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门的姑爷

认识我的父亲，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也就是父亲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父亲出生在红河上游，一个叫做“戛洒”（傣语,沙滩上的街子之意）的，江对面的，山脚下的，一个名叫“蒿枝地”的小山村里。

在父亲还不知道，叫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名字的时候，父亲的母亲和父亲，就与父亲阴、阳两隔，撒手人世。让幼小的父亲，穴居在自己的亲哥、嫂家，那个名字叫做“土掌房”的房子里，维持着年幼的生命。因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七，也是家中七个儿子之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到父亲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抚养自己的家中最小的哥哥，也步其他哥哥的后尘，撒下父亲,升天到了天堂里,而享受天伦之乐去了。让年幼的父亲，又转移到了一个,父亲叫做四叔的家里生活去。好在父亲的四叔，认为父亲还和他有着纯净的血缘关系，所以父亲的四叔，尚且还能善待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的四婶，就不是这样了。也许比鲁迅作品《祝福》中的那个四婶，还要可误。在父亲尚不能做事，于寒冷的冬天，穿着褴褛的衣服，光着双脚板，蹲在“土掌房”的土墙脚下，烤背风太阳的时候，父亲的四婶，就会用冷水，将土墙脚下的地面浇湿，让父亲烤背风太阳时很不方便。父亲的四叔，拿父亲的四婶没有办法。只好将不知道学校的校门开向何方、学校的门槛是什么样子的，年仅七、八岁的父亲，送到同村的财主家，给财主家放养、放牛和放马去。

此时，清风中，飘来了牛羊行走或吃草、吃树叶、啃树皮时，脖子上挂着的铃铛，所发出的“叮当、叮当”的声音。明月和星星交织的光谱里，也不时能看到父亲幼稚而单薄的身影，在山林里移动和徘徊。无论是白天和黑夜，无论刮风和下雨，喝了，父亲捧上一捧山泉洗胃，饿了，扯下一把橄榄，或者其它的野果充饥。如果牛羊不听人话，也会听到父亲吆喝牛羊的时候，那粗俗的不堪入耳的咒骂牛羊的话语。或者是听到，父亲赶着牛羊回家时，用树叶吹出的，如给牛养招魂一般的，那悠扬动听的,久久回荡于山谷间的，邀请“牛羊”归家的声响。如果，出现牛羊丢失，或者生病、死亡的情况，父亲也还要领教财主家，那鞭子和棍子的滋味。让父亲深深地懂得，这样的味道，就是对父亲劳动成果的最好奖励。父亲就这样和牛羊为伍，“混着”（虚度时光）、“混着”，就“混”到了十二、三岁，或者十五、六岁。此时，财主也开始大发慈悲，而分派父亲，做上一些砍柴、担水等重体力劳动的活计了。有时，也让父亲坐上渡船，横渡“戛洒”江，到沙滩上的街子——“戛洒”街上，料理一些“油盐柴米酱醋茶”的事情。这样，就有意无意的，让父亲有了和外人接触的机会。也就有了，父亲的主人,首次让父亲横渡“戛洒”江，沿着茶马古道，爬上“耀南”山，深入到“东瓜林”李润之（当地最大的土司和匪首）的豪华的土司庄园里，而给李润之送鱼的事情。也让父亲第一次开了洋荤，看到了世间还有如此壮观的天堂般的美景。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父亲到“戛洒”街“赶街”（赶集）时，被一个算命先生，叫到身傍，情愿不情愿地给父亲算了命。说父亲的将来，一定会遇到贵人搭救的。虽然，父亲也不信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毕竟是被这个算命先生点了水，而让父亲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和机会。

正是这样，对“戛洒”街的一来二往，也让父亲结识了“戛洒”街上的许多人群和朋友。也让父亲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有着许多好玩、新奇而诱人的东西。因为“戛洒”，是连接“玉溪”、“思茅”、“楚雄”三地州咽喉之地。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商贾云集。

正是这样，对“戛洒”街的一来二往，也让父亲混着、混着，就“混”进了二十来岁的年龄。这时，也正逢我的奶奶和年仅十四、五岁的母亲，关闭了自家在城里家中的“土掌房”的大门，而到“戛洒”街，做“小本”（垫本小）生意的时候。也是当时的奶奶和母亲，泡豆芽菜和做豆腐卖，而卖得热火朝天和正缺人手的日子。也从此时开始，泡豆芽菜和做豆腐卖，便成我家尹氏门中的祖传秘方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有好心人对我的奶奶和母亲说，江对门那个“蒿枝地”的小伙子，人很帅气，为人诚实，做事可靠，是否可以到你家里，给你家帮忙、帮忙，做做人力。于是，我的奶奶和母亲，便把这个叫做小伙子的我的父亲，叫来帮我的奶奶和母亲做豆芽菜和豆腐的生意了。从此时起，奶奶和母亲的小店门外，便能经常听到，有人对着我的父亲那“嚷麻麻”（急不可耐而又声音很大）的话语：“老板，快蛋一点！秤一斤豆芽，卖二斤豆腐！”

可是，谁知这样一来，却反而帮出来了问题和毛病。帮出来了一个“实实在在”，帮出来了一个“吃苦耐劳”，帮出来了一个“认真细致”，帮出来了一个男女之间的感情和一个叫做爱的东西。也让母亲认真地、深深地喜欢上了那个自小没了爹娘，靠哥哥、叔叔和财主老爷抚养长大的我的父亲了。在母亲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相互拜堂，成了亲。最终让我的父亲，成了尹氏门中上门的姑爷。

就这样，母亲、父亲和奶奶，在“戛洒”街上，又“混”就“混”了好几年，一直“混”到了家乡的完全解放。

当然，在这样的几年里，先是母亲、父亲和奶奶三人合作，赚到了一点小钱，让母亲和奶奶继续在“戛洒”做豆芽菜和豆腐的生意；让父亲挑上担子，装上小百货，到相邻各县和各个乡镇“赶小街”去。

所谓“赶小街”，其实就是用肩挑着装有小百货的担子，步行几十里、甚至几十公里的山路，从这个乡镇走到那个乡镇沿途叫卖去。有时为了赶上一个街子，也不得不负重行军、长途奔袭。反正就是哪里“赶街子”（赶集），就追着那里的“街子”跑的活计。“赶小街”虽然是一项，比做豆芽菜和豆腐生意，更能赚钱的活计，但却又是一项既辛苦又危险的活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哀牢山”山区，经常有土匪的拦路抢劫。人们不知道，我的父亲为了“赶小街”，为了以防不测，还经常把一支“拉七”手枪藏在身上呢！只是到了家乡解放后，这只“拉七”手枪，才成了公家的东西。说真的，在当时的环境里，如果遇到土匪抢劫，一支“拉七”手枪，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弄不好，还会被土匪发现自己有枪,反而丢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在当时的环境里,自己有枪也不行,没有枪更不行。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的脑海里，总是深深地烙上了“戛洒街”、“河边街”（李润芝的老家所在地）、“按板井”（产盐的重镇）、“普洱”（中国的茶叶之乡）、“十里河山心”（沿途森林密布而遮天蔽日，虎豹经常出没的大山心）、“鹦哥坡”（经常有土匪抢劫之地）等经典的地名。父亲的言语里，也经常提到关于这些地方的风土和人情，以及那些情与爱的东西。

所以，现在的人们很不会相信，茶马古道上，除了有“山间铃响马帮来”的风景，也还有用肩挑担子的，南来北往的，像我父亲一样的，哪家的马帮大，就紧跟在哪家的马帮后面走，或在山间独立行走时，只要听到口哨声，预感到有土匪前来抢劫时，就吓得屁滚尿流，丢掉肩挑的货物，立即潜藏于树林里的，以逃避匪患侵扰和袭击的，那些靠“赶小街”过日子的人群。也很不会相信，在我的父亲“赶小街”的日子里，我的父亲可是能，肩挑一百多市斤的东西，一天走上几十公里的山路的。

虽然我不知道，过去的“老秤”和现在的“新秤”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过去的一市斤，折合“壹拾陆两”，和现在的一市斤，等于“拾两”，是如何换算的。但我想，过去的一百市斤，绝对不会比现在的一百市斤还轻。不要说让我负重行军，即便让我空着手，走上几十公里的山路，也是够我好受的。想想那些陡峭的山坡，小腿都会像“弹三弦”（一种民间乐器）一般颤抖。但就是这样的辛苦和危险，我的父亲，也是很心甘情愿的。因为我的父亲很容易满足，因为这毕竟是干自家的活计。

后是，我的父亲在赶小街的日子里，我的父亲和母亲，产下了我的大姐和二姐，也许还有我的大哥。因为他（她）们之间，一个和一个相差不过三、四岁。也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我的家中，便开始有了一定的辛苦的积累。

这时，我的父亲和母亲，便“疯了”（方言，一时高兴的意思）把这些积累中的四十圆银圆，借给我的所谓的亲戚。用于买骡子驮着货物，做生意去。结果是，到了全国解放前夕，亲戚赔还给我家四十万圆的金圆券。虽然当时一万圆的金圆券，能抵一圆的现大洋。但叫亲戚家赔还我家四十圆的现大洋，亲戚家却说不可以。就好像，他们事前预感到要变天似的。真的没过几天，物价一遍飞涨，几十万圆的金圆券，也不能换得一圆钱的现大洋了。从而导致我家所收回的四十万圆的金圆券，什么东西也不能卖，就像被劈了水漂一样。所以，父亲对于此事，一直颇有微词，而记恨在心里。

这时，我的父亲和母亲，也“疯了”于新中国解放前夕，在有人纷纷出售土地的时候，把这些积累的一部份，拿回县城五桂山的县城家附近，买了几亩田地，出租给别人栽种。结果却是，于家乡解放以后，被划了一个“小土地出租”的阶级成分。我想。所谓的“小土地出租”，大概相当于一个，“上中农”的阶级成分吧！要知道，在越穷越光荣的日子里，阶级成分每相差一级，所受的礼仪，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是地主、富农，可是要适时接受群众评议，随时接受管制，而且是每年都要进行自我检讨，和像评定职称一样，接受组织考评与报批同意的。稍有闪失，便会有被拖去接受群众批斗的危险。即便是中农或上中农，也是会受到那些贫雇农的“冷朝热讽”的。

在全国解放的时候，我的家乡接受了当时的“云南王”龙云的号召，宣布了和平解放。这以后的家乡，大军压境，而进驻了陈庚将军的部队。部队的官兵，在进行征粮的同时，也和当地的百姓鱼水联欢。也让我的父亲，有了给解放军挑东西和了解解放军的机会。家里人清楚地记得，在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那一天，父亲被解放军请去送东西，一直送到二十多公里地方后，还要沿路返回。这可让我那些不争气哥哥和姐姐，盼星星、盼月亮一般，饿得直流“清口水”（垂涎）。因为全家人的主心骨没有回来，家里人是不便开饭的。因为这里的传统是，大年三十晚上这一天，家人不兴在外过年。其实父亲也是知道的，只有完成了任务，才能返回。正是有了这样为解放军挑东西的机会，也让我的父亲感受到了解放军的可爱、可亲。因为解放军不但付给父亲挑东西的工钱，而且还把父亲称呼为老乡和同志。

可是，这样的日子，却好景不长。正当解放军的边纵部队，从我的家乡撤离了一大部分，到其它地方剿匪去了以后，正当当地最大的土司和匪首李润芝，上缴了部分枪枝和弹药，接受了和平解放，而到昆明培训期间。他的那些侄儿子们，不知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是事前有所预谋，一时间，如一锅煮沸的粥一般，在我的家乡，四处兴风作浪起来。弄得整个家乡鸡犬不宁，民怨沸腾。而且他们，还从“哀牢山”山上，那个他们的老家里，直接下到红河谷，横渡“戛洒”江，并于拂晓前，把我父亲的老家所在地“蒿枝地”包围起来，而让在“蒿枝地”里驻扎的解放军的几十名的男女征粮剿匪队员，没有几个幸存下来。即便有几个被抓了活的，也是被枪毙的枪毙，“放江”（捆绑上手脚，再沉入江里，用枪射击）的“放江”。特别是有一、二个年轻的女革命，死得更惨。她们被土匪抓获以后，先是被剥光了衣服，接着用大针头将她们的奶头戳穿，再用绳子系上，而将她们挂到了高高的竹子上。让她们像荡秋千一样，被折磨个够以后，再用刀残忍地将她们杀害。并把她们的尸体，沉到“戛洒”江里。有人说，红河是红土地的杰作，也有人说红河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至于，那些死难于“蒿枝地”的革命烈士们，都是父亲和与父亲同村的乡亲们，含着泪水，亲手给他（她）们掩埋遗体的。对于他们的灵魂是否安在，我是不置可否的。因为他（她）们的遗体，曾经经过我的父亲和父亲的乡亲们的双手关心体贴过。

其实，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在土匪暴动不久，我的家乡，又迎来了二次解放军的大军压境。结果是，家乡的几千名土匪被纷纷剿灭，或者纷纷受到了人民的审判。结果是，迎来了家乡全面而真正的解放。

后来，我的父亲，伴随着我的母亲和奶奶，离开了“戛洒街”，离开了生意场，回到了母亲的家乡五桂山，安居和男耕女织起来。也让我的父亲和母亲，于共和国成长的初期，像公鸡和母鸡孵蛋一般，接连产了我的二哥和五姐。也让我的父亲和母亲，和全国人民一道，先后加入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加入了农业生产初级社，加入了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然后又端起和拿起了，人民公社大食堂里的碗筷，开展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接着就是一天一天的放“卫星”（报喜之意，这里指大生产和大丰收的重大喜讯），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