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生涯

黄洋

男儿母相，福禄天降。

当母亲看到我越长越像她时，饱含母爱的她，对我的未来便充满了的希望。我的诞生，在母亲心里，不仅是一种欣慰，一种寄托，更是在生活的艰难困苦的一种力量，一种支撑。以至于在我读到初中时，父亲常给这样的鼓励：“只要你能考取，砸锅买铁我也要供你！”父亲中然没有上过几天学，但他鼓励的话，对于我来说，就像摸黑行走夜路的人，看到天上一轮冲破重云的明月一样兴奋。更何况，当我看到穿着蓝的卡中山装，挂着钢笔，带着上海表，一脸自豪的阳光的老师、干部，内心的向往，总是像火一样燃烧着。因此，对于读书，哪怕如豆的煤油灯，长年古月地闪着沉重的叹息，我还是在它的照耀下，沿着一字一句的路，笨拙而坚定地前行。看到我如此用功，父亲也尽量让我少做农活，希望我能因此而跳出农门。而我因此常在屋后菜园里的竹林下、树荫中、树桠上，石板上，捧着书本，夫子似地看啊读啊的。这让左邻右舍非常看不惯，对我父母说：“这样惯势，怕真的要读来当官？”父亲总是轻言细地地解释：“我这辈子就是吃了不少没文化的亏，小的（子女）不管哪个，只要爱读，再咋卖命都要让他们多读点，多学点，免得像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周全。多学得几个，最起码，七月半会写点包，过年会写点春联，写堂菩萨。杀个把猪卖，会记点账。要不然，做哪样都要请人，请多了还不好意思！”父亲的话，让哪些只看到眼前利益的人，还是摇头叹气。因为在村戴帽中学读书我们，无论是谁，除了上课时间，都是帮着家里割草、砍柴、讨猪草、锄地、放牛看马等。这些，我虽然做，但父母并不强求。我想做就做，有点自由。这让很多同龄人嫉妒。然而，天性愚钝的我，看到父母早出晚归，又苦又累的日子，不得不主动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同时，对于读书，更加用功。而且，在长期的山居生活中，从内心深处觉得，像父母一样，长年与土地打交道的乡亲父老，为了生计，把吃苦受累看着是生活的必须的那种朴实精神，很让我感动，加上村子不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样的亲。因此，我遇上每位长辈或兄嫂等，都亲切地与他们打招呼。以至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如此。于是，村里的父老乡亲中，有不少人说我，不但爱读书，而且懂事，嘴巴甜，逗人爱。照这样下去，二天（今后）恐怕会有个购粮证，过上点好日子。

望子成龙心切，母亲找人给我排了个“八字”，说我是吃国家粮的命。有不怀好意的人说我，吃国家粮，像傅少华一样。傅少华是村里最穷的人家，年年都要靠国家救济，才能在野菜参和下，勉强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这让我很伤心，报怨母亲为什么要请人给我算命。母亲说，人家讲人家的，要怕人家讲的话，就好好读书，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些人看！母亲的话，想想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于是更加珍惜父亲留给我的学习时间。

可是，毕竟村戴帽中学难以让我们像区镇或城里的中学一样，享有良好的教育资源。为此，父亲托人情到让我到白岩区中学再从初二读起。远离家乡的我，更加珍惜这次机会。不论语文、数学、物理、英语等，我都勤学苦读。以至于书上所有的作业，除了老师布置的，我都挨一点二地做了一遍。结果在班上的成绩数一数二的。父母每当听到我考试的成绩，油黑的脸上，总会放也带笑的光彩。

可是，1982年的中考，考中师与高中，只能选一样，不能兼报。为了我能早有个工作，尽快减轻父母的负担，我想来想去，报考了中师。预先时，五科考得313分，还算不错。可到普定一中参加正规中考时，却以296分名落孙山。为此，我很伤心。在山村漆黑的夜里，看着着被大山包围的难苦，想着土里刨食的乡村日子，咽着老酸菜、苞谷饭的困境，梦想着遥不可及的吃“皇粮”的生活，内心五打翻五味，泪水似决堤江河。直到父亲多处奔走，托一位表伯人情，在安顺县试点班上高中为止，我的心情才缓解下来。

为节省每人八角钱的车费，母亲一头挑着米，一头挑着铺盖和箱子，走山路，过马路，穿大街，一步一步，将我送到离家六十多里路的宁谷上学。途中遇一族伯前往安顺，帮挑了一气，让我至今难忘。

到了宁谷，人生地不熟，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忧虑。好在一位小老表在宁谷中学读初二，多少有点依靠。因此，我们到了宁谷，首先落脚他处。他们住的是盖石棉瓦的长砖房，与通往宁谷监狱的公路成丁字形。睡的是长敞铺。门前腐烂的谷草与其他垃圾，浸透着大小便臭味，在阳光下格外刺鼻。

母亲看到这些，眉头紧皱，暗自叹息。回到家里，她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学校里，因为偷了学校教学用的参考书籍与实验药品，被学校禁团在一家小屋里。小屋虽小，却也很干净。被禁闭的我，既让母亲伤心，又让她感到一丝欣慰。

但实承上，当我拿着我表伯叶先柏的信，找到时任安顺县试点班（高中）校长的傅某，个子矮小而瘦弱的他，像衣架一样，穿着四个荷包的蓝的卡中山装，三结头的牛皮鞋。白净的脸上带着微笑，给人一副精明能干的印象。他以慈祥如父的面孔接待了我，并为我开了一个报名的便条，给我交待了报名程序后，我很顺利地报了名，找到了住处，买了菜饭票，开始了我两年的高中生活。

就在1983年5月，我最小的兄弟降临人间。家庭的负担更重了。为了我们六姊妹的书学费和生活费，父亲的眉头老是拧着。家里喂猪养鸡，种大蒜，卖毛豆，起早贪黑地苦挣苦做。过年，杀了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喂出来的年猪，除了请帮镣猪的和亲一点的人吃顿宰猪饭外，就留块肉和猪脑壳过年，留猪油炼来细细地过一年的日子。我每月的生活费，父亲就限定六元钱。而我为了能买些学习用具和参考书，除了从学校到家都是靠两只脚走路外，每天只吃一角钱的菜。那时，一角钱只能买一个清汤寡水的白菜。我就一角七买上一斤盐，然而打一个白菜吃两顿。或者五分钱买个大霉豆府，能嘎饭就行。就这样，一边过着艰苦的生活，一边刻苦地学习。衣服脏了，自己洗；契了自己找针线缝上。因为先天愚钝，晚上学校十点钏关灯睡觉了，我便用节约下来的钱买的煤油点上自制的墨水瓶油灯，放在床头的木箱上，在昏暗中背英语单词，看历史、地理，记数学公式等。读到了高二，还和一位名叫齐维强的同学，为了节约，打伙买菜，加盐细吃。记得有一次，父亲为我送粮，我们花四角钱打了个海带炒肉，把盐放得老咸。我与同学劝父亲多吃点，可正置中年的父亲，面对我们的“奢侈”，却吃得很艰难。仿佛他吃到的，是我的肉，我的心。一副不忍下咽的样子。父亲想说什么，但终究没有说。可是，我看到父亲，端着碗，泡了点汤，站起身来之后，眼里盈满了泪水。

也许，父亲希望我能吃上每顿一角钱的菜。但是，他深知爱学习的我，要是不如此节约，就买不上笔墨纸张，就买不上自己喜欢的参考书，就看不到仅几角钱一本的《随便翻翻》、《少年维特的烦扰》等。因为那时学校初建，没有图书馆之类。父亲似乎想说句承诺的话但又深知他沉重的家庭负担，好几次欲言又止。就连我上高中的那只箱子，都是母亲的陪嫁中比较贵重的物件。由于经济上的拮据，我常到安顺图书馆装着买书的样子，混书看。

由于生活的艰苦，我的脸和腿白胖起来。可是，用手指一捺一个坑，好长时间都难以恢复原状。缺乏弹性的肌肉，让我生命的天空重云迷雾般沉重。以至于我在高考前的预选考试的时候，虽然以361分上了预选线。但三比一正式高考时，我像一个瘦猴，头昏眼花地直入考场。好在那几天安顺二小考试，吃住在我姨妈家，生活很有保障，精神也比较好，考起来的时候，心思还算集中。高中结束，老师将每科的卷子答案讲了一遍，要我们在心里默默对比，估算自己能考多少分，然而帮我们参加，再填报自愿。

我除了师专，便填报了商校、财校。中专最低录取先定为342分，而我仅考得343分。所以，我的表伯就与财领导领导联系，生怕得不到，先提了档案。

后来，中专录取分数线降到326分，师专降到342分。这让我后来参加高等教育考试，为了一个大专文凭，老实而自信的我，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考取学校，原本是件好事。可那不到二十块钱的书学费，每个月除了国家补助的十二元勉强够生活外，十八九岁的我，交朋搭朋，多少或是需要些钱。特别是穿的，也应该像样一点了。父亲为此卖了两百多斤菜籽，得钱后，花了70块钱，请表伯吴琪琮帮忙买了块上海表。我二姨妈家的姑娘，表姐潘经兰，因在蜡染厂上班，一个月有几十块钱的工资，给我买了双当时时新的高跟皮鞋和一件白衬衣。母亲用返销布亲手为我缝制了一套深蓝色的衣裤。而我自己在学校学生科长覃老师的关照下，负责打扫男生宿舍楼过道的卫生，每月九元钱。为此，那些父母有工作的城里人，见我打扫卫生，投给我的是冷冷的目光，特别是一个脸上有一条红疤的姓代的同学，在他过路时，我不注意扫灰扑向他时，那副居高临下的卑视与激人的言词，真让人在忍气吞声中倍感心寒。为此，我把打扫卫生的时间选择在深夜人睡尽后。

可是，由于我在走廊上打扫卫生时，没想到在很短的时间里，会有小偷趁机而入。有一天早上，我所在的寝室八个人，除我只被偷去几张饭票外，其他同学装在衣裤中的生活费全都被洗劫一空。好在没人怀疑我。但我心中却为此而倍感不安，仿佛做了一件天大的亏心事。

在财校两年的学习里，由于食堂的菜涨价，我和陈庭文打伙用煤油炉做菜吃。每人凑10块钱，由我采卖小菜、菜油，十天半月，八角钱一斤的肉，买上半斤，两角钱一块的豆腐，买上一块，改善一下生活。冬天吃火锅时，打了饭菜，七八个人，和在一起，围着小小有煤田炉，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吃得有说有笑的。但吃得连汤水都没有后，陈庭文会有点生气的将煤田炉连锅一起踢进床脚。

在财校的日子，男生女生，你来我往，有不少人便谈起恋爱来。而我，无论从外貌，或是家庭环境，都没有谈恋爱的资本。可是，在二年级的时候，陈庭文有一个小老乡，新考入师专后，几个人一起约到财校找陈庭文玩。陈不在，问到我，我多言说陈与我是同锅共碗的好朋友。于是留他们在寝室坐下后，便到处收濑口缸倒开水给他们喝。这是，那个个子我往有不少人矮小的女生，在陈庭文的床上发现了一本艾青的诗集，问我是谁的？我说是我的。她问我是否喜欢文学？我点头。结果她问我读了哪些书，我也一一作答。就这样，我们互通了姓名，她常在师专的图书馆给我借来《安拉.卡妮尼娜》、《红楼梦》、《红与黑》等文学书籍，让我看后与她交谈。就这样，我们以文学的名誉，开始了初恋的里程。

可惜，那场如月的初恋，却在阴差阳错的撕心裂肺中了结，成为终身遗憾。十八岁的她，最后一次见到我时，那惊诧的神色，那红肿的双眼，那一夜之间明显花白的短发，那未踏进食堂就转身逃去的身影，那在逃走时差点摔进边沟的纠心，至今依然那样地清晰。

忆昔当年梦一曲，断弦之处我低头；

错把馋言当美酒，失智恨今弦难续。

这是我多年后为初恋情人所写的一封没有发出以诗言事的信。

两年的中专生活很快过去。毕业后分到普定县审计局。十七年后，又调到如今的担保中心。这是后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