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鲁迅，可谓家喻户晓，在人们的心目中，鲁迅无疑是一个很高大、完美的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面伟大旗帜。然而，近日读了现代女作家苏雪林的一些文章，意外发现鲁迅的另一面。

长期以来，国人论及现代女作家，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冰心、丁玲、林徽因、萧红、白薇、谢冰莹等几位。实际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还有一些优秀的女作家无论才华还是影响不亚于冰心、丁玲等。这当中，就有长期流落海外和处于中国文学边缘的苏雪林。据说某资深编辑的桌上摆着一套新出版的《苏雪林文集》，以年轻同事问：“苏雪林是谁？又是哪个省冒出来的青年作家？”资深编辑答：“她是五四时期文坛的老祖母。”年轻同事一脸茫然。由此可见，当代文学界对苏雪林陌生到什么程度。然而，苏雪林确实在中国文坛大红大紫过，曾经与冰心、丁玲、凌叔华、冯沅君一道被誉为中国文坛五大才女。而且，她同冰心、凌叔华、谢冰莹等一样属于高寿女作家，苏雪林103岁，冰心100岁，谢冰莹94岁，凌叔华90岁，丁玲82岁，只有冯沅君短寿，也有74岁。这些漂亮的女作家都参加了五四运动，不但有过人的文学天赋，活跃在当时的文坛主流，而且还各具特色。比如凌叔华的绘画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苏雪林对古典诗词的研究堪称大家，谢冰莹有过从军经历。

可是，同为大红大紫的爱国女作家，为何冰心、丁玲、冯沅君在现代文学史占有主流地位，而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她们却被抛弃在边缘了呢？最近我看了一些现代文学史料，才弄明白是政治的因素造成的。因为后来，冰心、丁玲、冯沅君参加了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跟随了共[chan*]党，而苏雪林和凌叔华、谢冰莹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当共[chan*]党取得政权后，鲁迅、冰心、丁玲等人在强大的宣传机器面前越来越高大，而苏雪林和凌叔华等被排除主流并渐渐被遗忘。还有一个张爱玲因为嫁了个汉奸丈夫而长期受到大陆读者冷落。当然，这是正常的现象，毕竟文学终究离不开政治的需要。就连郭沫若都在建国后都写过不少歌功颂德的应景文字。

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的是苏雪林的半生“反鲁”行动。

苏雪林眼中的鲁迅，是一个病态的、人格矛盾的、沽名钓誉的形象。1936年冬，苏雪林给她的好友也是鲁迅的好友蔡孑民先生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论鲁迅书》，信中对鲁迅先生是极度亵渎。苏雪林称鲁迅有病态心理，将对青年心灵发生不良的影响，鲁迅人格充满矛盾，生性多疑，清高自负，“不足国人法也”，鲁迅是被左派利用的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　据说，当时苏雪林的信件一问世，就受到了文坛进步文人的强烈抨击。苏雪林一时成为文坛上的新闻人物。这是苏雪林向鲁迅发难的开始，从此，她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　“反鲁”几乎成了她半生的事业。六十年代，她从海外到台湾定居后，写了很多反对鲁迅的文章。而反看苏雪林早期的作品一级相关回忆文字，学生时期的她对鲁迅是充满崇拜的。北京女子师大的学潮发生之后，苏雪林对鲁迅与陈源、徐志摩等人的磨擦、冲突表示出不满之情，认为鲁迅是个缺乏理智、心胸狭小的人。特别是三十年代后，文坛上左翼力量的崛起，更引起了她的不安，她对鲁迅的恶意开始日益增多。

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在鲁迅研究史中，不能不说是最充满火药味的一页。她的批评方　法是粗暴而非科学的，很难说有什么学术价值。因为在这些右翼分子眼中，鲁迅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现象。所以，在洋洋几十万字的《鲁迅传论》中，苏雪林变得极为焦躁和神经质，以至于形成一种骂术的文体。比如，她论述鲁迅的性格，阴贼、刻薄、气量偏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并列举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谈到少年“我”听到二十四孝里郭巨埋儿的故事时的心理活动，认为少年鲁迅对二十四孝中的故事的反感是一种怪想，鲁迅对自己的先辈产生疑虑是大逆不道的。苏雪林以此来论证鲁迅的多疑善妒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她没有看到，正是鲁迅的这种以生命的直觉来参与生活，以及用它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评判，才使他的批判意识本身获得了人道主义的价值。

苏雪林对鲁迅加入左联一事也是耿耿于怀，认为这是共[chan*]党对鲁迅的招降，满足了鲁迅的强烈的领袖欲，她把鲁迅的政治选择看成中国现代文化的悲剧。这成为她鞭笞鲁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她在《鲁迅传论》中很少分析鲁迅思想的内涵以及美学观点，而只站在政治的立场上，以一种先验的政治观念来罗织鲁迅的罪名，并从各个角度上来加以讨伐。她把鲁迅在上海文坛的十年生活，描绘成一种堕落的历史，认为共[chan*]党之所以在短短六七年间霸占整个文坛及整个思想界，全归功于鲁迅。“他是靠着强劫硬抢、蛮打狠杀的手段来干的，我们喊鲁迅做“流氓”、做　“土匪”丝毫没有冤屈他吧？”

相比苏雪林，凌叔华对鲁迅的印象不好则源于鲁迅与凌叔华的丈夫陈西滢先生的一场笔战。陈西滢是江苏无锡人，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就在此期间，陈西滢与鲁迅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乃至发展到互相攻击对方的对方的作品。比如陈西滢认为鲁迅的杂文没几篇有价值的。到后来，随着两人之间恩怨的加深，陈西滢又引出了　“抄袭事件”、“官僚问题”、“某藉和某系”等话题，如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剽窃”了一部日本作品，闹得沸沸扬扬。搞得好友徐志摩不得不在《晨报》副刊上以调停人身份提议结束鲁陈争论，才渐渐止息的。凌叔华此时在燕京大学外语系读书，比许广平高一届，是周作人的徒弟，与陈源正处于热恋中，她认为鲁迅为人不够光明磊落，捏造事实诽谤陈西滢。

过去看林语堂和胡适两先生的文章，对鲁迅充满误解和责难，我内心十分气愤。如今看来，林、胡亵渎鲁迅也罢，苏、凌指责鲁迅也罢，不能说他们就是在故意歪曲事实，也不能认为咒骂鲁迅就是犯天下之大不韪。纵观“五四”运动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那就是许多重要的学者和作家，差不多都与鲁迅有过关联，而冲突者颇多。章士钊、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成仿吾、冯乃超、阿英、施蛰存等，与鲁迅均有过不快的历史。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纯属个人恩怨的，如周作人、高长虹与鲁迅的积怨、施蛰存与鲁迅的文墨官司等；有的属于精神上的冲突，如成仿吾把鲁迅指为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鲁迅不仅思想是陈腐的，而且人格也是卑污的。而郭沫若甚至曾经把鲁迅看成是“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不曾把握的封建遗老”。更多的原因则是政治倾向的不同，走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文人搞不得政治，文人一旦卷入政治冲突中，什么手段都使得出。鲁迅不照样骂胡适之先生是“汉奸”、“卖国贼”吗，甚至与自己的亲弟弟翻脸。

耐人寻味的是，鲁迅自我标榜为爱国文豪、革命家的时候，他老人家自己却藏匿在日本租界里，还经常在日本浪人内山完造所设的一间书店里内盘桓。众所周知，内山是日本军部及内务省思想课驻沪的一名文化侦探，他的任务是勾结自称左倾的文化人或政客。我想，这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鲁迅曾经在日本留学，有一批日本友人；二是日本当时还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鲁迅生前没有看透小日本的本质；三是鲁迅不知道内山的政治身份，一直把他当好友交往的。否则，以鲁迅的硬骨头和性格是不可能躲在日本租界的。

中国文人原本就有相轻的陋习，再加上政见不同、性格不和、艺术主张的差异，互相对骂的现象屡见不鲜。王安石和司马迁就是由于政见不同而互相对骂的典型。阮籍、嵇康、李贽、曹雪芹等，也是被世俗无法容忍、为封建统治阶级不能接受的人物。与上述诸人相比，鲁迅似乎没有好到哪里。他的婚恋不幸、兄弟失和、彼免职、被通缉等，实在是不如意得很。鲁迅是一个被士大夫阶层拒绝的人，他少有传统人的中庸、柔弱，因为对人生与社会想得透彻，当时的统治阶层与民间，都不欢迎他。而鲁迅先生和胡适，不但政见不同，就是在《红楼梦》版本问题上，也表现出学识上的很大不同来。

鲁迅光辉的一生，得到中国共[chan*]党和全国人民的崇高评价。毛泽东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评价过很多名人，连续用六个“最”来评价一个人的功绩地位，是绝无仅有的。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曾说，一个不知道尊崇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的文明。不管过去、现在有多少人在咒骂、中伤、曲解鲁迅，鲁迅的历史地位只能越来越高。时间终将证明，鲁迅即使不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伟人，也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第一伟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