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于偏僻闭塞的川陕鄂（现在是渝陕鄂）三省交界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童年生活虽然比较平淡，没有什么奇特的经历，也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更没有受到什么学者、名人的影响，但那时的一些人事景物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是越来越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在我的思想中总有要把这段经历写下的冲动，也许写出也没什么思想艺术价值，但我认为写自己的那段经历是对我人生起步那一段路程回顾和重新审视应尽的责任。如果这篇文章能使与我年龄相仿，有相同经历的读者在思想情感上的产生一些共鸣，能使八零或九零后的青少年读者感觉到有些趣味，并从中受到一点启迪和教育，那我就感到特别的欣慰。

上　篇

我大概是在四五岁时开始记事。我们家总的有八兄弟姐妹。大姐在我两岁时就已出嫁了，大哥那时初中毕业没读书了，成天跟着父亲参加农业生产，二哥初中快毕业了，比我大两岁的三哥，比我小两岁的弟弟都还没上学，大妹才几个月大，小妹还没出生。幺爸自早年幺婶难产死后，再也没有续娶，一人就跟着我们一家生活。当时我们一家大小总共九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虽然那时农村搞集体生产，条件差，生活艰苦，但我的父亲正值壮年，有的是力气，也有的是法算，母亲能勤俭持家，大哥能干农活挣工分，又有幺爸的帮衬，倒还不算缺吃少穿，一家大小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我们小孩虽穿着简朴，吃着粗糙，精神相当愉悦

在我还没上学前，一天到晚几乎都和三哥和小弟在一起玩耍。那时我们没有现在父母给子女买的五颜六色的积木，各种汽车飞机模型，变形金刚等玩具　，更谈不上有什么儿童娱乐场，但一年四季都玩得那么自在，玩得那么快乐。

春天的脚步来到山村，山坡开始朗润起来，溪水开始涨起来。家家户户屋前屋后桃花红，李花白。暮春时节，满山遍野桐子花次第开放，举目一望，整个山村简直成了花的海洋。从南方归来的燕子在空中自由的飞来飞去，开始衔泥在屋檐下、门框上筑巢。画眉在吐出新绿的树梢上欢快歌唱。春天的山村处处充满生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在这样的季节都似乎显得很亢奋，就连我家那只可爱的花猫都特别活跃。它不分白天夜晚在楼板上、房顶上蹦来跳去，“喵喵”叫个不停。

这个时候，我们的嗓子也痒了起来。来到田边摘野碗豆角，用它做“叫叫儿”吹着玩。把嫩绿的野碗豆角剥开，　去掉里面的嫩籽，掐去一头，然后将另一头塞进嘴唇间，撮起嘴唇，鼓起腮帮：“吁——吁——”一种尖细的哨音随风传送。我们吹个不停，只吹得两腮发酸的才罢休。

我们有时爬到屋旁的茎杆只有碗粗的桐籽树上玩耍。叉开双腿骑在树丫间手攀着树枝，身子摇来晃去，几朵花瓣乳白，花蕊纤细粉红的桐籽花飘飘悠悠落到地面，好看极了。我们有时还骑在树上放开嗓子唱妈妈教的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那稚嫩的童音至今还不时萦绕在我耳边。

我们有时爬上还不是很高的香椿树上掰春芽。那种黄褐色一束束嫩春芽长在枝丫间，散发出一种香味。我们把掰的嫩春芽抱回家。妈妈把春芽洗净切碎与鸡蛋或豆豉一起吵了吃，味道好极了。有时妈妈把春芽做成咸菜用筲箕盛了放到太阳下晒，我们一蔸一蔸的抓来，嚼几下就咽下喉去。

屋前屋后的水田边，水田坎上到处都生出成片的则耳根嫩叶。我们提一只小竹筐，拿一把小窖锄就去挖则耳根。我们将一小竹筐叶片微红，根白而且嫩的则耳根交给妈妈。妈妈把它洗净拌上辣椒面、酱油、醋、白糖等作料做很好的下饭菜。

春天水田里还没有插秧，水不是很凉了的时候，正适合我们下田去捉泥鳅。我们脱去布鞋，高高挽起裤腿，轻脚轻手往水田里踩。泥鳅发现了动静，尾一摆，“扑”的一声钻进水下面的稀泥去了。哈哈，它可成了瓮中之鳖了！它钻进去时留下痕迹。我们伸开双手，把那有孔的一团稀泥捧到田坎上一摊，泥鳅就露了出来。我们赶快把活蹦乱跳的泥鳅逮住，然后找一根长草茎，将稍粗的一头挽个疙瘩，将细的一头从泥鳅的腮穿进从嘴穿出，然后用手把它的滑溜溜的身子往下一捋，泥鳅无论怎样蹦跳都逃不脱了。水田里的泥鳅很多，我们要不了多久就能捉一长串。那时我们乡村人都没吃泥鳅黄鳝的习惯，捉的泥鳅喂猫，猫吃不完煮了喂猪。每当我们提着泥鳅回家，我家那只花猫咪就快速跑到我身边“喵喵”欢叫起来。我就把整串泥鳅丢在地上，它就“咯吱咯吱”大嚼起来，嘴里还不时发出“嗷嗷”的声音。水田里黄鳝也不少，我们不敢捉，因那长溜溜的东西像蛇一样，怪吓人的。

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夏天就来临了。举目一望整个山沟是一片绿色。成片成片的是旱地里绿色包谷杆，一层又一层绿色是水田里的稻谷苗，所有的树木都枝繁叶茂，家家屋前屋后的果树在绿叶间露出密密麻麻的果实。这个时候像桃子、李子、杏子、梨子这些水果都成熟了。我们家子有几棵杏子、李子树，桃子树少，没有梨子树。水果刚成熟，我们几乎每天上树去摘了吃，有时干脆骑在树上吃个饱才下来。

我们在夏天可以尽情玩耍了。家里来了蔑匠，砍了许多竹子锯成一段一段的，然后破开，分成宽窄不一的柔韧的竹蔑编制背篓、簸箕、竹筐等农家常用竹器。我们捡来那些蔑匠不用的短竹筒，将它的一头用火钳全部打穿，在另一头用钉子钻一个细孔，然后塞进一根细细的顶端緾有破布的树棍，所谓的“水枪”就制成了。我们拿着“水枪”，嚷嚷着争先恐后跑到屋旁水沟边去。把竹筒伸进水里，用手来回抽动木棍，满满吸了一筒水，你对准我“呼哧”一枪，我对准你“呼哧”一枪，往往打得难分难解，不亦乐乎，衣服都被浇得湿漉漉的。母亲见我们浑身是水，总要责备：“看你们弄成什么样子了？快把衣服换了！”不过脸上还是带着笑容。

桐籽树在夏季已结出青青的桐果。我们爬上树摘下几个，再找来几根蒿杆，用一把镰刀做工具，就能三下两下，做好几辆“水车”。把“水车”安放在水能冲着的地方，嘿，它飞快的旋转起来了！我们看着“水车”　旋转激起晶莹的水花，高兴得拍着手又蹦又跳。

中午，知了爬在树杆上“嘶嘶”鸣叫不停，使人感觉更加炎热、烦躁。我对知了说：“你使劲叫吧！等着瞧！”

我将一根长竹杆上绑上竹圈，再把竹圈伸到屋檐下粘满蛛丝。悄悄走到大树下，我将长竹杆前端的竹圈对准“嘶嘶”鸣叫的知了一扣，它就就被蛛丝牢牢粘住，不管怎么挣扎怎么加都无济于事。

我拿着知了，蹲在地上寻找蚂蚁。看见了黑蚂蚁，不睬它们。它们力小、贪吃、自私，不爱把食物热热闹闹的搬回家去。我要找的黄蚂蚁。黄蚂蚁不但力气大，而且非常勇敢，它敢于和比他大好几倍的虫儿博斗。看，来了一只黄蚂蚁！它摆动着一双细小的触角，正在四处“侦察”。

我们把已经不能动弹的知了丢在它前面。它发现了宠然大物，倏地一退，静静地观察它一会，然后靠近，在知了身上爬上爬下，用它那细小但很坚硬的嘴拖拉，宠然大物纹丝未动，它便沿着来路回去了。不一会儿，领来了一支“大队伍”，连成一线，徐徐前行。它们个个穿着黄色的紧身衣，摆动着一双触角，挺有精神哩。不用说走在前面的是刚才发现宠然大物的“侦察兵”。混在在队伍里有比一般蚂蚁大两倍的“长官”。“长官”虽然身体肥大，但很懒惰，往往大家在拼命拖拉的时候，它们似乎只是在一旁指手划脚，不出一点力气。我很讨厌这些“长官”，我希望勤快蚂蚁把食物搬回家时饿他们的“饭”。这一群蚂蚁接近知了，便一涌而上，从不同角度紧紧揪住使劲拖拉，知了就立即移动起来。我一边目不转睛看蚂蚁们拖知了，一边念着顺口溜：“黄蚂蚁儿，抬矫矫儿……”我的双脚随着知了的移动而移动。当发现它们的体形巨大的美味被同样巨大的一根树枝或一块石头挡住了，我这个“大力神”就给这些小生灵助一臂之力，立即清除障碍，直到看着它们将知了拖进洞去才心满意足的离去。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父亲、幺爸和大哥每次从田里劳动回来总是汗流浃背。母亲一天到晚背着妹妹喂猪、洗衣、做饭，忙得不可开交。她有时在厨房实在是热得不行了，就走门外檐下用竹扇“扑哧、扑哧”　扇几下。我们有消暑的好去处，那就是屋外坡下的小溪。这条小溪发源于不远处的深山，它蜿蜒曲折，跌宕起伏，从山脚自北向南缓缓流淌。小溪平时流量不大，但一遇暴雨天，山洪爆发，真象一条巨龙，横冲直撞，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暴雨一过，水位快速下降，水质也迅速清澈透明起来，恢复到平时的温顺。

我弟兄三个，还有附近的小朋友一吃过午饭就跑到溪沟间去洗澡，有时连大人也来了。我们脱去了衣裤，一丝不挂“卟嗵”一声跳进水潭。大家在水里嬉戏着，扎猛子、踩假水、相互浇水。有时用嘴吸着水，一口口的对着太阳喷。喷出的成扇形的水沫便呈现出一弯五颜六色的彩虹。

我们如果洗澡饿了，就随便摘些长在溪边的水麻或藤状的荆棘成熟的“泡儿”（籽实）来吃，那些或红或紫或黑的“泡儿”酸甜酸甜的，很好吃。

这条小溪从源头流经我家坡下这段没有鱼，是因下面不远处有很大一块石头立在溪当中，致使水的落差太大，下游的鱼哪怕是涨大水也蹦不上来。溪水里没有鱼，我们在溪里玩耍就没有什么摸鱼捕鱼的经历。溪沟里却有的是青蛙和螃蟹。那些肥胖的青蛙躲在石缝间张着嘴、鼓着肚皮蹲着，显得十分悠闲。那时在我们这一带从没有谁说过青蛙肉是美味，因此我们看见了也不去打扰它。溪沟里的螃蟹也不少。随便搬一块石头，那个八脚二钳的铁将军便横爬出来，张牙舞爪的，以为我们要侵犯它。我们也没有把它与美味联系起来，似乎记得隔壁的杨大婶对我说过，小时吃了螃蟹钳，长大后力大无比。有次我向一个铁将军“借”了一只大钳，壮着胆子咬了一下，硬得咯牙，还有一种咸味，难吃死了，就赶快扔到水里。

我们在水里玩累了，便用手往光溜溜晒得发烫的河石上泼水，然后争先恐后趴在温热的石面上休息。我喜欢捡些花花绿绿的石子在石面上画一些人物及鸟鱼虫兽、花草树木，那是名副其实的涂鸦。我也经常坐在溪边的石头上望着往前流去的溪水发楞：它究竟要流到什么地方去呢？当时我的足迹还没有印到十里之外。我哪里知道这小溪流入东溪河，东溪河又流到大宁河，大宁河纳入长江，长江注入东海，而东海又仅仅是太平洋的边沿。我那时哪里知道江河之辽阔，天地之宽广啊。

夏天的山村，白天虽然很热，但一到晚上使人感到特别的舒适惬意。清凉的风从溪沟徐徐吹来，一轮明月从东山缓缓升起，稀疏的星星在碧蓝的夜空眨着眼睛，萤火虫闪着光亮在树枝间飞来飞去，青蛙在屋旁的水田里开始“呱呱”欢快鸣唱。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吃过晚饭，到屋外坝子里乘凉了。

我们家到坝子里乘凉最晚的是母亲。她在煤油灯光里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吹灭灯来到坝子里。母亲一坐下就从父亲手里接过出生才几个月的小妹给她喂奶。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母亲共生了十二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有我们八弟兄姐妹。父母把我们拉扯大所受的种种艰辛可想而知。我的母亲本来是非农业人口，在街道长大。父亲是上门女婿，土改农村分田后，幺爸分的田他一人种不完，希望我父母帮他一把。当父母来到农村后，当时正在搞什么“精简”，街道回不了，母亲也就成了农民。她才来时很不习惯农村生活，更不会做农村活。后来她渐渐习惯了，还学会种庄稼、种蔬菜、养鸡、喂猪。母亲会做一手好针线，做一手好茶饭，特别会收拾屋子，特别爱清洁。这些都是她从小跟外婆学的。我的外婆是街道开饭店的，烹饪技术超过一般，也很会做女红，我母亲八岁上灶跟外婆学做饭菜，跟她绣花，缝制衣服。我母亲做的饭菜在我们山村方圆百里找不出一个比她做得好的。那家过喜事，主人总要亲自上我家来请母亲去“主厨”，母亲总是爽快答应，到时穿一身干净衣服早早去那家了。当时我们山村几乎没有缝纫机，我们一家大小穿的都是她挤时间一针一线缝制的，而且缝制得特别细密。

母亲一边喂妹妹的奶，一边轻轻哼唱摇篮曲：“知了你别叫，宝宝要睡觉……”当妹妹睡着后，母亲往往就给我们讲些如《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等神话故事，语调柔和舒缓。在习习凉风中，我仰躺在长凳上，一边听母亲讲述离奇的故事，一边望着天上的月亮、星星。在奇妙的幻想中，我不知不觉中进入甜蜜的梦乡。

立秋过后，天气渐渐变凉，母亲再也不允许我们到溪沟洗澡了。但我们的生活随着树叶的变黄、变红而更加精彩。放眼望去，目之所及的高山已是层林尽染。天空蓝得如洗，几朵白云像棉絮一样静静的漂浮在山顶。一群大雁在空中变换着阵形由北山飞向南山那边去了。溪沟里的水更加明净清澈。山沟里不时回响起社员用拌桶挞谷的“砰砰”声和高亢嘹亮的山歌声以及阵阵欢笑。这些声响徜徉在秋风里传播着丰收的信息，使人感到特别恬适、幸福。　

秋天，我们家坝子晒过一场又一场金灿灿的稻谷，堆过一座又一座金灿灿的包谷山。当时生产队还没有修公屋，队里要上交的征购和社员的贮备粮、生产队的种子粮，在保管员和会计过称记帐后存放到屋子相对较宽的我家和张家两家。收粮的那段时间我们屋场相当热闹。到了晚上男男女女都高高兴兴的背着背篓，提着口袋来分晒干的稻谷或包谷。

我们巴望着品尝分的新粮。母亲蒸出的新包谷饭老远可闻到香味。开饭时，我们各自舀了一大碗包谷饭端到桌子边，就着合渣（推的黄豆浆不滤渣和菜同煮）和咸菜恨不得把舌头都卷进喉咙。我吃了一碗，再添一碗，只吃得肚子圆圆的。如果母亲蒸出新米饭，那种馋劲就更不用提了。那时队里虽有很多水田，但稻谷产量不高，收的一些谷子除大部分上交外，分给每家的不多，一般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来客了才煮点米饭吃。

田里还有我们喜欢吃的哩，那就是那一蓬蓬的黄豆。生产队里扯的黄豆晒在田里，还没收回，我们小孩就可偷一些烧了吃。在溪沟找一个隐蔽的平整光滑干净的河石，用点燃的干包谷叶把黄豆杆引燃，豆荚在火中“噼噼啪啪”响个不停，在烧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直到茎秆全部燃尽，用木棍将烧过的一堆黑乎乎得东西捶打一　阵，然后一个脱下衣服使劲扇灰，一个用木棍翻动。石面上剩下的是一层金灿灿裂开口散发出诱人香味的黄豆。我们快速把黄豆捧起来，吹几下装进衣服口袋，然后再捧，再吹，只到石面上没有一颗黄豆，口袋就已装得鼓鼓的。我们坐在溪边开始津津有味“咯吱咯吱”嚼起来。感觉口渴了，就伏下身子“咕咚咕咚”喝那清凉洁净的溪水。

秋天树上还有好多吃的呢。高山上有核桃，那种干果很香，这只是听大人说，我们很小不可能到高山上去。离我们最近的有屋后的板栗树和溪沟那边山坡下的柿树。我家屋后有两棵高大的板栗树，茎干有水桶粗，有些弯曲，树皮粗糙，枝叶繁茂。树上挂了大半年的针果，在秋风的吹拂下，咧开嘴，吐出饱满的褐色的板栗。晚上我们躺在楼板上的席子铺上，听到外面起风了，隐约有一种东西“叮叮当当”落在瓦上面，我就兴奋得有些睡不着。当天还没大亮，我与三哥、弟弟，争先恐后起床，打开大门，迅速绕到屋后板栗树下。哪一颗颗饱满的板栗在晨光中就像金子那样吸引我们的眼球。我们弯下腰迅速捡了起来。在板栗树上针苞还没落完的日子，这种情形会在每天的黎明上演。终于有一天我们仰望板栗树，上面连一片叶子几乎都没有了，我们只得就把目光投向对面的柿树。柿树上挂满了像灯笼一样的柿子，红通通的，好诱人。我们远远望着它流口水。有一次我们实在是经不起它的引诱，就来到溪对面，悄悄来到树下，等着它自动掉下来。直到我们得颈脖都仰酸了，才明白柿子不像板栗风一吹就掉了下来，于是大着胆子用石块抛击距地面最近树枝上的那几只。我们不知抛击多少次，大概被我们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化，有几个柿子终于肯下地来了。我们如获至宝，一人手里拿着一个红柿子翻天喜地跑会家去。还好，我们偷柿子主人始终都没有干涉。也许是主人早已发现，没理会我们这些馋鬼。

当树上的枯叶在寒风中片片飞落，冬天的脚步就走到了山村。小溪里的水几乎干枯得只剩一线。老远望去，满沟最明显的是银白大大小小的石头。田里的秋天成熟的庄稼都已收尽，只有东一块西一块越冬的绿色麦苗和胡豆苗。高山那满眼的红色早已消失，只剩下灰黑的一片。山头老是罩着一层云。山和云似乎在那里暗暗商量什么时候下第一场雪，下多大的雪，下到哪些地方。

北风呼呼的吹来，那些光秃秃的树木摇摆着，颤抖着。先是夾着亮晶晶的雪粒，洒在地上，紧跟着天空就飞起了美丽的雪花。雪花落在远近处的树上、地上。过不多久，地坝里就已积起一尺多厚的白雪，把屋子都映得亮亮堂堂得。好啊，我们就可以打雪仗了！

我们弟兄几个都跑出屋子，来到地坝上一边打着旋子，一边大声嚷叫：“好大的雪呀!”　我抬头四下打量，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所有的山川景物都是银妆素裹，美丽壮观极了。我们开始打起雪仗了。我用手抓起一把碎雪，使劲捏成一团，对准三哥掷去，他机智的躲开了，我反而被他打着。我不服气，使劲捏了一个很大的雪团，做个假动作，他以为我要向弟弟掷去，就不介意蹲下捏雪团，我乘机一下扔过去，雪团在他身上开了花。我们在雪地里跑来跑去，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打雪仗累了，就开始堆雪人。先滚出一个很大的雪球做身子，再滚出一个小的做脑袋，然后找来红萝卜和黑木炭块儿，一边往雪球上嵌一边嘻嘻哈哈说这是你鼻子，冻红了，这是你的眼睛，好黑呀。我们两只小手冻得红通通的象个紫萝卜，但都满不在乎，直到天黑才进屋去。

化雪的早晨，屋檐上，溪沟里到处挂满了上粗下细的冰棍，我们跑到溪沟里掰些长长的冰棍当做刀枪玩耍，也很有乐趣。

冬天我家的堂屋的火塘几乎从早到晚都燃着红红的柴火，屋子里显得格外温馨。到了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有说有笑，一般到半夜才去休息。我们在火塘边最喜欢听大人讲故事。

我的父亲虽不识字，但他有很多故事。他有时给我们讲他过去在茶馆听来的故事，比如《薛仁贵征西》、《杨家将》、《包公案》等故事。有时给们讲他的亲身经历。父亲在三岁时，我爷爷死了，十岁时奶奶死了。当时我叔叔和姑姑都很小，一家的重担全压在我父亲的肩上。他十来岁就“背力”，走湖北过陕西贩卖盐巴。后来因父亲能吃苦耐劳，诚实本分被我母亲看上，入赘到外婆家。当我大姐刚出生才几个月时，父亲就被迫国民党政府绳索捆绑抓去当壮丁押送到前线。父亲在部队打了一年仗，真是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后来他所在的部队起义，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次打仗，父亲和战友淋了一天一夜大雨，他就因此染上了伤寒病。部队上没治好，就建议父亲复员回家治疗。部队发给他的有关证件和钱在回家途中下火车时被小偷全偷走了。为了能返回故里，在汉口大街上当了一天的乞丐，讨得一些钱，但还不足买半张船票。父亲只得拖着病体步行了十来天才辗转回家。到家时已是衣衫褴褛，形销骨立，不成人形。父亲站在家门外，外婆和母亲差点没认出来，以为是过路的乞丐，准备给他点吃的叫他快走。直到父亲喊了外婆一声，她们才认出来。母亲一下子扑在父亲身上，与他抱头痛哭。也许是上天保佑，父亲回家不久，他的病居然被一个民间医生用一个偏方医治好了。解放后，应我幺爸的邀请，父亲带着母亲，挑着我姐姐和一些坛坛罐罐，回到农村。由于父亲勤劳善良，待人真诚，是一个种田的好把式，做过生意，当过兵，见识广，虽不识字，上面领导很看重他，群众也很拥护他，一直推举他当了二十几年的生产队长，直到很老才卸任。他当生产队长能以身作则，吃苦在先，把生产队搞得红红火火的。当时有很多生产队每年在青黄不接时“吊锅儿”　（没吃的）了，东借西借，而我们生产队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

大队刘书记因联系工作经常到我家来。冬天坐在火塘边刘书记与我父亲谈些有关生产队农业生产方面的事情后，往往要给我们讲些故事。听我父母讲刘书记没进过一天学堂，可他从小勤学好问，自学成才，看书过目不忘，并且口才了得，很会讲故事。他用较平缓的语调给我们讲述《封神榜》、《水浒传》、《隋唐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故事，我们一家人都听得入了迷。他可以连续讲几个小时，有时鸡叫了他才离去。

每年冬天，我们家母亲这方住在街道的亲戚都要到我家来玩，今天这个走了，明天那个又来，几乎天天都有客。这些亲戚每次来时，在离我家屋子很远就高声喊：“大哥大姐——吆狗子——”来的都是父母的同辈或长辈，他们都是亲切的称呼我父亲、母亲“大哥”“大姐”。“吆狗子”就是主人把狗看住，不让它咬人。我们家那条“白儿”十分凶猛，是条好猎狗。我们家从不打猎，我姐夫的弟弟很喜欢打猎，他也很喜欢狗，不知他怎么把“白儿”喂熟了，他每次打猎时在对面山坡小路打一声口哨，“白儿”就飞快跑过去了。据说“白儿”比其他猎狗嗅觉都要灵敏，比其他猎狗都跑得快，它能一口咬死一只小野山羊。它偶尔帮姐夫的弟弟打猎外，平时是很终于忠于职守的，日夜给我们看家护院。它对陌生人特别是做贼的特别凶狠，但它对熟人，对我们家人特别的友好亲热。如果我们家里人从远处回来，它老远跑过来，对你摇头摆尾，甚至还立起身子，将两只前脚搭在肩上，伸出舌头舔你脸。“白儿”尽管很优秀，但凶名在外，偶尔来我家的人很惧怕它，所以老远就高喊“吆狗子”。

哪些亲戚来玩的目的是想打点秋风。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街道的居民供应的粮油有限，相对来说，我们农村在吃的方面他们富裕一些。他们来时往往带一两斤白糖、水果糖或桃酥。我们最希望的是水果糖和桃酥，因它可给我们解解馋。他们走的时候总要提一袋糯米或黄豆，这些都是父母早给准备好了的。

来客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姥爷（母亲的堂叔）。他七十来岁，身材高大，面目和善，穿一件黑色的长棉衫。他手上有一根一米多长两用的东西：一根表面凸凹不平的木棍（是一种专门做烟袋的灌木茎杆），下端削得尖尖的，还箍了一层铁皮，便于走路时作拐杖用。另一种作用是吸烟。上端是烟嘴，中间安一个烟锅。姥爷装好旱烟末，自己点烟不方便，我就赶快用柴火点燃，他坐在火塘边的长凳上，伸直身子，两手握住“烟杆”，用嘴一口一口“吧嗒吧嗒”吸起来，还不时从鼻孔里喷出一缕缕白色的烟圈。姥爷往往边吸烟边给我们讲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用老人那特有的苍老声音﹑较缓慢的语速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

在很久以前，有一个货郎走乡串户卖东西。有天晚上，他挑着担子还在月光下的山路上行走。他觉得有些困了，想找户人家借宿，向四周仔细打量，这里是荒山野岭，没有一户人家，只有不远处有一间破庙。他快速走进破庙，将货担放下，把扁担靠在门后，关上门摸索着走到香案前，将香炉搬放到地上，然后平躺在香案上。一天的疲劳使他很快进入梦乡。朦胧中，一种奇怪的声音把他惊醒。侧耳细听，那声音是从门外传进来的：“像不像，看我像不像……”声音很尖利，在这夜深的荒岭听了使人毛骨悚然。货郎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壮汉。他翻身下案，要弄明白是什么怪物在叫。他从门缝望外一望，明朗的月光下，只见一只硕大的花狐狸立起身子，头顶一个骷髅，面朝庙们，张开尖嘴不停的用尖溜溜的声音喊叫：“像不像，看我像不像……”。货郎忽然明白过来，今晚这在荒山野岭遇见狐狸精了。它要用这种伎俩迷惑人，如果谁答应一声“像!”，它会马上变成这个骷髅所属人活着的模样走近你。你就开始恍恍惚惚，神志不清，它就趁机咬断你的喉管，吸干你的血液，以增加它修炼的功力。货郎才不上花狐狸的当，他拿起靠在门后的扁担，迅速拉开门，一个箭步冲出去，举起扁担，狠狠的向它头顶砸去，只听得“哗啦”一声，骷髅被砸得粉碎，花狐狸吓得瘫软在地。货郎又接二连三的“啪啪”猛砸花狐狸，不一会儿，花狐狸四腿伸直，弹了几下，口吐血沫咽气了。

我在听姥爷讲故事的时候，先是有些毛骨悚然，看看透进月光的门缝，捂了一下耳朵，怕听到怪叫，更害怕有什么鬼怪进来，下意识的紧靠着母亲。后来佩服货郎的大胆，最后觉得解恨，那狐狸不是想害人吗？结果得到应有的下场。

白天大人都要忙着做农活或做家务事，没时间到火塘边烤火，堂屋里就没晚上那么热闹。如果是大晴天，我们到野外田边的灌木草丛中挖黄姜，挖野白合，或者摘红木瓜子吃。如果听到山路山传来欢快的唢呐声，我们就知道是哪家娶媳妇“抬陪嫁”了。我们站在路边仔细数那漆得红通通的高柜、矮柜、箱子等家具总的有几台，估计叠放在家具红棉被有几床，我们更是伸长脖子仔细打量娶亲队列中那个穿红衣服、红鞋子的新娘是不是很漂亮。直到看不到娶亲队伍，唢呐声渐渐微弱，我们才继续做先前的事。

有时我也跑到隔壁杨大婶家去烤火。杨大婶很高很瘦，她的子女都已成人，也许是女人的天性，她特别喜欢我们小孩。我每次去她家烤火，总是笑容满面，还拿出一些自家粘的糖给我吃。有时，她在火塘边一边搓包谷或刮洋芋，一边教我说绕口令，猜谜语。像“墙上一面鼓，鼓上画老虎，老虎抓烂鼓，扯尺布来补。是鼓补布来还是布补鼓？”这样的绕口令我现在还能记住。当时我笨嘴笨舌学说绕口令，说着说着，我笑起来，杨大婶也笑起来。她告诉我绕口令要反复练习才能说得准确顺畅。杨大婶让我猜的谜语有猜物的也有猜字的。猜物的谜面一般是以“崖上一蔸菜”或“一个老汉”开头。如“崖上一蔸菜，年年剥，年年在”，“崖上一蔸菜，摇得动，拿不来”；“一个老汉背包针，一路走，一路哼”“一个老汉九十九，天天早起喝冷酒”。她有时也叫我猜些像“一点一横长，一飘下南阳”“半边锅儿炒黄豆，还有两颗在外头”等谜面简单但有趣的字谜，那时我还没读书，再简单也猜不出，杨大婶只好笑着就直接说出谜底，叫我记住。

一到腊月，我们小孩就掰着手指算过年还有多少天，一天比一天兴奋。为了过好年，每家一到腊月开始准备过年吃的东西了。

第一件是舂米。记得在我很小时我们乡村还没有发电站，家家户户照明都用煤油灯，当然也没有电动打米机。直到一九七四年附近的白果大队建起小型水力发电站，我们队里才照上电灯，才结束吃米用石碓舂的历史。在没有打米机的时候，每年一到腊月，生产队每户人家都要到我家来舂米。我的父母都无偿的给他们提供场地以及一些工具，有时还请他们吃中午饭。我们自家舂米往往是在他们舂完之后。舂米的程序是先用半人高的木磨给谷子褪壳，然后用大筛子将谷壳与糙米分开，再将糙米分若干次倒进碓窝舂。往往是一个或两个人在后面踩固定石碓当中有支点的长木板，一个坐在碓窝旁手拿一截长而窄木块，在石碓离开碓窝的哪一瞬间飞快的将糙米翻一下。大约舂半个小时后，将石碓的用木棒支撑起来，舀出碓窝里的舂好的糙米，用细筛子一筛，雪白的米就出来了。这一碓窝的糙米舂好，再倒一碓窝，如此反复。有些农户背来谷子的多，往往要舂一两天。来我家舂米的背走的是雪白的大米，留下的满地谷壳。一个冬天，我家地坝谷壳总是堆积如山。父亲用火把它点燃，他说可以用谷壳灰做农肥。谷壳燃烧的速度很慢，并且还不停的添加，所以一个冬天地坝里都冒着青烟。我们有时蹲在谷壳堆旁烤火烧红薯吃，或者围着谷壳火在坝子里跑圈圈，好不快乐。

第二件事是熬糖粘糖。那时生产队每家分的红苕多，几乎家家户户都用红苕熬糖。将红苕洗净，用一口大铁锅煮熟，将煮熟的红苕倒在大盆里捣碎捣粘，再倒入混有麦芽水的冷水搅拌，用垫上洗净棕叶的大竹筐过滤，最后将红苕水倒进锅里熬。如果一锅装不下，待锅里的水下去一点，就继续添加。直到锅里的红苕水很稠，糖就算熬好了。糖熬好后就是粘糖。晚上，母亲将霜冻过的的包谷子、阴米子，还有晒干的苕丝、芝麻以及沙子、桐油统统端到厨房，一家人都忙开了。当然我们小孩是忙着吃。我们一把一把抓炒得开花的包谷子或金黄色的苕丝吃。该炒的炒好后，接着就用红苕糖与炒好的东西在热锅里搅拌在一起，然后用手捏或用抽屉固定，秤砣砸，做成各式各样的糖来。我们每样都要尝个够。母亲看着我们的馋样说：“吃吧，吃个够。等会我就要藏好，等过年拿出来给你们吃——也要待客的。”

第三件是杀过年猪，这也是我们小孩最盼望最到兴奋的事情之一。那时农村由于缺饲料、人手一般每家都只喂两头猪。因几乎没有粮食喂，到年底猪都不肥，一般不到两百斤重，并且一只必须交国家征购，一只才能留给自家杀了吃。

腊月二十后，父亲到公社去办了税票，择个好日子，就请来杀猪匠杀猪。杀猪的那天，请来杀猪匠来了，请来的帮手来了，请来的客来了，猪在外面地坝里叫了，里里外外，好不热闹。母亲和回家帮忙的大姐就早已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素菜，用大碗小碗装着，摆了一案板，只等新鲜猪肉、猪肝、猪血下锅了。

吃过杀猪饭，帮忙的做客的都得走后，除了几块过年用的放在一边外，父亲就把其余的猪肉及猪肠、猪肚撒上盐巴用大木盆腌起来，好过几天就挂在火塘上熏。来年一家十口人吃的肉就是这些。尽管只是逢年过节或来客后才煮点吃，由于肉不多，往往到了下半年家里就没有猪肉吃了。那时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到肉。因此在我们童年时，吃猪肉是一件令人向往和高兴的事。

除了上述三件事外，还有打豆腐（有黄豆，魔芋两种），做汤圆面。准备好一切吃的，都是为了过好一个年。

终于盼到大年三十了，我们就不用掰手指了。那天天刚亮我们一家人都起床忙活起来，我们也帮着父亲打扬尘、扫地、抹桌子、烧猪头、扯鸡毛，帮母亲择菜、洗碗筷酒杯。早上一家人随便吃点什么，中午饭没时间也没空余的锅灶弄，饿了，都随便到厨房拿些炸好的酥肉，炸豆腐丸等东西吃，都要空一些肚皮等着吃晚上一年最丰盛的团年饭。一到下午，山村远近就此起彼伏响起爆竹声，空气中充满了浓厚的欢乐祥和的氛围。夜幕降临，我家的八仙桌上摆满了各种荤菜素菜，准备团年了。不忙，上桌前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放爆竹，一是“叫老辈子”。在我很小时，家里过年没买过鞭炮，团年前就只得放历史悠久的爆竹。地坝里烧一小堆火，大哥用火烤竹子，当竹干烤得吱吱冒汗时，就迅速递给二哥。二哥举起棒槌一砸，“啪——”的发出一声巨响。大哥烤，二哥砸，如此反复，“啪——啪——”声不绝于耳。放完爆竹我们一家人都围在桌旁等父亲“叫老辈子”。所谓“叫老辈子”就是要把门大开着（“老辈子”好进出），然后舀四小半碗饭，倒四小杯酒，分别摆放到桌子的四边，每个碗上放上一双筷子。准备停当，父亲就高声喊去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长辈入座，劝他们吃好喝好，和大家一起过个快乐的年。那些看不见的长辈大概坐了两分钟后，父亲把酒杯里的酒到在地上，也在地上倒点茶水（“老辈子”也要喝茶的），最后父亲往门外望去，那是目送“老辈子”回去。“叫老辈子”终于结束了，母亲收去先摆放的碗筷酒杯，重新摆上碗筷酒杯，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入席团年了。父亲一边吃菜，一边喝酒，红光满面，显得特别高兴。他说一年过来很不容易，过年大家都应高兴些。母亲不停的给我们夹肉：“过年了，多吃点，来年长得快些。”

吃过团年饭，接下来一家大小就洗澡，换新衣、新鞋。一家的新衣、新鞋都是母亲一人平时打夜工在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我们一家人穿着新衣、新鞋围坐在柴火烧得很旺的火塘边守岁。那时我们农村似乎没有大人给小孩压岁钱的习惯，我们也从没找父母要过。没有压岁钱我们过年照样高兴。

正月初一天刚亮，母亲就把我们叫起来“抢元宝”（吃汤圆），初二跟着父亲出门去拜年，初三姑姑回来了，大姐也回了。新年的快乐不必多说，可惜就是太短暂。那时农村春节只过到四就结束了，初五队里就开工做活路。年一过，开饭时桌子上就很少见到荤菜。正月初四傍晚，大哥二哥在地坝“啪——啪——”放送年的爆竹时，我忽然有一种情感被震落，随之一种期盼沿着爆竹的余音向远处飘去：下一次过年还有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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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岁那年就不能整天在家里玩耍，开始读书了。

那是个细雨绵绵的秋天早晨，我还在梦中，母亲把我叫醒，洗过脸，吃罢饭，和三哥挎上书包，戴上斗笠，高高兴兴沿着向上的坡路向学校走去。因学校就在本大队，距家没多远，老师姓张，是我们本生产队的，彼此都认识，因此不用父母送。我们脚踩着泥泞的小路，一前一后地走着，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学校。学校的布局是这样的：当面一溜正房，左右各一排厢房，除正房靠南角的那道油漆斑驳的小门进去是教室外，其余的房子都是农家住房和凤田生产队的公屋。中间是一个宽宽的坝子，那既是生产队晒粮食又是学生活动的场所。总而言之，这是一所办学条件差，且不独立的学校。

踏上几层石阶走进教室。里面很狭长，上面是楼板，整个教室好象一口长木箱。靠里面的墙开着一个小窗，可以从外面透进风来。左侧墙开一道小门，进去就是老师所谓的办公室。教室里摆着几排长桌凳，前面靠墙斜支着一块凸凹不平的黑板，黑板前有一张课桌，那是老师的讲桌。张老师正坐在讲桌旁给原来读的三年级一些学生忙着注册。我们来读一年级，他一个老师只得教复式班了。张老师看见我们，和蔼的问：“是来报名读书吗？”我和三哥一齐很有礼貌的回答：“张老师，我们来报名读书。”

不一会儿，陆续进来十多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朋友，他们都你挤我、我挤你围着张老师报名注册。报完名，张老师站了起来，招呼大家坐好。三年级的坐里边，我们一年级的坐外边。我和三哥同坐一个位子，脑袋不断地转来转去，好奇地看前后左右的小朋友，甭提有多高兴。张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学习纪律方面的事情后，就转身从办公室提出一大捆书和一捆本子。他把书本在讲桌摆放好后，就大声对我们讲：“同学们，开始领书本了！我点名，点到哪个哪个同学就上来。”我和同学们就依次到前面去领书书本。我们领的有两本书（《语文》和《算术》）和四个本子。我用小手抚摩着书的封面，嗅着新书散发的墨香，很兴奋：我终于有书啦！

从此，我们在张老师的教导下开始学习了。他上一节课要一个小时。两个年级轮流讲，一块黑板一分为二。他给三年级讲课，安排我们一年级写字；教我们一年级读写，三年级就做作业。音乐、体育、美术两个两级一起上。记得张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毛主[xi]万岁！”。他一个字一个字教我们读写，因此，我们学会的第一个字就是毛主[xi]的“毛”。

那时读小学早上八九点上课，下午两点左右就放学，时间根据阴晴雨雪的天气变化由老师灵活掌握。课程很简单，课堂作业不多，家庭作业几乎没有。学习没有一点压力，读书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早上我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往学校走去，下午老师一喊放学，我们几乎是冲出教室，一溜烟跑回家。

在学校里，我们是多么活泼快乐啊。课间休息时，我们就象初出笼的鸟儿在操场上飞来飞去，开展各种活动：打球、摔跤、跳绳、抽陀螺、丢手帕、“老鹰捉小鸡”……分班打皮球最好玩，皮球在空中飞过来飞过去，同学们直着脖子，使劲拍着巴掌，大声喊：“　抛这边来！抛这边来！”大家你争我夺，嚷成一片。好不热闹。

张老师有时也在课间休息时与我们一起做游戏，我们都比较喜欢他，但也很惧怕他。尽管他本人只有小学文化，但教书很认真，在学生中很有威信。班上的纪律很好，学生学习都很认真。如果哪个同学在课堂上斜着身子，他只要眼睛一楞，那个同学就马上坐得端端正正。那时我在班上表现特别好，成绩第一，张老师很偏爱我。他经常把我的作业给大家看，表扬我的字写得好，有几次他居然表扬比他都还写得好。他每次表扬我时，我都感觉脸在发烧。

我们读小学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我们这样偏僻的山村，教学秩序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但由于受当时政治形势和课本内容的影响，在我们的幼小的心灵中也打下一点时代烙印。

有一次，张老师要求全班同学给假设在部队当兵的哥哥写封家信。我们写的内容差不多都一样：先是问候，再就是介绍现在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什么“炮声轰隆隆，二锤叮当响”“层层梯田绕山转”“田里的庄稼长势良好，丰收在望”“社员的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最后“希望哥哥在部队勤学苦练，保家卫国，做毛主[xi]的好战士”“言不多叙，下次再谈。此致，敬礼”。我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在“此致，敬礼”下一行居然写上“打倒×××！”“毛主[xi]万岁！”的口号。老师看了我作文后，把我喊到他办公室，没有批评我，只是笑着对我说：“写信是不能呼口号的。”

文革时期，我们这偏僻的山村虽然没有搞“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那一套个人崇拜的形式，但人人要能背几条毛主[xi]语录，要经常参加斗争大会。有时，我们“红小兵”（那时少先队员叫“红小兵”）颈上系着红领巾，胸前佩戴上毛主[xi]像章，在老师的带领下，排成一队去参加大队或公社举行的批斗大会。开批斗大会时，主[xi]台前总是站着一排低着头，胸前挂着黑牌的“地富反坏右”，后边是一排押着他们的正气凛然的民兵。在一阵揭发批斗后，主[xi]台一个戴红袖章的干部就开始举起拳头领呼口号。我与所有的人就跟着举起拳头高呼：“打倒叛徒、内奸、工贼×××！”“打倒地富反坏右！”“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xi]万岁！”……一时间，整个会场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台上那些要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在人民群众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吓得战战兢兢。也许我参加批斗大会跟着呼口号多了，就不知不觉在作文中“呼”了起来。

那时我们写的作文一般都带阶级色彩的。记得有次老师让我们写篇《记一件难忘的事》的记叙文，内容大概是这样：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吃过饭就把牛牵到坡上去放，不小心让牛跑到田里去吃麦苗了。我正要把牛赶出麦田，这时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的地主老头走过来，他笑里藏刀的对我说：“小朋友，就让牛吃麦苗吧，生产队的麦苗多的是啊。”这时我忽然想起伟大领袖毛主[xi]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理直气壮的对他说：“狗地主，你这是破坏农业生产，你这是腐蚀我们青少年！走！你跟我到公社去！”那地主老头被我的革命正气吓倒，他弯下腰，低着头，一边抽自己的耳光一边不停的说：“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然后灰溜溜的夹着尾巴逃跑了。

这篇完全杜撰的作文老师居然在班上作为范文读给同学们听，夸我写得好，写得具体生动，并表扬我立场坚定，是贫下中农的好子女，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篇作文我到现在想起都觉得好笑。我想是一方面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在之前学《刘文学》一课的启发。狗地主王荣学偷辣椒被刘文学发现，刘文学要拉王荣学到公社去，王荣学在不能用他的臭钱收买刘文学后活活将他掐死。地主的卑鄙，残忍，我们在思想中对他们产生一种刻骨的仇恨。连在班上读书的地主富农的子女，我们贫下中农子女学生一般都不愿与他们同坐一张课桌，更不愿与他们一起玩耍，我们要用行动与“地富反坏右”划清界限。

我们在读小学期间，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常和社员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业生产有两种方式：一是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到指定的田间劳动，一是放农忙假回家参加本人所在生产队的劳动。

那时我们这里也与全国一样“农业学大寨”，各大队生产队一般都要在秋收后治山治水，修造梯田。我们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拿着撮箕扁担到热火朝天的工地去和社员一起劳动：刨土，挑土，搬石头……尽管力气小，但我们都很卖劲，用我们那时作文里经常出现的词语形容我们劳动情形是：“干劲冲天”、“争先恐后”　、“汗流浃背”……休息的时候，我们师生围坐在工地上，接受贫下中农式的教育：听队长给我们忆苦思甜，讲村史，宣传“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

农忙时，我们小学生回到队里劳动主要是放苕秧、打秧头、撕包谷和丢洋芋。有次我放苕秧不小心几乎被刀将脚趾割掉了。我顺着一个正劳力用锄头掏的斜沟把一把苕秧放完，又蹦蹦跳跳的跑到上边的苕秧堆里去拿栽苕秧。我当时打的赤脚，忽然觉得脚下一麻，低头一看，脚指正踩在一把不知是谁随便一扔刀口朝上的镰刀那锋利的刀口上，顿时血流如注，我痛得大叫一声，一下瘫坐在地上。那个正劳力马上把我背回家。妈妈把我的脚用盐水洗净一看，脚拇指几乎被刀口割断，相连处只剩一层皮。父亲赶快请来我们那里医术很好的赤脚医生。医生把我的伤口缝合好，敷上隔壁杨大婶及时送来的红口刀伤药，缠上纱布。隔两天换一次，伤口渐渐愈合，十天后我就可以下地行走可以上学了。

自我读书那天开时，就与劳动结缘了。父亲经常用他十岁开始下苦力的经历教育我们要能吃苦，母亲也经常用她八岁时开始上灶台做饭的事例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勤快些。他们经常告诫我们：“懒惰懒惰，挨饥受饿。”除了上述参加队里生产劳动外，在家里什么都做过：放牛、割草、打猪草、背柴、剥棕树皮、摘腊梅、捡野桐子……这些杂七杂八的劳动可以说是我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读到三年级时，往往在星期天或暑寒假还跟着三哥，还有附近的同班同学洪弟到高山去背柴，暑寒假往往要连续背十天到半个月。那时家家户户的燃料主要是木柴。近处用作燃料的树木早在大炼钢铁的年代几乎砍划光，所以只得到几十里外得高山去背柴做燃料。

早上天不亮，我们吃过早饭，穿上草鞋，背上背篓出发了。山路狭窄，高低不平，时下时上。我们走两三个小时后，就来到高山树林边。我们放下背篓，拿起弯刀，开始寻找干柴。我们在树丛中爬上爬下，钻进钻出，经常被锋利的荆刺扯裂衣裤，划破手和脸。好不容易才弄来一堆较长的干木棒，又要把它砍成一米左右一段一段的，在用来专门背柴的细窄的背篓里前后各插两根细长木棍，最后把哪些柴段横码在背篓上，用葛藤将柴和背篓缠在一起，就可以背了。走之前往往要啃一些带来的包谷巴或生红薯，喝几口山泉，为背柴补充能量。　

背柴回家更不容易。我这个才十岁左右的孩子力气小，柴压在肩上，弯着腰，用“丁”字形的“打杵”拄路。背柴很容易耗费体力，如果是夏天，烈日当头，走几步就开始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开始背柴还不会使用“打杵”，加上力气单薄，不易掌握重心，经常摔倒“泼柴”。歇气时背篼底部没与“打杵”重心保持一致，“哗”的一声，所有的柴棍都随着身体背篼的倾斜撒落一地。这个时候三哥或洪弟就马上把自己背的柴靠好，走过来帮我把重新柴码好柴。他俩比我年龄比我大些，力气也大点，背柴行走没我困难，至少不像我重心不稳。我背起重新柴码好的柴，走不了几步，脚下一滑，的柴又撒落一地，他们又不得不来帮我，这样反反复复，不知有多少次。当走到特别崎岖陡峭山路时，我异常小心，步子迈得相当小，但身子还是在颤抖，将连人带背篼滚下深涧，我似乎做好“牺牲”思想准备。还好，最终没滚下去。那不过几十斤的柴，要与我一同经过无数次摔打，在太阳西斜时才能弄回家中。把柴倒在地坝的哪一瞬间，那才正真感觉到什么是释重负后的轻松愉悦。母亲见我大汗淋漓，狼狈不堪的样子，心痛的说：“四娃儿，累坏了吧？快洗把脸吃饭。”

我们家吃饭的人多，挣工分的只有父亲、幺爸和大哥，经济方面肯定是不宽裕的。我们的书学费基本上是自己挣，那就是剥棕树皮，摘腊梅花，捡野桐子，然后把那些山货拿到公社收购站或区里的粮油加工站换一些钱。那时书学费不贵，每期不过两三块，我们自己找的钱还用不完。

那时我们那里棕树多。那种叶片阔大，随着棕皮被剥掉的次数多而逐渐向上延伸高度的植物，在田边地头或灌木丛中随处可见。我在放牛的时候往往带把镰刀用来剥棕树皮。回家就把棕树皮铺在楼板上，下次剥的叠放放在上面，积少成多。等棕树皮干了，就用棕叶捆成几大卷备卖。

冬天可以摘腊梅花。腊梅花在大雪纷飞的隆冬绽放。在高山坡上，一簇簇腊梅树枝丫上缀满浅黄色的花骨朵或已绽放的花儿，风吹过来，腊梅花的浓郁的香气沁人心脾。我和三哥、洪弟还有邻近的几个伙伴，顾不得刺骨的北风，顾不得漫天的雪花和地上能的积雪，争先恐后钻进腊梅树丛，用冻得通红的手攀着树枝不停的采摘腊梅花，不停的装进斜挎在腰间的布口袋里。这丛腊梅树的花采得只剩够不着的了，就有钻进另一丛，直到口袋装得胀鼓鼓的才回家。腊梅花被采回家后，要用木炭火慢慢把它烘干才能卖。据说干腊梅花是一种提取香料很好的原料。

所谓“捡野桐子”，就是冬天生产队将早已滚落在地或将还挂在枝头的用竹竿打落收回公屋，但也有漏收谁都可以捡的少许桐子。我们背着背篓，手拿一根长木棍，在桐子树下枯黄厚厚的树叶中或沟沟缝缝间搜寻桐子，如果偶尔发现一个，真是如获至宝。捡野桐子的人多，野桐子少，往往一天还捡不到半背篓。把桐子背回家后，要经过剥、晒、炕、去灰等程序，直到桐籽颗颗油渍发亮，散发出一种浓郁的桐油香才能卖掉。

当我每次把棕树皮、腊梅花、桐籽等山货拿去卖后的钱都一分不少的交给父亲。父亲总是很高兴的说：“能干!我给你保管好，开学拿给你做书学费，剩余的钱再给你们添点过年扯布缝新衣服穿。”

我读小学经过了三个学校。三年级读完，我们学校由于学生增多，上面给调来一个女教师要接替我们这个班，启蒙老师回头教低年级。不知是那个同学造谣，说新来的老师很霸道，喜欢打学生。有几个同学就已跑到对面山坡的青龙大队学校报名去。我也听信谣言，就与三哥还有洪弟一商量，就也跑到青龙学校插班。在青龙学校读了一年，由于本大队的个别学生经常说“你们大队有学校，怎么要到我们学校来读”这样的话伤了我们的自尊心，于是我与三哥　，洪弟一商量，又转到公社中心小学。那时学生没有学籍，只要班主任同意，缴书学费，报名，转学就算搞定。我们转学都是自作主张，没与父母商量。我们每转一次学后才告诉父母，父母也没说什么，只是一再嘱咐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自我从入学的那天开始，我逐渐产生一种强烈的阅读欲望，有一种很想开阔视野的希求。我所读的学校都没有图书室。那时我们所有的课本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五年制）每期除了发一本《语文》和一本《算术》外，没有自然、地理、历史、音乐和美术等这方面的教材。课本满足不了我的阅读欲望，学校没有供我们阅览的图书，家里由于父母都不识字，几乎没有藏书。在我很小的时候，似乎听父亲说过有一本叫《解人记》（书名究竟是哪三个字无法考证）的书被大队书记借去就没还。后来到文革时有了藏书，那是家家户户都有上面发的一至四卷“红宝书”（《毛泽东选集》）。

为了满足如饥似渴的阅读欲望，我果发现班上哪个同学书包里有一本从家里带来的小人书，我就要跟他说很多好话，让他借给我看一下午。有一次我向同学借了一本根据苏联高尔基同名小说绘画的《童年》小人书，满心欢喜带回家。吃饭后，把牛牵到坡上，绳子一丢，就从口袋里掏出小人书津津有味的看起来。我很同情主人公阿廖沙童年的悲惨遭遇，憎恨他外祖父专横暴躁的性格，喜爱他外祖母的正直善良。这本小人书使我感觉到人间的冷暖，一种是非观念开始萌生。

有一次我与洪弟在看一本无头无尾的叫《九头鸟》神话小人书，那离奇的故事让我们看得简直入了迷，直到听到有人高声喊：“牛羊吃包谷苗了！”我们才发现放的牛羊全没在草坡上。我们去找牛羊，已被守庄稼的社员全都牵到我家，让当队长的父亲处理这件事情。父亲很生气，把我和洪弟叫到我家时，父亲狠狠的打了我几耳光。洪弟父亲也被喊到我家我，大家一起当场处理这件事。洪弟被他父亲当着众人骂得狗头喷血，也挨了几巴掌。处理结果是各家赔生产队几十斤包谷。

有了那次的教训，我在放牛看书时特别小心，生怕牛偷吃庄稼。有时找到一处草很茂盛的地方，刚脆把牛拴在小树上，让牛吃在以三尺绳长为半径的圆圈里的草，这里吃光了，再换一处。我不担心牛偷吃庄稼，能安安心心的看书。。

读到四年级，我就觉得光看小人书不过瘾，又开始想方设法找小说看。我在小学毕业前居然断断续续看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在读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由于没有字典，只好问别人。虽然不是精读，但我也从中感觉到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灿烂，了解到一些历史知识。那些精彩的故事情节，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时时浮现在我脑海。

二哥已是高二的学生，他能从他们学校借些书回来。有一次放暑假他从学校带回《红楼梦》、《西游记》两部小说。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对二哥说我也想看，二哥开始不同意，说书是向班上同学借的，开学要完好无损还给他，让我看把书弄坏弄丢了怎么办？我一再保证不会损坏弄丢，他才勉强同意。几本书他只准我一本本依次看，看完一本他收回一本。我在看的时候特别小心，生怕弄损纸张字迹。我只要有时间就把书拿出来看，不到一个月，两部书全看完了。

雨天的下午，我见隔壁得杨大哥坐在屋檐下看一本厚厚的书，就马上凑过去蹲在他身边一同与他看。原来他看的是我早就想看的《水浒传》。天快要黑了，杨大哥合上书就要进屋吃晚饭。我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对他说：“杨大哥，能把书借给我看吗？”在那个乡村缺少书籍看的年代，很难借到书的，一个小孩向大人借更难。杨大哥犹豫了半天：“好吧。可千万不要把书弄坏弄丢了啊！”我连忙作保证，杨大哥才把书递给我。当我几天后把看后完好无损的书还给他，他点头笑了笑，又从屋子里拿出《水浒传》的中下册递给我，我高兴得蹦了起来。

有天下午，我和洪弟在放学一同回家（三哥头痛没上学）。路上我对他说我喜欢看小说，问他家有没有，能不能借给我。他说他家有一套《三国演义》，被他父亲锁在箱子里，他拿不到，就是能拿到也不敢私自借给我。我说我可不可以到他家亲自向他父亲借，他说可以。我来到他家，他父亲没在。傍晚我再到洪弟家，他父亲正从田里回来。我大着胆子向洪弟爸说明来意，他沉默了一会才说：“书倒是有一套，可我从来不借给别人的，那是洪弟爷爷传下来的，我借给你小孩弄坏弄丢怎么办？”那意思是没打算借给我这个小孩。洪弟在一旁看到这种情形就帮我说话。他对他父亲说他了解我，爱惜书，讲信用，就借给我看看吧。洪弟爸最终点头同意了。

他走进里屋一会拿出一个布包，把它放在桌上打开一看，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三国演义》。这是一套线装书籍，共八卷，纸张泛黄，但保存完好。我迫不及待得拿起一卷翻看起来。一卷只有十五回，不算厚，用很薄的黄纸印刷，单面有字画，阅读要从后往前翻，字号很小，只有芝麻那么大，竖排，没有标点符号。文字前有几页用白描手法绘画的刘、关、张等书中人物图像，栩栩如生。这种图文并茂的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当时我内心的喜悦真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当我小心翼翼将布包揣在怀里离开洪弟家时，他父亲还在千叮咛，万嘱咐。我一再做保证，一再表示谢意。回家后，我悄悄把那布包放到我睡的铺枕头下面。过去我借的书哥哥弟弟基本上都知道，我有时也转借给他们看一会儿。但这次借的是别人的“传家宝”，为了不把书弄坏一点点，为了在规定的时间看后还，我就不得不做好保密工作，不得不独自“享用”了。

我放牛前就要趁家里人不注意，在怀里揣一卷《三国演义》，放牛尽量找僻静的地方。晚上等家里人都睡着了，我就悄悄起来，从枕头下取出一卷书，站在昏暗的电灯下看，一看就几个小时，有几次看到鸡叫，双腿发麻不听使唤才觉得该睡觉了。那套书全是繁体字，并且字迹极小，没有标点符号，阅读相当困难。遇到不认识的字，为了不泄露“机密”，我又不能问别人，那些字我只得根据上下文猜音猜义。那八卷《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猜读完的。

在实在找不到课外书籍看的情况下，我有时只得把家里的红宝书找出来看，有时也看得津津有味。

有次我看见隔壁得杨大哥坐在门外的屋檐下看一本什么，还哼哼唱唱的，就马上凑过去。原来他看的是唱书子《十二寡妇征西》。我问这书是谁的，他告诉我是向本大队一个老先生借来的手抄本。那手抄本是用毛笔小楷誊抄，字写得相当工整、美观。我在杨大哥旁一边共看手抄本，一边听他哼唱，感觉挺有趣的。

我对于精神食粮的渴求除看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那时我们山村肯定没有电视，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收音机、唱片机除大队购买的一套搁在刘书记家外，整个大队再没有第二家有。幸好我的父亲是生产队长，为了便于联系工作，大队给我们家安了一个有线广播。除了经常开各生产队长广播会外，书记几乎在每天的早头夜晚放收音机或唱片。我们一家人就是通过这媒体听歌曲，了解国家大事。播放的歌曲与我在学校老师教的一样大多是革命歌曲和八个样板戏里的选段。林彪一伙乘“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一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我们最先是通过广播了解到的。当时我在惊讶之余老是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毛主[xi]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全国人民敬爱的“副统帅”，竟然背叛毛主[xi]，背叛祖国，背叛人民要逃到苏联去呢？

在我们几弟兄中，我最好奇，最喜欢看演出、看电影。我在学校如果听老师或同学讲今晚在本大队或附近的哪个大队，或是公社甚至区公所放电影，抑或是县文工团巡回演出，就象听到特大喜讯一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看电影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件事。下午放牛都心不在焉。太阳还没下山，我就把牛早早牵回家，连晚饭都顾不得吃，就邀三哥，洪弟等人去看电影。当时我们看的电影主要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还有少数战争片，外国片就更少了。往往一部电影要看四五场。先在公社看，然后在本大队或附近的大队看，真是百看不厌。我们几乎能把一部电影的台词背完，我们能随便哼里面的唱段或插曲，尽管音不准。

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在学校听到晚上在区公所演一部叫《卖花姑娘》的朝鲜故事片。我从没看过外国电影，不管有多远，我下决心都要去。傍晚我邀约三哥去，他说不去，邀约大哥、二哥，他们摇头，理由都是太远。我又站在我家得土包上喊洪弟，他母亲回答：“他不在家，到他姐姐家有事去了。”我很沮丧：今晚的电影怕是看不成了。忽然眼前一亮，想起隔壁的杨大哥。杨大哥正在用洗脸帕擦从田间带回来的满头汗水。当他听明白我的意思后，很爽快得答应我：“好，我带你去！”

当我和杨大哥用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急匆匆赶到区公所外河滩露天放映场地时，电影已放完一卷。河滩上人山人海，我和杨大哥好不容易挤到前边我能看到银幕的地方。放的果然是朝鲜片《卖花姑娘》。虽情节没看完整，但觉得很凄惨，女主人公很漂亮，电影插曲很好听。

电影快结束时，观众一阵骚乱，似乎慢一步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在一阵“爸爸——”“娃儿——”的叫喊呼应声中纷纷点燃火把蜂拥退场。那时乡村看电影散场，一般就是这种情形。当时我们走得急，忘了带照明的火把。杨大哥紧紧攥着我的手，我跟在身后高一步低一步跑，大概跑出放映场地一里路，我才感觉右脚心被路面得石子扎得生痛。原来我的一只鞋在散场时早跑丢了。我难过了一分钟后，不好的心情马上被看了一部外国故事片的满足所代替。我与杨大哥一边相互补充讲电影情节，一边一跛一跛沿着河边的高低不平的小路摸索着往家走去。我回家吃了一碗母亲温在锅里的包谷面糊上铺睡觉时，外面得公鸡“喔喔”开叫了。

在我五年的小学阶段，最主要的事情当然是在学校学习，除此之外就是劳动，读课外书，也开始接触社会，了解一些政治文化现象。我十二岁那年的春季小学毕业。那时没有什么毕业升学考试，能否升学，靠学校和公社推荐。由于我在校表现好，成绩优异，秋季被推荐顺利进入区初级中学大门。毕业时，学校专门请了一个照相的给我们毕业班合了影。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照相。画面是这样的：前排蹲着的是班上的女生；第二排坐着的是班主任、算术老师、校长和教导主任，两边还站着几个女生，第三、四排分别站在地上或板凳上的是班上所有的男生。三哥站在我左边，斜挎着书包，一本正经。洪弟站在我右边，左手攀住我的肩膀，他脸上有一个凸起明显的疮，正咧开嘴笑。我呢？穿一件妈妈缝制的对襟衣服，用手扯住红领巾的一角，嘴唇抿得紧紧的。老师发给我的那张黑白毕业合影早不知把它遗失在岁月的哪个角落，那可是我童年唯一的一张照片啊！

童年的生活琐事多如夜空中的繁星，数不胜数，更无法一一描述。我的童年就是在那样一个偏僻闭塞的山村，那样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比较落后的年代度过的，但我现在不发出“生不逢时”的感叹。我的童年生活虽然很平凡，也有些苦涩，但丰富多彩，它是我后来成长的沃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从某种层面上来看，我倒庆幸自己童年所遇到的人事景物。虽然在思想上有一些文革时代的印记，但总的给了我较好的启迪和影响，使我没有胡乱生长。勤劳善良的父母，诚挚的师友，热心的近邻，淳朴的乡风，以及一些奇特见闻都从各方面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一生。可以说我的童年生活永远是我精神的港湾，是我生命永不枯竭的源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