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们是怎样称呼自己的父亲的，我将我的父亲称呼为老伙计，是因为我高兴、我喜欢如此。感觉这样的称呼，更适合父亲的口味。或者说，更方便我和父亲的灵魂，自由地行走、自由地交流。

天晓得，为什么人人都会做梦、人人都爱做梦。活人与死人之间，能够在梦中相见，应当算是灵魂的邂逅和交流了。前几天，我在梦中与逝去的父亲照会一面，略知了父亲前半生的事情。这几天，心血来潮，在年迈的母亲的鼓励下，想起了一些父亲后半生的事情。

母亲说，昨天她又在梦中，与沉睡于地下的父亲相遇了，并告诉了父亲，现实家里发生的一切。

当父亲从母亲口里得知，自己的儿孙在世间个个安好后，他说只要自己的儿孙安好自在，他在天堂的日子，将更加称心如意了。只是希望母亲，不要总是破费钱财，而给自己烧“冥币”（送给死去的人花费的金钱）和纸叠而成的所谓的金银财宝的那些破玩意儿，给家庭增添经济负担。因为这些东西，到了阴间，是不能作为一般等价物流通使用的。也不希望母亲再“泼水饭”（送饭菜给死去的人吃）给他吃了。因为他在天堂里，从来不吃人间送去的“水饭”，只吃比山珍海味还要可口的，形如山中蘑菇一般的天空里的星星等美味佳肴。他认为，“烧冥币”和“泼水饭”，是活人做给活人瞧的事情，是出力不讨好的活计。

于是，他托梦对母亲说，阴阳之间，相通的只有亲情的纽带和心有的“灵犀”。只要亲情相通，只要心有“灵犀”，他在天堂里，过的就是不用花钱的自由自在的神仙的日子。

他说，无论现在和过去，他都很羡慕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因为他在人间的日子，从没有上学的机会。虽然于新中国成立后，进了几天的扫盲班，学到了少得可怜的文字，但却不能派上用场。因此，他现在就读于阴间的老年大学，加入了阴间的老年诗书画协会，希望把自己在人间失去的美好东西夺回来。并说，他至今已能使用，如小蝌蚪一般自由游动的文字，自由地和自己的儿孙，进行情感交流了。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孙，个个学业有成，茁壮成长。如果家人能够撕下一片一片白云，不时书写上一些亲情的文字寄情于他。那么，他在天堂里，就更加感到快慰了。

因此，按照老伙计的吩咐，我也只好听话地、自由地，惟命是从地向父亲这个老伙计，如此汇报自己的心得体会了。

家乡解放初期，我的老伙计，被群众推选，当上了生产队的队长。据说，他还是群众公认的烘烤烟叶和“夯筑”土墙的技术能手与能工巧匠。因为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群众不喜欢牛皮吹得满天飞，不喜欢“用石头打天”等于事无补的事情。就喜欢像父亲一样，言语不多，而又勤劳朴实、讲求实在的人。也是在这一时期，我的老伙计和我的母亲，于五四、五五年和五七、五八年，先后产下了我的二哥和我的五姐。可惜了，我那年幼的哥哥姐姐们，在母亲给大跃进的伙食团煮饭的时候，因不能私下给自己的儿女们，悄悄喝上一碗米汤，捏一个饭团，而被饿得饥肠咕噜、泪流满面。可惜了我的五姐，在父亲参加完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后，因寻不到吃的东西和拿不出钱来，而使年仅三岁的五姐，被活活饿死和病死。听说当时，一是为了战争赔款，二是受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也是在这一时期，我的老伙计，曾两次被请去做了工厂和林业局的工人，却又担心远离家乡，微薄的薪水养活不了自己的家人，而在回家养病后，再没有返回原工作单位。因为当时，他并不知道，一般工人的日子会比一般农民好过。也不知道，将来还会有退休而安享晚年的好时光。

下放（解散）伙食团和推行“三字一包，四大自由”后，母亲的身体，开始有了青春的活力。我的老伙计，又开始做起春梦了。据说，梦见了自己，过上了一个幸福安康的日子，梦见了滚滚的浪涛之中，一条小龙正在翻江倒海。于是，断言我的母亲，将顺当地产下一个男孩。于是，在母亲四十岁、父亲四十六岁之时，在一个属龙的年份，在一个荷花盛开的季节，在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里，我唱着生命的战歌，降临了人世。这时，我的老伙计和我的母亲，又开始担心，我这个死活的姊妹全算在一起，而排行老六的人，会因最后一个来到人世和生活的艰难，而成为一个被人嘲笑的“僵巴佬”（方言，生长缓慢而又长不大、长不结实的人）。

但不知什么原因，在我出生以后，我对我三岁以前的生活场景，像一个暂时失意的人一样，没有丝毫记忆。感觉开始恢复记忆，是在三岁时奶奶仙逝的时候。也仅仅记得，一家人围着奶奶的遗体、围着装有奶奶的棺材，“嚎丧”（因失去亲人嚎淘大哭）和“绕棺”（围着棺材绕圈、舞蹈和行注目礼）的大概。

这以后，随着记忆力的增强，也记住了身边的许多人和事。但却是，父亲给我的记忆最深、情感也最深。因为在这以后，哥哥姐姐工作的工作，读书的读书。除了死去的五姐，即便最小的哥哥，也大我十岁。他（她）们没有带我玩乐的时间，也不喜欢和我一起舞蹈。因为他（她）们志趣和爱好，与我毫不相干。所以，我和他（她）们，相处的日子少之又少。所以，除了和小伙伴一起，举着小旗子，到街上参加群众游行，听锣鼓和鞭炮燃放的声音，除了到群众集会现场，观看现代京剧——革命“样榜戏”，或者是批斗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和九种人外，我就经常屁颠、屁颠地，与我的老伙计结伴而行了。

有时也会出现，因父亲有要事要办，自己拼命追随，而被恼火的父亲，用土团子袭击的时候。每逢这种情况，虽然我也胆颤心惊，虽然我也知道，我的老伙计是在吓唬自己，但我还是要泪流满面地执着地追随。这时，我的老伙计，便会把我拉到身边，用衣袖给我擦拭未干的眼泪，并从他那打满补丁的上衣的口袋里，艰难地掏出，用龟裂的小楷书纸，所包裹着的一小团红糖，赠送给我，作为补偿的甜头。有时也会在一家人，坐在正堂屋里，闲话桑麻的时候，悄悄把我叫进房里（卧室内），而将自己舍不得吃的一块又香又甜的“团结糖”，悄悄地塞到我的手里。这时，父亲神秘的举动，往往会引起哥哥姐姐们的怀疑，而把父亲说成是，对小老儿子的纵容和包庇。让有心偏袒的父亲，不得不把这块团结糖拿出来，让大家一起分享，让大家一起品尝。

这以后，我的老伙计说，他和母亲都是“睁眼瞎”（不能识文断字的人），都是“出憨力气”（做苦力）的人。虽然一人一天做不得十分公分，一年苦苦累累，不但不能从生产队上分到红，有时还会出现超支的情况。但还是要供我读书，还是要让我学会看看《工分本》，以免在让人记工分时，不致上当受骗。因此，在我六岁多时，在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我的老伙计，像给小女孩梳妆打扮一样，精心给我洗脸，给我梳头，并亲自将我送入学堂。当然，这也引来了小同学笑话，说我像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自从上了学堂，我开始渐渐明白了，读书是一件很苦的差事。虽然教师讲课无精打采、很不正规，虽然我上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我还是渐渐懂得了，读毛主[xi]的书，听毛主[xi]的话，照毛主[xi]的指示办事，做毛主[xi]的好孩子等做人的道理。但我还是不能明辨是非，而让大人们牵着鼻子走。大人说东就东，大人说西则西，大人说“封、资、修”，就是“封、资、修”，大人让“批林批孔”，就“批林批孔”，大人让打倒谁，就打倒谁。所以，我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读书读到了上初中的时候。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和我的老伙伴，除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还经历了两次“农业大寨”呢！

第一次农业学大寨时，感觉自己只有五、六岁或六、七岁。父亲被别人叫去“农学大寨”，我也跟着父亲去学大寨了。原来，所谓的“农业学大寨”，就是到一个乱坟岗上开荒种地去。虽然父亲，曾经在老家“蒿枝地”，掩埋过烈士的遗体，虽然父亲知道，在乱坟岗上，没有掩埋着烈士的遗体，掩埋的只是平民百姓。但父亲却认为，挖人家的祖坟，是一件违背天地良心的事。就是这样的事情，不去还不行。虽然谁也没有强迫我去，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儿，非去不可。

我去了之后，眼看着学大寨的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将乱坟岗上，那一座一座的坟墓挖开后，移为成了平地。从坟墓中，抱出了一具一具的骷髅、一颗一颗的死人头颅和一些死人的衣物以及随葬的物品。有胆大的小朋友，用棍子穿着死人的头颅张扬地示众；有胆大的男子汉，将死人的头发辫子，悄悄地缠到了，正在干活的一位妇女的脖子上；有人将坟墓中挖到的金银玉器和手饰，交给他人统一保管后，杳无音讯……所以，从此时始，虽然我不再惧怕死人了，但却不能找到，如何面对死人的答案。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发现我的老伙计，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挑上一百五、六十斤（市斤）东西，走上几公里的山路，而从这个曾经的乱坟岗，回到自己的家里。也从此时起，我的父亲，被生产队照顾到这个乱坟岗上，保卫着这块用于种植玉米和红薯的红土地。这也为我的老伙计，给埋葬于这块红土上的死者，安抚灵魂提供了机会。

于是，我的老伙计，便为了这块红土地，便为了这块红土上的国家财产，便为了这块红土地上死者的灵魂，而天天早出晚归。所以，一旦我有多余的时间和机会，我便到这块红土地上，寻找我的老伙计。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在这块红土地里，蕴藏着我童年的梦想和希望。

在没书可读的日子里，要么，我会和我的老伙计一起，前往这块，共同向往的红土地。要么，我就独自一人，到这块红土地上，寻找我的老伙计。当我和老伙计，踏在这块红土地上后，我的老伙计便会，想方设法地为我提供快乐、幸福和美丽。脸面脏了，便用山间的清泉给我洗脸。口渴了，便捧上一捧山泉给我洗胃。老“肠”家和老“肚”家打架了，要么，爬到桃树上，扯下一把“毛屎桃”（当地的一种形状很小而又味道很苦的桃子），用刀去皮后，一个一个地送到我的嘴里；要么，到曾经种过红薯的闲荒的红薯地里，看是否有遗漏红薯发芽生根。如果看到有长出的红薯芽，则用锄头将红土里的红薯刨出，再拿到清水里洗净后，让我充饥。或者，干脆将刚从土里刨出的红薯，放到自己的衣袖上擦净后，递到我的手里。累了，我就和父亲一起，坐在窝棚里乘凉和避雨。休息够了，又和父亲一起走出窝棚，到外四处行走，查看有无红薯和玉米被盗的情况。如果在外突遇大雨从天而降，不能及时返回窝棚，我便和父亲一起，躲到没有被挖过的坟墓的大墓碑檐下避雨，等待大雨停歇。反正我就是这样，天长日久地尾随着父亲，悠哉、乐哉地巡回在这块，如父亲的命根子一般的红土地上。

在有书可读的日子里，我也会于周末或平时中午放学以后，以到父亲所在地的附近山上砍柴的名义，去那块红土地里，寻找我的父亲。这时，我的父亲，要么把我领到附近山上，帮我把木柴砍好，让我自己担着柴回家；要么，在我自己砍好柴以后，让我等他下班，帮我一起挑着木柴往家赶。就在这样的日里，父亲也还经常收获一些山珍和野味呢！这时，我便会把父亲收获的野鸡、野兔等野味，拴到扁担的两端，与柴禾一起，独自一人挑着，招摇示众地、风风光光地回家。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之中，吃得最多的是哪些美味？我会毫不夸张地回答：野鸡、野兔、“鸡棕”（一种山菌，味道鲜甜，可以生食、煮食和油炸入食）和山蕨菜（因形似龙爪，当地也称龙爪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我的老伙计，所看守的玉米地附近，经常有成群结对的野鸡飞起。所以，我的老伙计，就能经常用扣子下到野鸡。当然，也有下到野兔的时候。因为我的老伙计，经常出没在这块红土地里，对这块红土地中，哪里有“鸡棕”窝，哪里有“山菌”窝的情况，相当熟悉。而且，还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到，哪一窝“鸡棕”、哪一窝“山菌”长出的日子。所以，我根本不用，为吃不到“鸡棕”发愁。当然，有时父亲也会，烧着一窝蜂子回家，有时也会背着一大包，山蕨菜和野生猪食叶回来。即便养上一头猪，杀了还要交售给国家一半，自己也心甘情愿。

到了我能用手推车，推木柴的时候。我也会按照老伙计的吩咐，推着手推车，到老伙计所坚守的那块红土地上，把过去开荒种地时，所遗弃的树桩和制作精美的坟碑石，拉回自己的家里，用于生火煮饭和建盖猪圈、花池等。也让我体会了一下，“我为亲人熬鸡汤”，“向前水秀山明，座下龙盘虎踞。”的快感和惬意。

第二次农业学大寨时，我已经是能挣几分“公分”（根据劳动成绩打分，以作为年终分配的依据）的人了，还亲自参加了农业学大寨，还唱过了“学大寨，赶大寨，村村户户动起来……”的歌儿。只记得当时，我是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到离家十多公里的地方，砍了一片树林，再翻起了一块土地，然后种上了红薯和玉米。只记得家乡五桂山的每一座山的山腰上，用石灰挥洒着“农—业—学—大—寨”五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只记得，去“昔阳”县参观学习回来的人，私下议论过：“学什么大寨？还与荒山要粮呢！老子们随便在红土里踩几下，种出的粮食也比他们的好！”等话语。

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后不久，文革便结束其历史使命了。我的家里，也在一个水库下，有了几小块属于自己的自留地。我除了开始学习a、b、c，除了开始接受十年制全国统编教材外，就是和我的老伙计一起，到水库下“挖菜地”和“浇菜水”去了。此时，我也可以像少林和尚提水一样，一手提着四十多市斤的桶装水，而给我的小白菜浇水了。可是，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两三年，我家种的那些小菜，便被割去了“资本主义的尾巴”。眼看着半成熟的辣椒和蔬菜，让人砍得“尸横遍地”，实在令我和老伙计心痛不已。

这后来，天空中响起了春雷，大地上刮起了春风，报纸上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市场开始有了松动的迹象。我的老伙计和我的母亲，便拿出自家的祖传秘方，使出了看家的本领，尝试着重操“泡豆芽菜和做豆腐卖”的旧业了。家庭经济，从此渐渐有了改观，我也深深懂得了“读书应试是正道”的道理。于是，我家的院子里，便有了父母担水而给豆芽菜反复换水的影子；我家的厨房里，也有了父母推石磨和用“酸浆”（卤水）以及石膏水点豆腐的身影；我家的“土掌房”的房顶上，也有了一个人，手捧《活字印刷术》，不断地自由地移动着。当然，我也会在读书应试的间隙，时不时地前去给父母帮忙。并于帮忙之中，渐渐领悟出：任何事物，都像“卤水点豆腐一样，是一物降一物”；任何东西，都要像不断给豆芽菜换水一样，才能不断地“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有耕耘，必然会有收获。几年之后，我便被人测量了身高，称好了体重，送到了一个叫做“警坛”的日子里，收获美丽去了。并就此成了公家人，而走向了不归。这时的大姐、二姐和二哥，则早已有了自己的人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奋斗了许多年。即便是生活在农村的大哥，虽然重走了父亲“赶小街”时的长征路，经常去那个曾经留下父亲许多足迹的，过去的沙滩上的街子，现今的“戛洒”镇做生意，但却是开着自家的私家车去的。所以，我的老伙计，没有必要为我的哥哥姐姐的生活担心，更没有必要，为我这个小老儿子，是否会成为“僵巴佬”而发愁了。他想不到，我也想不到，我这个吃死者灵魂所化的“毛屎桃”、“卯红薯”（挖过之后而遗漏在红薯地里的红薯）、“山鸡棕”、“山蕨菜”、玉米饭、野鸡肉长大的人，我这个吃父母汗水浇灌出的豆芽菜和臭豆腐、水豆腐、新鲜豆腐长大的人，还能成为一个一家之中最为子弟的人，成为一个除暴安良、追求和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人。

在公务活动的日子里，我也学会了喝酒和抽烟。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我最瞧不得，你家父子两个，你敬（敬酒）过来，我敬过去，你看（敬烟）过来，我看过去的样子。”可惜了，我的老伙计，一生辛劳，这样的好日子，仅仅过了十来年，就感到力不从心了。

在我成家不久，在他的孙子，也就是我的儿子出生以后，言语中总是流露出，想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从新走走的意思，总是在我的身旁，不断重复着“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如果今年能够挺过去，我将再活上十二个甲子！”等话语。我也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有机会，我是一定会带你去的。你的身体这么好，活到一百岁没有问题！”只是我这样说了就过去了，并没有把父亲的话当作一回事。只是我那刚出生不久而不争气的儿子，在我的老伙计将他轻轻抱起以后，总是看着他　“嚎淘大哭”，让我和父亲都增添了心病。因为家乡有一种不成文的解释：如果有出生不久的婴儿，总是看着抱着他（她）的老人啼哭，预示着这个老人将不久于人世。我想，我的老伙计对此，肯定是心知肚明的。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向老伙计不断敷衍道：“没事的，没事的，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虽然这样说，但还是能看到，父亲的心理在隐隐作痛的影子。

天公也是不凑巧的，恰在这样的时候，我被安排到一个“燕子过路要掉毛”的乡镇锻炼身体去了。不久，便传来老伙计病重的消息。待我丢下工作，回家守候他几天，感觉他的身体突然好了起来，而返回耕作之地后，又传来了他逝去的消息。我也只好于匆忙之中，回家为老伙计奔丧去。这时，我才意识到，父亲病情的好转，原来是回光反照的现象。这时，我才知道，我的老伙计虽然停止了呼吸，停止了心脏的跳动，但还用眼睛看着周围的世界。于是，我用手轻轻一抹，我的老伙计，就静静地闭上了双眼。

这时，家里人都慌了起来，忙着请风水先生，为我的老伙计选择新居住址。我说：“不用瞎操心了，我知道老伙计的心思。”“我们怎么不知道呢？”家人问道。我也不多作解释：“我带你们去看好了。其实，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老伙计，就专门把我带到山上，而将他死后的具体家庭住址，指点给我了。”

在我说明之后，家人领悟了过来：“死者为大，只能尊从老人的意思。”于是，我便带着家人和负责“安埋”（有入土为安之意）父亲遗体的人，上山看坟地去了。一路上，家人发起牢骚：“父亲也是，老高神天（方言，很高、很高之意）的，跑来这里干什么？”我说：“这是父亲，亲自看过风水的。父亲说，站得高，看得远。祖坟在得高，子孙儿女更加繁荣昌盛。”走着、走着，在我们刚翻过一个土坎，而停歇下来之时，我用手指着前面五、六左右的地方说道：“喏，那就是父亲的家园了！”话音未落，就有一条很大的像小黄牛一般模样的山麂子，从我手指的草从中窜了出来。我前去追赶，追了十多米，它就窜入树林里，而让我未能追上。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老伙计托生而变成了麂子，这正是老父亲游走的灵魂所在。”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死的不去，活的不来；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便是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只是，时至今日，我还为未能于老伙计生前，带着他到他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走上一趟，而深表遗憾。我想，迟早有一天，我一定会携带着他的灵魂，到他曾经生活过地方，潇洒走一回，而弥补我的过失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