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师是我家三十多年前的邻居，那时的她应该已有五十多岁吧。她不是本地人，这里只有她的侄女，可她也没有住侄女家，甚至也很少与他们往来，自己一个人租人家一间小房间住着。在我印象里，她总是板着脸，经常端着一个装满凉开水的大搪瓷缸，挺着直直的腰板，独来独往，和我们镇上村里看到的老师都不一样。当时她并没有在教书，听说她是县城的老师，好象因为什么问题，要给遣送回老家，自食其力，改造思想。她老家没有人了，就改遣在这个有她唯一亲人的地方。

听镇上有谣言说杨老师神经有问题，称她“杨疯子”，所以她侄女也不管她。她只靠政府发的一点生活费过日子，日子紧的很，幸亏小时候就会纺线，可以挣点钱贴补。

我见过疯子，所以我怎么也不相信杨老师会是疯子。但我还是问过妈妈，妈妈脸一沉，叫我不要听别人乱说，说杨老师是好人，也是好好的一个人。

后来得知，杨老师是因为在学校坚持说真话，得罪了一些头头，才倒霉的——那个年代，说真话，还坚持说真话，可不就是“疯子”？！

杨老师和我妈妈很相投，她租的小房间光线不太好，也很冷清，所以经常到我家来。我印象中最经常的画面就是：她坐在我家堂屋纺线，妈妈在厨房做饭，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说话。杨老师的嗓门很大，妈妈说她中气足，后来我想，那应该是她当老师的原因。她纺线的姿势很特别：腰板依旧挺的很直，手尽量伸长去延线，摘穗，看上去好累。我们家那里是不纺花织线的，我看着好奇，观察几下之后，并不觉难，就乘她走开片刻的工夫，冒着给妈妈骂的危险，坐上小凳，自以为是的摇起纺车来。看她端着续好水的搪瓷缸回来，就兔子一样跑了，由她在那虚张声势的咬牙跺脚。远远的观察，看她接下来的操作也没有为我善后的意思，仿佛只是接着纺而已，我便洋洋自得起来。

记得有一天，妈妈好像带着妹妹到舅舅家去了，爸爸去上班，我一个人在家，平常妈妈都会对我管头管脚的，不能痛痛快快地玩，今天机会难得，我赶紧组织了一帮小伙伴，玩起打仗的游戏，我们拿着棍子、柴火棒作为武器，呼啸着奔跑、混战、逃跑，辫子散了，衣服脏了，全都不去管它。家里也被弄的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我正玩的性起，忽然被一只大手抓住，拖出人群，我回头一看，是杨老师，正虎着脸看着我。我怕她告诉妈妈，就乖乖的随她走了。她的手竹枝似的，又瘦又硬，很有力。到了她的小房间，她才放开我的手，开口说话了——这次，她的声音并不大，却自有一种威严。

“怎么没上学啊？”

“八岁才能上呢。我才七岁！”

“那你想不想认字啊？”

“想！”

“那你每天到我这里来，我教你认字。拿着棍子打来打去，多危险啊。”

我只有乖乖应声：“好。”

第二天上午，我犹犹豫豫地走到她的小房间前面，向里面张望了一下，没见到她，就如蒙大赦的跑掉了。可是心里总忐忑不安，接下来几天她到我家纺线时，我赶紧躲在一边，偷偷看她，还是怕她告诉妈妈。她只字未提这段故事，我松了一口气，心里开始喜欢她了。她纺线的时候，我象我家的猫一样，围着她的脚边转，她开始教我儿歌和乘法口诀，我记忆力很好，往往她说一遍我就记住了，引得她阵阵赞叹，对妈妈说“二嫂（其实我妈妈比她小很多，可是我爸爸行二，镇上人叫我妈一律叫“二嫂”），你这个女儿记性不得了哦。”这时我妈妈就骄傲的笑笑。

不久，杨老师的问题解决了，回到县城去了，从此再没有到我们小镇来。开始，妈妈偶尔还念起：“那个杨老师不知道怎样了，又没个家，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唉！”

我后来去了县城上了高中。有一天，我走在一条窄巷里，迎面走来一个瘦瘦高高的老人，我一眼认出：正是杨老师。十多年过去了，她更瘦了，也老了很多，腰已经佝偻了，脸色更加苍黄。我叫了声：“杨老师！”她一愣，茫然困惑的看着我。我忙不迭的介绍我自己，我妈妈；说小时侯的故事，包括她纺线、我的调皮、她给我的粉笔。可她还是茫然摇头：“不记得了……”我还不甘心，问：“那您家住哪？我妈妈很惦记您呢，下次我妈来我带她来看您。”她空洞的眼睛里顿时露出警惕的神情：“我不认识你，你不要来！”说完颤颤微微的走了。我怏怏的立在原地，怅然、惘然良久。

周末回家后和妈妈说了这次的偶遇，妈妈叹口气，告诉我她听说的一些情况：杨老师回县城后，补发了一大笔钱，因为她没有子女，她的侄女认为这钱迟早归她，就成天上门，软磨硬泡，就想要钱。杨老师性子又硬，就不理她，搬了几次家，可最后都被她侄女找到。后来折腾的脑筋都有点不太清楚了，再加上年纪大了，哪会认的出我来？妈妈最后长叹道：“这个杨老师，真的要给逼疯了哦！”

又过了几年，杨老师去世了，是和妈妈聊天，妈妈想起来，告诉我的。我难过了好一会。

杨老师是妈妈的朋友，在我的生命里只有淡淡的痕迹，可是我很清楚的记得她，虽然那时我只是个七岁的孩子。因为我有妈妈给我的很好的记忆力，因为她是我妈妈的朋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