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大的名人：

象牙塔毕竟不同于乡野，不经意间看见的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可能就是某一级别的教授院士。可看着这里的人，也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也许想象中的名人更特殊吧。

据说张中行的居室门口挂着一个“都市柴门”牌匾，想象这个老头大概也就是一个典型农夫的形象。等看了几本老先生的书，更加证实了这个推测。就他的观点，如此的与现实格格不入，那命运和身价大概也只能如此了。就这么超脱的一个人，运动岁月，一样摆脱不了被“动”的对象；和平年代，也不过恢复成为一个书虫。就算有如日中天的名气，也只能呆在自己的柴门里，写一些无足轻重的文字了。

而方啊励之这样的天文物理学家，应该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却掺和在政治的洪流中不断的沉浮，实在让人不可思议。而据说现在方夫人和子女们还在这大院里，为丈夫和父亲的事业而奋争。二者比较一下，一个平平淡淡的走了一遭，一个还在期待轰轰烈烈的干一场，似乎还是很难辨别优劣，至少是在俗人的眼光来看。

而更特殊的，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就开始了特色市场经济的建设，于是也就有了厉以宁、张维迎这样一批迎合市场口味的主流教授。而就在那同一天，从北大不高的楼上，一个“高空坠落非正常死亡”的计划经济教授又有谁、有什么必要记住她的名字呢？而步计划经济后尘的非主流学家，如刘波翁，左大培，杨帆们，十几年里，也就只能躲在角落里写些无处发表的个人见解了。积攒的怨气实在太多了，也只好拿一个女生发一顿脾气，为自己的名字赢得一些点击率，也许这也让这些教授们产生一种自我感觉，觉得自己都还在名人范畴内。倒是季羡林之流，能在滚滚红尘中欣赏自己种下的一池荷花，也许在一堆蚊蝇的叮咬中，能想象到南山那片桃园境地了。

二、钱买的头衔：

过去有官方举办的捐官，现在至少表面上是不允许了。可林毅夫的位置应该铁定是中国政府花钱买来的。只是因为温家宝给imf捐款一笔不菲的资金，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尽管那里早就有100多个副行长和800多个经济学家，尽管还是美国有唯一的一张否决票。想来，有了政府办的这先例，自然也就应该允许“十个人的论文成果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凑出来”的院士，也应该承认“花钱登载出来的论文”的有效性，和“买来的文凭”的法律依据，以及遍及网络和现实的考试真题和绝对枪手。毕竟这民主社会，政府都“放火”了，还允许百姓适当“点灯”。当然最后，赶上一两个倒霉的，就算你缺少眼力见了。

三、所谓学问：

学问有两种，一种是类似壹加壹这样只有唯一结果且可验证的科学，做这些事的如同陈景润。如今，在市场经济环境里，他们早就成了古董，相信不会再有第二个。而霍金这样的人，居然还活到今天，大概也就英国人傻乎乎的养着他。第二种是一些徘徊在几个答案之间结果很难验证的“艺术”了。只要你有足够的言辞，能自圆其说，就可以形成你自己的学说或者说是一套言之凿凿的理论。

如今林毅夫还在红得发紫，而他的对手杨小凯却已经成为故人。这样一个14岁写《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的现行反革命，这样一个在监狱里过了10年光阴的囚犯，就是在美国毕业，又成了澳大利亚的终身教授之后，还坚持和林毅夫唱对台戏。他的《后发劣势理论》认为，中国就是因为在林毅夫的理论下，才有了那么多假冒伪劣产品。而中国一直没有自己的技术，所以就没有自己的未来。这种短期的赶超是没有优势的，因为没有制度建设和基础创新，最后的领先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的赶超只是虚假的繁荣，是没有未来的。这种模仿，会缺乏改革自己制度的动力，会牺牲长久的繁荣，这时的后发就成了劣势。他的这种观点自然政府不喜欢，而对比林毅夫的话总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样，最后的结果其实是很早就决定了的。中国如此，外国也无非如此：一边是叫嚣自由市场，一边是宣称政府调控，其实最后采用的无非是自由多了就调控一下，调控少了，就奔放更多，只是这“度”的把握，“中庸”的尺度，只好在不断的腾飞着陆，繁荣和危机之间震荡了。你到底是王还是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在的周期的趋势罢了。或者说这不过是再一次证明了顺者昌逆者亡的真理而已。

四、所谓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三段论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这三个方面齐全了，才是社会主义。就所有制来说，从联产承包到厂长责任制，从减员增效到公司制改革，从国退民进到mbo，如今在所有制的市场上究竟那个是主导其实已经不重要，或者很模糊了。就分配方式看，马克思说按劳分配的本质是按劳动消耗的热量进行分配。而现在出汗最多的往往是收获最少的，而看不见的能力和摸得着的资金，才是决定收入的关键。至于经济体制，尽管外国还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可15年前中国就开始了市场经济的进程。如今回头看尽管到处还是行政手段的影子，可那计划的身影真的是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就到处看见“社会主义”的坟头上飘着“特色”的灵幡。而庄严的寺庙里，儒释道已经融合的编目全非了。只是仔细分辨一下，那供台上的几位也在为分享不匀而斗争的不亦乐乎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