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文化命的时候，除了雄文四卷、八个样板戏之外，几千年来堆砌起来的煌煌中外文化的大厦，全部成了封、资、修的垃圾，被砸了个稀巴烂，成了一堆废墟。晚上还天天要开会，学最新出炉的最高指示，或者斗单位里的“走资派”和有历史问题的“死老虎”，等回到家再洗洗涮涮，就快到十点了，没有书看，没有乐听，只好倒头便睡。虽说无奈，却也无计可施。

那年赴沪探亲，上海的电讯商店里正热卖一种7管半导体收音机，体积较小，就32开书本大小，金黄色的金属外壳，双喇叭，中短波齐全，拉杆天线外带皮套，携带方便，价格昂贵，175元/台，属于高档商品。那时，我的月工资是35.5元（文革十年分文未加），根本无能力去买这样贵的东西。羡慕一阵也就没往心里去。

可是，等我在二哥家中听了他那台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里的一档音乐节目后，便改变了主意，立马想到那种半导体收音机了，下定决心把它买下来。当时我存有一笔“巨款”---120元，那是准备用来买上海牌全钢三防手表的，因为一直弄不到手表票，只好存着。二哥全力支持，借了55元给我，把它买了回来。

回到芜湖后，开完会晚上一回到住处，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收音机，把波长调到短波段，再缓缓扭动旋钮，反复多次，就像牧羊北海十九载的苏武，在冰天雪地里耐心地守护着他的羊群那样，等待着太空中传来沙沙的电波声。终于，一个和我们的电台播音员风格和声调完全不同的女声开腔了，柔和婉转，“这里是澳洲广播电台，radio　australia”，这就是让我下定决心买下半导体的原因。彼时，听这样的一档华语音乐节目是要冒风险的，我只能戴上耳机，像一个敌特似的，敛神屏气，接收从远隔重洋的大洋洲彼岸传递来的信息。音乐都是些四十年代的老歌，金嗓子周璇、银嗓子姚莉、一代妖姬白光、低音歌后吴莺音　、张露、龚秋霞、白虹……　还有就是全世界著名作曲家谱写的名曲，莫扎特、巴哈、海涅、贝多芬、肖邦、舒伯特、华格纳、格里格等等，等等。

我忆起以前老家中有很多百代公司出品的黑色胶木唱片和那台手摇的留声机，很惊异于它的功能，怎么黑色的沟纹旋转起来时，当钢针一划过，它就会咿咿呀呀流淌出如许沁人心肺的音乐波浪来呢。

我生活里的两大精神支柱是由文学和音乐组成的，既然文学殿堂已经訇然倒塌，这唯一的一根稻草---音乐，就非得牢牢抓住不可。我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有一群年轻人，因为酷爱音乐，他们偷偷摸摸聚会在某人家，用厚重严实的窗帘把房间封得密不通风，压低音量，尽情地欣赏着当时被斥之为“靡靡之音”的世界名曲，后来被人告发，一个个被判了刑。我也看到，外国好多国家政府当局，对我国提出严正抗议，说把他们这么多名誉全球的优秀作曲家诬蔑为“黄色”，是对历史的反动和诽谤。难道就你们国家的意识形态才是“唯一正确”的？

我何尝不知道我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在干这件事呢。外面的世界太疯狂，一些人心智已失常，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了，宛如长途跋涉于荒漠里的行旅者，寻求一小块我愿意用生命的代价去徜徉的绿洲，一个寄托我精神梦想的伊甸乐园。否则这个世界真的成了一片荒漠了。

某次，深夜归来，身心疲惫，才打开收音机，调好频率，喇叭里正在播放着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啊，这首百听不厌的世界名曲，似一个睽违已久的老友突然登门来访，令人百感交集，虽然已略显生疏毕竟是旧时世交呢，在单位里遭遇的种种不快，此刻统统抛之脑后，倚在床上闭目静心聆听。它的旋律它的伴奏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了，原本是一首女声合唱曲，后来才改编成器乐曲的。歌词是这样的：春天来了　大地在欢笑,蜜蜂嗡嗡叫,风吹动树梢.　啊,春天来了,大地在欢笑,蜜蜂嗡嗡叫,　风儿啊吹动树梢多美妙.春天美女郎,花冠戴头上,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鲜艳的紫萝兰,是她的蓝眼睛,　春天来了,来了,啊,美妙!玫瑰好像嘴唇，正向着我们微笑……

毫不夸张，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慢慢地积聚着，然后又沿着面颊缓缓地淌了下来。此刻祖国大地正经历着一场严冬的考验，而音乐声中描述的却是和风吹拂阳光明媚的暖春，真的要感谢这位奥地利作曲家，是他用曼妙的音乐把世界换了个样。小时候随大人看电影《翠堤春晓》，里面的主题曲《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用了他作的曲子，由此我才知道这位大作曲家的。当时我想，哪天如果能够再操起笔来的话，得把这位作曲家好好写一写呢。这个愿望在八十年代初，终于得以实现，《福建文学》82年2月号上有一篇题为《蓝色多瑙河》的短篇小说，正是拙作。

由于对音乐的爱好，难免会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去，以后又发表了写舒伯特的《听，听，云雀》和写莫扎特的《绝响》等小说。

现在，写小说于我已是遥不可及的事了，精力、笔力均有所不逮，但对音乐的爱好则如鱼和水的关系，没了音乐，我的精神就会枯萎成一株寒冬中的巴茅草，我的心田就会干涸成滴水皆无的荒漠，对于它我将会一直痴迷下去，直至永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