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7日是著名学者、艺术理论家和翻译家傅雷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上海、北京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傅雷的次子傅敏在会后决定，把父亲遗存手稿全部捐赠给北京国家图书馆，此次捐赠的手稿，共29种、计27册、1698页。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包含1961年傅雷为傅聪抄写的几万字的《希腊的雕塑》。于是才有了“傅雷手稿捐赠展”，得知这一消息，决定去国家图书馆参观一下。

傅雷先生共翻译过15种巴尔扎克的作品，我全部阅读过，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搅水女人》等等，家里珍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和《贝多芬传》，也是傅雷译的。另还藏有《傅雷家书》一册。傅雷和巴金是我国文化界唯一两位不拿工资，仅凭稿费收入养家活口的作家。他的译作严谨，文思缜密，这可以从他的手稿中窥见一斑。

展厅中摆放着的玻璃展台里，那些写在“疾风迅雨楼稿”笺上，17行竖排的蓝黑色墨水钢笔字迹端正、娟秀，旁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红色、蓝色的修改语句，每一页都如此。一些再版的译文，在初版的铅字旁，也是用红蓝笔勾满了改动的句子。可想而知，译者为了译文精益求精，付出了多少努力和艰辛。也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中规中矩，一丝不苟，易读耐看。

据说，傅雷对自己的译文是反对编辑作任何改动的，那怕一个字。他的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他精通编辑业务，哪些字需要用什么字号，何种字体，都在手稿空白处书写得一清二楚。见了他那改而又改的手稿，恐怕是无需再去作任何的文字改动了吧。傅雷在经历了1951年批判“武训传”，５５年反“胡风集团”运动之后，已经觉察到了什么，他摒弃了其他翻译工作，私底下对朋友说过“只有译巴尔扎克最保险”，于是全身心扑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翻译工作上，心无旁骛。但是，在58年仍然被打成“右派”，但尚能写作。厄运在文革期间继续降临到他的身上，傅雷本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长子傅聪在58年从学习钢琴的波兰出逃到了英国（这和父亲被打成右派有关），一直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却培养出了个“叛徒儿子”，６６年９月２日的深夜至3日凌晨，在造反派的抄家和殴打、辱骂后，新伤旧痛一齐袭来，为人坦荡，禀性刚毅的他，毅然写下遗书“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后仰药自尽，夫人朱梅馥然后也一条白绫吊死于铁窗的横框下，双双魂归离恨天（也有说是同时上吊的）。不多的家产留给了照顾他们的保姆，以谢多年伺候之恩。

我看了先生原稿笺上的“疾风迅雨楼稿”六个字后，便有了一种感触，虽然不清楚那是他自制专用的稿纸抑或是在坊间随手买来的，但从他为写政论文章曾用过的笔名“疾风”、“迅雨”来看，应该是他专制自用的稿纸。他用笔名“迅雨”还写了《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46年5月号上。当时张急于成名，有些文章难免比较粗疏，由此引发了张中断给“万象”的长篇连载《连环套》的供稿，成了一段“文坛公案”。　我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伟人虽说过要“和风细雨”对待批评教育，但从来也没做到过，到了文革，更是演变成了“暴风骤雨”。试想，一个瘦骨嶙峋的文弱书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又能怎样，“士可杀而不可辱”，不得不步了老舍先生的后尘。这样的名单当时可以开列一大串，光在我写的博客中提到的就有周瘦鹃、施济美、顾圣婴等诸人。先生啊先生，您怎么会去用那种又是风又是雨的稿纸呢，终于在雨骤风狂的那个夜晚撒手人寰，真是一种宿命了。

走出“国图”，冬日的阳光照在犹泛绿色的冬青树叶上，虽寒风凛冽，心中的一丝不快却已被温煦的暖阳驱赶跑了。先生去时才58岁，正值壮年，如果活在政通人和的今天，他一定能够翻译出更多更好的世界名作来啊。摘一段先生的名言结束此文：“我们一辈子的追求，有史以来有多少世代的人追求的无非是完美。但完美永远是追求不到的，因为人的理想、幻想永无止境。所谓完美像水中花、镜中月，始终可望不可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