯子上梁后将梯子抽掉，让你拽不住屋梁的时候，脚下一落空，狠狠地摔下。

他们认为，现如今不像二十多年前那会儿家族势力可以包打天下了。现在什么都讲的是经济，邓小平早年不就讲了吗？“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的就是还猫”。你要收买我的选票，你当然得出点血，这就是经济价值。我的一张选票就是我的权力和资产价值。别以为你的一餐酒、条把烟就能将我买了，哼！这下抽掉梯子摔坏了脚吧！

侯得新回家后气急败坏地往沙发上一躺，一双圆规腿伸直着架在矮茶几上，烟雾中那张犹如丝瓜的瓠子脸上愁云不展：“是那个狗日的和我过意不去？”“肯定是薛干！”只有他知道去年事件的全过程，但他不知道我那班兄弟们是怎样移花接木的啊！何方圆虽知道那些名单的印章和签字有些蹊跷，但他却是一个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头的老好人。再说他也拿不出证明冒名确认。

他在吩咐心腹们找那些刻字的人摹刻印章时，吩咐说：绝对保密！绝对要以假乱真！现在，他多么不服啊！即使是冒领，不也为村里开支了吗？况且自己也只捞了两千元的好处嘛！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啊！难道巴结拉拢梅才这些个乡干，还要自己掏腰包不成？当村官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嘛！所谓的才干，不就是为了自己能在这亟待开发的小镇社会中，营造一种社会氛围；营造自己和子女今后发展的基础。凭这么个比芝麻还要小的村官，还能巴望着人家县处的前途吗？笑话！只要在这个方圆几公里的村里，他用力地跺一脚，就能让村民们感觉到他侯得新的份量，他就够了。

哎呀！多么渺小的价值观，你至于吗？他说值！

这下，真他妈值了。两千元比三万五千元，值！

二　

一封署名为“群言”的人民来信，皱皱地摆在薛干的桌上。

九号上午他在王书记那儿看到这封信，书记说让他带回来看看，然后秘而不宣地再送到镇里信访办，并暗示这件事还没完。

“既然事情已经处理了，怎么还没完呢？”他不解地问王书记。

“你以为现在的乡镇工作就那么好做吗？说句实话吧，有人评价我们的基层政府工作。成绩不少，问题不小。东边按下了葫芦，西边又浮起了葫芦瓢。九八年的洪水过后，我们党委光按葫芦都来不及呢！”王书记也满腹牢骚。

“你听过江口村移民搬迁的事了吗？都是些不争气的家伙，尽给我制造麻烦。好了，到现在村两委全瘫在那儿了。县三委（纪委、监委、改制委）正在那儿耗着呢！”

薛干揣起那封信，明白了王书记的意思：“那我就按照党委决定的临时决议执行吧！不过还请书记向刘向东书记和梅才干事告知清楚哦，免得又给你惹出什么麻烦来。”

“唉，老薛呀，一切都要在乱中求稳嘛，记着，你这个代理一定要给我平稳地代理。最后一个月内，千万别给我添乱子，等江口村事件处理后，党委再安排你们村的村委会改选。”

“那老侯呢，怎么办？”薛干最担心的就是侯得新。

“两委工作你和方圆、玉花相互配合，你负全责。我会打电话给侯得新，给他一个答复并让他不要胡闹。”

望着这位比自己小五岁职务比自己高的书记，薛干也替他感到不平。别的镇上的一把手在下面很会应付的。政治上没出大问题，考核上经济指标也上去了。几年以后就往副县级的椅子上坐上了。而他王书记自他三十岁到洲头镇任镇长和党委书记以来，一干就是十年了，还仍然是个正科级。而且还在这个到处冒烟的火炉上熏烤得焦头烂额。唉！也委屈了他啊！好在这个年轻的书记也还有两把刷子，方方面面左左右右摸得还比较圆。所以，十个村的书记村长们都很心服地听他的鼓下铙。

“就这么办吧？老薛！”王书记很自信地拍了拍薛干的肩膀。“就算帮帮老弟度过这一段难关吧！”

其实，做领导的往往最喜欢和信任的，是那些比较弱者的智者。正因为他们“弱”，领导才能轻车熟路地驾驭，而“智”者，是为“弱”而在夹缝中逼出来的。

出了镇政府的大门，他很想跟刘书记和梅才通一下气，自己准备到市立医院看望费诚。刘向东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劝他最近不要去看为好。也是，见了费诚能说什么呢？费诚能理解镇党委的决定吗？会理解他薛干在这次村两委的改选中所遇的得此失彼吗？算了吧，过一段时间再说吧！幸亏自己没有和侯得新成为真正的政治上的合伙人。否则，就会象一位名人说的那样：聪明的合伙人就是你的灾难！

还不知道离开村支部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两天之内，村里会发生什么情况。好几天了——自五月五号到八号了（平常几乎一天见好几次），虽然他从村主任被选下时侯得新没有来看他，但今天他必须到侯得新家去一趟。

“人怕见面”，尤其是当互相产生某种误会或隔阂的时候，这句话就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一个善良的人而言，见了面就意味着见了心。见了心底的真，而一旦见了心底的真，说了真话。那么，局面会变成另一种样子。薛干觉得应该和侯得新交交心，象他这样相当聪明的不会成为合伙人的人。他不想在他代理支书的这个阶段中，和侯得新成为历届两委的互相争斗的输赢两家。其实，在村一级组织中“输”和“赢”能改变什么呢？

三

薛干没有想到，村里传出“支委”要实行“两推一选”的信息。

他到家以后便从隔壁的何二的嘴里听到。他问何二是怎么知道的。何二说贾仁道今早就走东家窜西家象传达上面的红头文件似的，哪个不知道？薛干意识到新的一轮挑战又要开始了，而他要接受的挑战，并不是选举后所导致的变化，而是为了怎样澄清他窝囊地背上处分的事实。因为，他又要重新面对全村三十名党员和一千九百多名村民。

一锅粥被煮开后便沸腾腾地往上直冒米汤的泡沫，你想在这时继续捂住锅盖，那便使整个灶台被米汤漫溢，揭开锅盖只剩下稀稀拉拉几粒米绒。一盘松散的沙子，在没有水和石灰泥的拌和下，永远也成不了凝固的沙浆泥。而且，水和石灰、水泥的配合还要适量。少了水搅不均，少了石灰水泥它抹不开，缺乏粘性，多了又会造成材料浪费。

薛干这时正为了怎样配好水、石灰、水泥而发愁。他的前任费诚在这方面也许比他有经验。何故？因为费诚从未遇到过家里的窗户上的玻璃被人无缘无故地砸破。

前天晚上，也就是十一号开会后的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薛干楼上的铝合金窗户玻璃被砸碎了。还有村部那几乎摇摇欲坠的土坯瓦房屋顶上的几块石棉瓦，也不知被什么人偷去了。更让人恼火的是，村里排灌站唯一的水泵和泵管，一夜之间踪迹全无。幸好他在去年底就安排人将那十三千瓦的电动机、电线和闸刀拆下放在附近村民的家里，要不然又要丢掉几千元。

每个地方在每个阶段都会出现个别的害群之马。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如果天下太平，路不拾遗。那么，也就不需要政法机关了，也就不需要成天地宣传报道那些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英雄了。

最头疼的是那些大法不犯小乱不断的“哥们儿”。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视，政府部门和媒介已公开称他们为“痞子”。就在这次“海选”中，他们也为这次选举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不，侯得新家里的灯，每晚都要点到十二点左右才熄。他门口东北方的垃圾坑旁，增添了不少黄、红、绿的酒盒、酒瓶及品牌不一的翻盖烟盒。这都是侯得新为他们举行的谢宴或是再次许愿席所抛弃的剩余物质。这些能够在黑夜里像幽灵样在村子里钻来钻去的夜行者；这些能使外地来收菜子、棉花的商贩望而生畏的无冕之王；这些能让你不得不“哭笑不得”地“笑纳“他们“送”上门的“好茶叶”、“板鸭”、“猪腿子”的小生意人；这些能以“义气”为重，让你们家几个选民，在选票上该划谁圈的“侠仕”。足以让村官们在他们的影响下，默许甚至颔首让他们左右村民的生活秩序。

薛干隐约地觉得，这股暗流和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变故有着牵连，但他始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凭着直觉和猜测，这股暗流在和去年的风波唱着同一个不合节拍的音符。他没有能力和权力去查清楚，他只能暗自叹息。真正的民意如果被心术不正的人利用，被不正当的暴力所强j*，那是多么可怕的结局！他不就是这种结局幸存的牺牲者吗？那么，侯得新是否因位这种结局而得到重生？或也会成为这种结局真正的牺牲品呢？假如他是，那是否也是因果循环所致？

薛干要做的是首先怎样利用全体党员的号召力、宣传力，将已逐渐减弱的村风民气再次树起来。

怎样妥善地处理去年风波的余波？

照例是沿袭多年的支委扩大会，薛干、何方圆、秦玉花还有刚被“海选”出来的村委委员准备接任会计（内定的）吴培。镇纪委刘向东和宣传干事梅才也应邀参加了十二号下午在薛家的会议。

刘向东在楼上发现被砸碎的窗户，就问：“怎么了，闹地震了？”

“不是，被夜猫子碰破了。”

“这夜猫子的力气还不小呢！居然碰破了玻璃！”

“因为它用的力太集中了嘛！”

会前他还准备和刘向东商量一下，是否也请侯得新参加或他自己和他见一面，以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如果在这次会前他不能和侯得新好好地谈一次，那对于他来说心里始终都会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尽管见了面彼此都会有尴尬，但这种尴尬是躲避不了的。他相信侯得新也躲避不了，毕竟还些事务要进行交接。

四

看来，前几年的历史将会在今天划上句号或者是省略号。接下来的便是按部就班，各司其位，各尽其职。至于对前段的评价和总结，那是上级党委政府的事。眼下最重要的是，怎样再次宣传和发动群众，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使村委会合法化。

会议根据五月十一日的村民代表会的决议，决定从十五日起重新启动村委会选举。不过这次的提名再没有提倡“海选”，因为“海选”出来的候选人可以往后序排。

临时党支委按照序排的候选人名单，和村民代表的提名候选人为基础，再次进行直选。选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画圈，或在选票后的空格里填写自己认为合意的人选画圈。而且，不搞流动票箱，只设四个投票点。选民当时填写当时投，几乎没有互相商量的时间和空间，让选民在几乎没有任何左右的环境下投票。

世界上目前可能还没有一种简单的乐器，能够奏出一部完整而美妙的乐曲，美妙动听的乐章，需要几种乐器尽善尽美的协奏。即便是精美绝伦的图画，也会有不经细心研究就能发现的笔误。也正因为乐曲里有时会有一丝不和谐的音符，也正因为图画中有微不足道、无伤大雅的误笔。才会更让人留连往返，才会使人追求更高层次的尽善尽美。殊不知，多余和缺憾也是社会生活中真正的组成部分。

西堤村委会的这次重新选举终于获得了成功。三十五岁的老支委何方圆顺利通过选举而成为村委会主任。吴培、秦玉花当选为村委会委员。而在市立医院看望费诚的侯得新这次可真的是名落孙山了。但也还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村民，如弱者的何汪苟；目不识丁整天只知挑呀驮呀的秦二楞；“赌圣”张三风；四大家族的后辈，如“痞子”单樊、“二哥”许成等。居然也在选票上亮相。如果不是事前向选民解释，这次支部书记不作为候选人，那比何方圆多一百多票的薛干肯定当选。

西堤的村民们终于扬眉吐气地做了一回主。尽管，这是在带圈圈的候选人当中或之外挑选村里当家的人。

村民们也会看势头，他们知道村子里这一阵子，很少闻到从侯得新家飘逸的烈酒和五香、葱花的气味；很少看见乌烟瘴气的油烟；也很少听见唏哩哗啦的麻将牌的声音；很少看到侯得新的外孙小彬在小买店买菜买酱油的身影。也没有怎么见到贾仁道、吴道义有事无事地东家溜达西家张望了。

五

一锅热腾腾的米粥被文火慢慢地煲着，高压锅的减压筏孔里丝丝地向外喷着气雾。

妻子殷梅香一边在另一灶台上炒着榨菜，一边对着正在嗽口的薛干唠叨：“这下满意了吧？哼！莫要高兴得早了。昨晚预制场的小钱和鱼湖的老侯先后都来找你这位大书记，被我挡了出去。你也不能知道混到哪里去了。深更半夜才回家，烟气熏得人气都喘不过来！”

“你没有问问人家来干什么？”薛干刚用冷水洗了脸，用毛巾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问道。

“你以为我像老侯的老婆呀？人家胡玉莲可是真正的村干夫人。老侯知道这次他弟兄下台了，帮不上说话，所以胡玉莲就叫他找你求情啊。谁不说她胡玉莲有本事？猜得出丈夫的心事，猜得出找她丈夫办事人的心事，也能随方就圆地满足人家。要不然，凭他侯家的势力能在这‘四大家族’的圈子混得过？”

也是！当年，如果没有胡玉莲能够把握住殷贤这个“编外书记”有暗中实权的机遇，侯得新至今可能仍然是个走东家、串西家倒卖猪仔的“贩子”，据说，侯得新在倒卖猪仔时有套特别的本领，明明是只不值钱的“僵仔猪”，到了侯得新的手中，双手将猪脚前后一拉，变成了值钱的即苗条有圆胖的“好猪仔”，除了会倒卖仔猪，侯得新还会倒卖皮棉，他能够到买皮棉的人家，将自己卖的皮棉包进石块砖头之类的东西，而不被买主发现。所以，当初他进村委的时候，就有村民在背地议论，西堤将来会成为地道的“造假”村。

幸亏这次西堤的村民睁开了眼睛。

“那也总要客气地敷衍一下嘛！把人家挡出去总不好吧？”薛干这回也懂得了点做村领导的艺术。

“他们听说鱼湖又要重新发包了，而且价格会上涨。”梅香搭讪着。

“尽是道听途说！合同还没到期，侯家有玩什么花样？”他猜测，准是侯得新夫妻俩又在制造新的麻烦。

“单樊昨天黑时给你送过来一斤好茶叶，我硬是不要，他到底还是扔在你房间的办公桌上。”梅香继续告诉他。

“你赶紧等会给人家送过去！”薛干不容置疑地命令妻子。

“人家说了，他不是为了巴结你，他是看在他叔爷单贵和你是滚泥巴的份上的。”梅香替人家辩解。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那些年他单樊怎么不给我送茶叶？如今我当村书记了，守存下台了，村里没人替他遮风挡雨，这才想到还有我这个滚泥巴的朋友！”薛干一针见血地说。

“老费他老婆昨晚打电话来，说老费明天出院。”

“嗯，知道了，我明天去城里接他。”

“还有呢，我大伯说过两天请我俩到他家吃饭。”梅香显然有点高兴地说。

“好啊！老前辈，老书记这才想起来请侄女侄女婿吃饭啊，难得！”

“他说要和你痛痛快快地喝几盅酒呢！”

是啊！殷贤他要请我喝酒呢！薛干接过殷梅香递过来的粥，筷子伸到装榨菜的盘子里夹了一块塞到嘴里，一嚼——又酸又甜还又辣！

——2005年5月25日一稿

2008年10月28日再稿

2008年12月20日三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