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不同凡常的一年。这一年里，除了“震”痛，除了奥运，还有更多的震动：从翁安事件，到勐连枪声，到上海血刃、到的哥停运，到陇南暴力……

我们的政府从未如此“难做”、我们的媒体从未如此“大胆”、我们的信息从未如此透明。同时，也说明各地的群众从未如此群情激昂过。

这些或多或少带有“暴力”或者“不合作”事件的根源，有媒体归结为“地方政府与民争利”。新华网有标题“群体性事件震动中国　媒体称与民争利是‘罪魁祸首’”。各大网站各有转载。“罪魁祸首”是“与民争利”似乎正在形成共识。

我认为，这种认识，只是看到了群体性事件的表象，而不是根源。所以提出“罪魁祸首”或不是“与民争利”。

笼统而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强势群体（可能是企业既得利益人、可能是某个政府机关、可能是一级政府）侵害（可能是合法不合理、可能是不合情不合理、可能是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性）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而诱发的以“小群体方式”或“个人方式”维护利益、寻求公平的行为。在这过程中，一些政府应对公共事件的经验、方法、理念等不能与时俱进，进一步激发了事件的升级，如翁安、勐连、陇南升级为了带有暴力色彩的事件。更多的群体性事件，正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下“静悄悄地发生”。

仅从这个层面说，是地方政府与民利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因为综观这些事件，大都是政府作为过当、不作为、不及时作为带来的。

但是，深层次的问题，根源性的问题是：一级地方政府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容易激起民愤、民变的　作为？

以征地引起的失地农民上访事件为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原因。在笔者所在城市，政府从农民、农场职工手中征地，一亩的价格约为5万元（具体情不一，某些地块有高低），然后转手　卖　或者　批　或者　转换给　开发商，少量的小宗地或会公开拍卖。然后，开发商进行房地产开发，实质上是以更高的价格将土地使用权投放到市场。

在这过程中，开发商以什么价格从政府手中拿到土地，是一个绝对的“商业”机密。政府这一征、一转，差价成就了财政收入。开发商对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各种税、费，大部分也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房地产的交易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水电路建设，也都可以为地方财政收入做贡献，还附带促进了亮化绿化美化。

——如此美事，换作你我当县长、市长，干不干？

还在犹豫？对了，说明大多数人还是有良知、有智识，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好同志。

继续，换作了你我当县长、市长，给你我的任期是多少年呢，理论上是一到两届（5年到十年）。可实际上呢，5年已经算是长的了。最近云南省调查县市党委、政府一把手的任职时间，平均时间是2年多。就算给五年，决定任期结束后走向的核心、关键因素是什么呢？县长可以升任副市长、市长，也可能平调到更穷的县、到没有任何权力的闲机关，甚至降级使用。决定这个命运的关键是什么？除了庸俗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起决定因素的还是　政绩。政绩说的是什么？就是发展成绩，发展成绩从什么地方体现？

不是教育、不是卫生。好，就算不是gdp，但一定是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提高，如何提高教师工资、如何向有关群体（比如低保户、比如公务员、比如……）发红包，如何“好办事”。

换了你我当县长，当然不想当穷县长，当然想要政绩，当然想要“好办事”。财政增收，最直接、最高效的办法，就是运作土地、经营城市。何况，还有上级的考核看着，还有其他城市的兄弟县长比着，还有开发商的利益游说着，还有发不出工资、筹措不了建设经费逼着。

干不干？犹豫犹豫中，半推半就中干吧。

有聪明的人，早就大干啦。

于是，招商、征地、撤迁、开发、收税费，然后城市“大变样”、“大发展”，财政“大增收”。当然，或许会伴随着上访。

可是上访，甚至群体性事件，一般会等三五年后才出现，干我何事？干得好，早升迁了。

就算干不好，也调走了。谁会追究，如何追究？

所以，在这过程中，是“逼官为商”，是“逼官争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