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是共青团员(回忆录)

57年，正是　“总路线、大跃进”高峰期。我因无钱缴纳学费，只得休学回家务农。

我三哥是大队会计。他对我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何必非得去读书不可呢!”于是介绍我入团。他为我写好了《入团申请书》，并代交到大队团支部。

初到大队，团组织开会前，我为了显示我是个活泼的青年，于是拿出弹弓，见鸟就射。

审核我的《申请》了，团支部书记说：“他（指我）一副幼稚气，不够条件。”

我被拒之门外，但不在意。可气坏了三哥，他没收了我的弹弓。其实，大队长和支书都是半文盲，他们大小事情都得听我三哥的。两个月之后，我终于成了共青团员。

那年冬天，大雪纷飞，突然召开团员会。大队长对我们团员讲了几句话，大意是共青团的模范带头作用，他问：

“你们听不听党的话？”

“听！”我们几乎是其声高呼。

“好！听话就好。现在，你们立刻下田去做‘鼓儿钉’，怕不怕？”大队长好像专门看着我的眼睛说的。

“不……不怕！”这次大家的回答不那么整齐也不那么高昂了。

我只得和同伴们一道，脱下棉裤，挽起裤子，下到齐大腿深的冬水田里。哇！刺骨的冰雪水仿佛要把我的腿割断！雪，在“簌簌”地下个不停；手，冻僵了。可一分钟后，反而不觉得冷了，因为脚手全麻木了。

“鼓儿钉”是什么玩意儿啊？原来是在冬水田里间隔一米左右用田里的稀泥垒一个直径约一米的小“山包”，再在这小“山包”上栽一株甜菜。

天呐，不知是谁出的这馊主意！你想，纵然甜菜长得无比茂盛，谁愿意下到冰水里去收那几匹甜菜啊？何况来春就得在田里插秧啊！真是劳民伤财，说具体点：没把人当人　！难怪后来有个广为流传的民谣：“曹操背时在蒋干，社员背时在模范。”但也只好发发牢骚而已，谁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谁就是反革命分子啊，至少会被打成右派分子！

经这次强烈刺激，我时常腿痛，母亲说我患上了“冷骨风”，她砍下一颗老桑树，用桑柴火给我烤了几次，不痛了。可后来，直到现在，对，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一遇冷腿就痛。

我们团员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家乡有几个光秃秃的山包，我和伙伴们，还有我三哥，用了几个月时间，用十字鍬和钢钎，在那些石头山上打了很多2米见方的树坑，栽上了树苗。（现在，家乡的个个山包都绿树成荫了。我们改变了几千万年以来的石头山，我们的血汗没白流！）

偶然的机会，听我同学（王正科）说：“现在读书不要钱。”我立刻去到原校询问此事，居然是真的！我马上办理了“粮食关系”（当时粮食异常紧缺，只能在国家粮站才能买到粮食；每个人的口粮数量由上级统一安排，比如：农民每月15斤，学生每月19.5斤，教师和工人、公务员每月19斤。你迁移到别的单位时，必须办理购粮手续，否则买不到你的口粮，你就吃不成饭。）顺利报名复学了。

明年就要参加升学考试，可公社却命令老师把我们全班同学放到农业社去参加劳动！其实并没什么值得需要我们帮助的农活。不难看出，当地农民也并不欢迎我们。因为1，我们的口粮标准不高；2，我们只能做简单的轻活，帮不上大忙。当时我是班长，眼看我和同学们的学业即将荒废，烦极了。在回“公共食堂”的路上，走在我背后的一女同学还咿咿呀呀地唱歌呢！当她唱到“人是铁啰喂，饭是钢啰喂”时，我突然转身吼了她几句：“高兴什么啊？你，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呀！”她愣了一下，边走边擦眼泪……（这一举动，当时我就后悔，但由于大男子主义，没道歉，以致终身遗憾！不过，她60多岁病危时，我曾专程去看望过她，她对当年那些情景也记忆犹新，这时我才向她道歉了，她微笑着吃力地说：“都过去40多年了，就当一场梦吧……”）

我不准同学唱歌的事，不知是谁很快报告了校团支部书记（鲜定波）。

在一天下午“团员生活会”上，读了一些有关学英雄模范的报章杂志后，书记指桑骂槐地训了我一顿：“有的人，身为共青团员，不向英雄模范看齐，甚至不准别人唱大跃进的歌，这不明明是对‘三面红旗’不满吗？”我觉得自己理亏，只得忍气吞声。

散会了，一轮圆月早已高挂蓝天。我和本班仅有的三个女团员沿河边小路回农业社去。（按现在的话说，她们个个如花似玉，且都喜欢唱歌。）皎洁的月光下，河面波光粼粼；春风把盛开的油桐花儿均匀地洒在路上，油菜花儿送来一阵阵清香。也许是因为触景生情吧，她们三个在我背后十几步走着，不约而同地唱起了《绣荷包》等令人肉麻的歌儿，还议论：

“你看，他走路的姿势多像科尊华呀（外班女同学）。”

“呵呵呵呵，就是就是，哈哈哈哈”她们笑得多开心啊！我的确羡慕科尊华，因为她比我大四五岁，我常叫她“华姐”，是师范学校转来的同学，能歌善舞，一口普通话比谁都说的好。（“文革”时期，我们都在同一个乡教书，我们曾共同演过一个小话剧《全家学毛选》，导演（胡小岩）安排我饰‘老大’，她饰‘媳妇’。由于我本来就很尊重她，根据剧情需要，歪打正着，形成缺陷美，获得观众热烈掌声和善意的哄笑。这是我一生中较大的荣幸！遗憾的是，我们失去了联系，不知她是否健在。）

当我正在沉思，不料，她们三个跟到了我背后，她们“哈哈”一声，把一个女同学猛地推来狠狠地撞了我一下，差点撞个“狗抢屎”，几个趔趄后，我站稳了回头一看，她们三个又相互抱着肩膀哈哈大笑，根本看不出撞我的是谁。我想，撞吧，我不准别人唱歌，就是对“三面红旗”不满；你们用女同学撞我，就思想好吗？就是在学英雄模范吗？

哦，同学们都是年青人，还是投其所好为妙！于是每天晚饭后，我们就在一个小山梁上休息，那里有很大一丛盛开的野玫瑰散发出阵阵幽香。我们这个组共26个同学，只有我会吹笛子，其他的同学都不会什么乐器，男同学要我再讲个“俄罗斯民间故事”，女同学则说“哎呀，唱歌唱歌！”于是我吹响竹笛，同学们随着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真乃苦中寻乐，居然成了难忘的往事，甜蜜的回忆）。

听公社鲜书记说，我们还得长期在这里住下去。

“长期”，长期是多久啊？明年拿什么本事去投考啊！我又陷入烦恼和沉思：老师不敢对抗公社旨意，而我是本班唯一的男共青团员，女同学胆小，男同学六神无主，我不站出来反对谁反对？最后，我决心把此事告诉文教局。因为我想：文教局不是希望我们成绩好吗？只做农活不读书，能有好成绩吗？再说，文教局是县级的，公社是乡级的，谁该服从谁呀？于是我马上写了一份报告，再找上一位同学（王治安，因为他比较精灵）做搭档，准备立刻去县城找文教局。还有点不放心，又找团小组长签了名，便成了以班和团小组的名义上告公社了，肯定万无一失！

第二天一早，我和王治安就兴奋地上路了。那时去县城（妙高到阆中）没有公路，更没客车（纵然有，我们也没钱坐车。）步行30多公里，下午，终于找到了文教局。我们看见一位50来岁的男子在一间屋里写什么，我们怕打扰了他，不敢进去，我站在窗前对他说：“同志，我们要向您反映一件事情。”边说边把“状纸”递给他。

他接过看“状纸”时，我的心“砰砰”乱跳，要是他批评我们几句如何得了？突然，他微笑着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回去上课啊。”他接着开始摇电话了……我们几乎同时对他说：“谢谢叔叔！”他微笑着向我们挥了挥手，示意我们可以离去。这时，我俩如释重负，不约而同地长嘘一口气！我们忘记了疲劳和饥饿，真想一下子飞到同学们身边，告诉他们这特大好消息！

第二天回去的半路上（木梳垭），我突然想起事情不妙：

“糟了！”我对王治安说。

“什么糟了？”

“要是文教局责备公社，公社能不责备老师吗？老师能不收拾我们吗？”

“是啊，怎么办呢？”机敏的王治安想了想，也没了主意。

“反正得回去。只要能回校上课，万事皆休！老师也许不会整我们，你看出来没的，我们的学业成绩，老师也很着急呀，杨校长（杨林贤）还多次到社里来给我们上数学课呢。”

我俩的兴奋劲减了大半，抱着侥幸心理挪着疲乏的双腿往回走。

快到农业社我们住宿的那地方（妙高油漆寺），不见任何同学来接我们。房东老太婆告诉我们：同学们昨天下午就都回学校去了，我和王治安的被子、餐具等物品全被同学带走了。哇！是喜是忧，必须回到学校才知道。

西山顶上的太阳只有红红的半边脸了，归巢的乌雅哇哇乱叫，仿佛在嘲笑我俩。离学校半里了（望乡台下边），迎面走来十几个本班的同学，显然是来接我俩的，心里好喜欢啊！他们一定是来对我俩表示感谢的，我想。可走近一看，他们个个都无精打采：

“我们倒都回来上课了。。。。。可老师正在生气，很可能要整你们。”一个同学说。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

“走吧，反正必须回学校去。没你们的事，是我做的，我一人承担。”我只能硬着头皮这样说。我想，老师不会打骂我们，大不了狠狠批评一顿。

同学们簇拥着我俩问这问那慢慢朝学校走去。

其实事情并非同学们预料的那么严重。我俩来到谁都敬畏的杨校长身边，耷拉着脑袋轻轻地叫了声“杨校长。”他的确很气愤的样子：

“你们头脑太简单了，太幼稚了。”他什么也不说了。

“校长，都是我惹的祸……害得你怄气了，我……我承担……”我说。

“你能承担什么呀？以后做事要‘三思’。去把今天的作业补了。”杨校长不那么凶了。

可真个“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麻烦接踵而至。首先是撤销了我的班长职务。这倒无所谓（后来谁是班长我记不起了）。紧接着，团支部开会了，地点在杨校长的寝室里。

一开始，团支部书记顾不上读报章杂志，板着面孔讲：

“……我早就预料到，我们支部不纯洁，这下真相大白了吧？上告公社，胆子不小啊！”他拍了一下桌子接着说“不就是为了升学吗？人民公社是党的一面红旗，反对人民公社就是明目张胆地反党！”他气得脸都绯红了。别的团员都低头不语。我想：你（书记）就不想升学吗？我根本就没反党的想法啊！于是我不得不发言了：

“假若把你（书记）长期放到农业社去劳动，不让你读书，你就很愿意吗？”

“我们是毕业班！”他指着我鼻子接着吼“可你呢？你狡辩什么？老实交代你的思想根源！”

我想，“读书不要钱”，这不要钱的书也是不好读的，大不了不读这个书了。于是我也发火了：

“你咆哮什么！你如果真的代表党，党就是这样对我说话的呀？我只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情况，这就是反公社，就是反党啊？文教局就不是党吗？”

他瞠目结舌。但他把话锋一转：

“好了，我们暂不谈这些了。请把‘咆哮’解释一下。”他刚说完，有的女同学在偷笑了。

“王德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何瑞珍姐（我的同乡，毕业班的）劝说似的发言了。

“什么有则改之，我改什么呀改？我没错，我没罪，改什么啊？”我仿佛成了受伤的狮子，谁指责我，我就扑向谁！语言模棱两可的，我也反对。

大家都沉默了。只听到桌上的小闹钟在嘀哒嘀哒地响。

“我说你在咆哮，我只给你做个人检讨，没必要在这里说了”我对书记说。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的？”他问。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发言了。“散会！”书记很不满意地宣布。

为了表示诚意，我回到班里马上写了“检讨”，正文是：

“鲜书记，我在气愤中说错了一句话‘你在咆哮’，其实，我们的书记既不是老虎狮子，也不是瀑布海浪，怎么会咆哮呢？肯定是我乱用词语了，我检讨，我向你道歉。”

暂时平静了几天。一天刚下课后，公社团委书记（不知姓名）找到我，见像就问：

“你的《检讨》呢？”

“我交了。交到鲜书记那里的。”我马上回答。

呵呵，他以为我交到公社鲜书记那里了，二话没说，转身就走。

又过了十多天，团小组长口头通知我：

“王德全，公社团委要你的检讨呢。”

“什么？检讨？如果真的是公社要我的检讨，那么，你先写。因为，你不签名，我敢去文教局吗？”

她愣了一下，不住地擦眼泪。（遗憾，我没问清楚当时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居然把她吓跑了。说实话，我根本不会把责任推给她的。你想，连王治安都“逍遥法外”，何况她呢。）

一会儿，校团支书找到我，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这条狐狸，真拿你没办法。不过，公社团委的确催着要你的检讨，你就应付一下吧，否则我交不了差啊。”

“好，我负一切责任，你别怕哈，反正与你无关。”我真切地对他说。

乌云慢慢散去了。其实并没有任何人催我要检讨了。纵然有人要我检讨，我也绝对不会写什么违心的检讨的。

我们班终于毕业了。全班半数以上的同学都考上了中专、高中。就升学率讲，在当时当地是少见的！我心里乐滋滋的。

我的团员生涯，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当成英雄模范，但我仍感到安慰。因为我实践了“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我还侥幸活着！我认为：坚持真理，敢做敢当，应该是青年的本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