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头一回看电视，那还是在1980年的春夏之交。连队上有一个名叫张阿根的上海知青，在回上海探亲时抱回一台12寸的北京牌黑白电视机。据说是他老爸送给他的。当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还不知道电视机为何物，只听张阿根说是这玩意插上天线能看到很多电视节目。我非常好奇。因为那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大都是靠收音机和一月两场的电影来维系。精神文化生活异常匮乏不说，且还孤陋寡闻。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下午，张阿根家架电视机天线的那天下午，左右邻舍去了很多人帮忙。大家伙都是自愿去的，房前房后，屋上屋下都是人。只见大家伙在那儿抬杆子的抬杆子，拉铁丝的拉铁丝，干的很是卖劲。我们这些小孩子侧在一边傻傻的看着，只盼着这电视杆子快些架好，我们好快些看到电视节目。可很快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失望了。因为电视天线架好以后，大人们就很快离去了。一问才得知，原来这电视节目只有到晚上天黑以后才能看到，白天没有电视节目。自然，我们只有耐心的等待了。好不容易等到了太阳落山，我便和其他小朋友一道，怀着急切的心情，早早来到张阿根家门口去等着看电视节目。此时的张阿根家门口，可以说是人头窜动，黑压压一片。好在那时家家户户都没有院落，有多大场地站多大场地。那场面现在想起来不亚于露天看电影，很是热闹。

晚上8点多钟吧，电视机里有了信号，先是一段动听的轻音乐，而后屏幕上便赫然出现了“石河子电视台”几个大字。也只有那时，我才知道咱们石河子还有个“石河子电视台。”而且，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我看到的第一个电视节目叫《法庭内外》，讲述的是一个高干子弟仰仗父母的权威在外违法乱纪进牢房后，后悔莫及的事。虽说那时的电视节目雪花很大，看不清楚。但剧中的人物、剧情我至今依然清晰可述……

自打连队出现了电视机以后，寂寞的夜晚开始变得有些声息了。每到夜幕降临，人们吃罢晚饭，便早早搬上凳子来到张阿根家门口等着看电视。张阿根家的人呢，也每晚不厌其烦的早早将电视机搬到屋外，迎接那早已在门口等待着看电视的人们。然而好景不长，转眼到了秋季，天气逐渐变冷，主人家便不在将电视机搬到屋外，而是放在屋内，在家看电视了。这可急坏了那些早已习惯了每晚陪着电视机过日子的人们。脸皮厚一点的或是跟主人家关系稍好一点的呢，每晚照常推开主人家的门进去看电视，脸皮薄一点的或是关系不咋样的，自然不敢冒然进入，只好在主人家的门口或是在窗下听电视了。然而，这种半开放看电视的时间也不长，因为主人家的场地毕竟有限，每晚容纳不了那么些人，再说了，都是一个连队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让谁看，不让谁看电视，主人家也很为难。迫不得已，主人家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凭票看电视。即主人家自己印制电视票，5分钱一张。谁买票谁看电视。

所谓的电视票，也就是主人家在一个萝卜上，刻上自己的姓名，然后再沾上墨水印在白纸上，分发给那些掏了钱想看电视的人。当然，做这些事的都是主人家年长的孩子，大人是不出面的。原以为此举可抑制每晚来看电视的人们，可事不竟然，每晚来看电视的人们依旧是络绎不绝。最叫主人家感到气闹的是一些行为不规的人，在主人家看完电视后竟顺手牵羊偷拿主人家的东西。今天偷个剪刀明天摸个梳子什么的，很是惹恼了主人家。最后，主人家索性一气之下，声明不再买票了，每晚早早关起了房门，任凭屋外的人怎么敲门也不开……

再到后来，也不知是人们出于赌气，或是无法抑制自己想看电视的欲望，纷纷自己出钱或是借钱开始购买电视机。连队里便很快诞生了第二台第三台电视机。在不到两年的光景吧，连队的上空便竖起了大大小小歪七竖八数十根电视机天线。可以说在那时，人们衡量一个连队的经济状况好坏，多半是看那个连队上空有多少根电视机天线。直到1982年秋吧，团场为丰富连队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给每个连队配备了一台18寸的日本产“东芝”牌彩色电视机。每到夜幕来临，各连队都将电视机早早搬到宽大的办公室门前，免费供人们观看。也只有到这时，连队职工群众夜晚看电视难的局面才大为改观。

光阴似箭，不觉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过去在人们心目中奢望的电视机，现在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家家户户拥有了一台或是多台型号各异的彩色电视机不说，电脑、数码dv、小轿车等高科技产品也都早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我觉得：这都是托党的富民政策，改革开发搞活给老百姓带来的洪福。自然，当年那个第一个将电视机由内地搬迁到团场连队的上海知青张阿根，也早在数十年前举家迁回上海了。想必他们一家人的日子如今该比我们这些团场人过的更好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