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山西省代县东北部的一个小村庄，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我刚满七岁；第二年，村里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们按片划分小组，集体的土地和财产也分到小组；第三年，村里才正式包产到户，彻底破除了农业集体生产几十年的大锅饭。

1980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当民办教师的父亲去邻居家开会，我和母亲便早早睡下了。一种莫名的期盼，使我辗转反侧睡意全无，最后又穿好衣服去找父亲。只见邻居院子里灯火通明，坐着二十多个大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很是热烈，我才明白他们是在商量分配集体财产。夜深了，分配还是没有结果，父亲见我上下眼皮直打架，就先把我送回家。

第二天，我从睡梦中醒来，父亲已经出去了，急忙问母亲：我们家分到了什么。母亲笑着说：咱和你祖父两家分到一头毛驴。我飞快地穿好衣服，跑到祖父的前院，一头黑色的小毛驴已经拴在杏树下。祖父一边用刷子清扫着驴身上的泥屑和杂草，一边抚摸着它黑黝黝的皮毛，高兴地说：亭娃，你看，咱们家又添了一名新成员。

不久，父亲和祖父特意盖了两间土坯房，一间做驴圈，一间放草料；又请人割了一辆小平车，并配齐了套樱、鞍辔等用具；祖父还专门做了一把漂亮的鞭子，小毛驴是舍不得打的，清脆的鞭声足以催促它的脚程。此后，大人们开始起早贪黑地操劳农活，最初是浇地送粪，接着是耕、种、锄、耧，最后才是收粮入仓，无论是田间还是地头，人们总是兴高采烈笑语不断。在星期天，我也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比如放驴、拔草和掰玉米等。现在想来，那时骑驴或者坐平车，该是一种最惬意的享受了。

记得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家户户都获得了大丰收，我家田垄的豆角吃也吃不完，父亲还到城里卖了一些。粮食入仓后，父亲高兴地说：还是党的政策好啊，一家人的吃喝再也不用犯愁了。过大年时，村里大人小孩都穿了新衣服，父亲买了好多的鞭炮和糖果，还为我带回两本小人书。吃过素菜和糖馍后，我便上街去找小伙伴们，玩耍之余喜欢看村民门前的春联，写得最多的是：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牢记邓小平。

后来，家里经济状况好了，父亲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算是除手电筒外最高档的电器了。父亲和母亲都喜欢听山西梆子，偶尔也可以来几句。父亲常常从学校回来，人尚未进院唱戏的声音已经传来；母亲则是边拉风箱边哼哼，声音不高但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我和祖父则喜欢听评书，特别是刘兰芳播讲的《杨家将》，我每天放学后，先跑回家打开收音机，然后边听评书边往前院赶，与喂驴、切草的祖父共同欣赏，随后互相交流仔细地品味一番。

那时的文化娱乐很少，村里偶尔演一场电影或者唱一台戏，大人们高兴得就像过年，小孩子们更是呼朋唤友翘首企盼，而且三村五里的村民也会匆匆赶来，待过饱眼瘾后再黑灯瞎火地摸回去。大概在1981年，村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全村的男女老少每晚准时在大队门前集合，从新闻联播一直看到“明晚再见”；两年后，村里又换了彩色电视，人们依旧里三层外三层，依旧从新闻联播一直看到“明晚再见”。又一年后，村民们陆续有了自家的电视，在大队门前集合的队伍才渐渐地少去。

后来，我到县城上初中，然后读高中和中专，最后又在县城参加工作，在村的时间越来越短，耳闻目睹的家乡事也越来越少，但每次回家村里都有不小的变化。刚开始只是东家盖了新房，西家娶了媳妇；后来是张家开了门市部，李家买了拖拉机；再后来是当街修了新学校，南头建了蔬菜大棚。特别是近年来，村民们紧抓机遇，发展经济，有的养了出租车，有的住了小洋楼，有的干起了运输车队，还有的集资搞起了工矿企业，大伙纷纷走上了富裕的小康路。

前些天，退休回村的父亲进城办事，刚在我家吃过午饭，还没有聊上几句，他的手机便响个不停。父亲说：村里的文化大院每天下午都要活动，我还算班子成员，大伙催着赶回去呢。我这才想起，去年村里为了丰富农村的精神生活，由几个爱好戏曲的村民搞起了文化大院，专门腾出了活动场所，购置了乐器和设备，目前活动人员越来越多，演唱水平越来越高，还经常到周边几个村庄交流演出呢。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仅仅短短的三十年时间，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从一味追求吃饱穿暖的物质生活，发展到追求健康娱乐的精神享受，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想，我的家乡只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缩影，我们历史文化名城代县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是令人瞩目的。只要我们相信伟大的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下去，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代县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更加美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