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写下的是我二伯父的一生，一个农民从1937年到2008年的生活历程。用“伯父”这个词语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我认为最恰当的称谓应该是我们当地的称谓：二爹。这也是我三十多年来从来没有改变的称谓，也是我发自肺腑的泣血之称.我之所以写下这些东西，只是为了那不能忘却的纪念。

二爹1937年出生在胶东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去世于2008年11月13日。在我心目中，他是让我敬畏和爱戴一生的爹，在我爹的心目中，他不仅是我爹的二哥，而且在更大意义上讲，他算得上是我爹的爹。

苦难中求生

二爹的童年和少年，由于我爹也并不知道，我也知之甚少，我所写的这些都是从我大伯父那里知道的。

日本鬼子是38年打到我们村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农民是怎么过的，可想而知。我就是很不明白那些日本畜生是如何忍心对那时候穷的发疯的老农民举起血淋淋的屠刀的。我有时候闭上眼睛想：炮火纷飞的年月里，日本鬼子天天扫荡，实行血腥的三光政策，我奶奶抱着孩子，背着孩子，颠着小脚整天东躲西藏的。别说大人，就是孩子能不能吃上饭都要看运气，碰上好心人，或许孩子们吃口东西，碰不上就只能喝凉水。有地不能种，有家不敢回，就是孩子饿了都不能让哭,生怕招来鬼子，多少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就那样被亲生母亲活活的捂死，多少孩子在逃亡的路上饿死、病死。不忍想象，我二爹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

我二爹的爷爷弟兄两人，我亲老爷爷排行老二。老大在烟台、牟平、栖霞、给人扛了大半辈子活，没结婚，无儿无女，我老爷爷也只有我爷爷一个儿子，我爷爷有三儿一女。老爷爷辈上都是靠给人扛活攒钱，练就了一手好农活，过年的时候能多分点钱，弟兄俩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全拿回家来买地。我老爷爷脾气很暴躁，很怪戾，治家非常严厉。我的奶奶是实实在在的领教了她公公的家法。哪一顿饭做不好了，全家人三天别想吃饭，而且还必须干比以前更多更重的活，甚至整夜的干活，孩子饿得哭只能打两巴掌扔一边去，根本没空也不敢坐下来休息喂喂孩子。稍有疏忽，招来的就是非打即骂连带不准吃饭。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有时提起往事，也是满眼泪水，经常说要不是看在几个孩子的份上她早上吊了，他公公的脾气根本不是人脾气，被他狠狠看一眼能吓得她半天回不过神来。甚至于说出他死了我都不哭的狠话。这种环境下，奶奶的儿女们很早就很懂事，很早就学会了自食其力，帮大人干活。大人没空看孩子，孩子们自己看自己，大的看小的，小的再带小的，很坚强的不去讨母亲的巴掌，苦难的生活中，他们四人的非一般的手足之情就是从小这样看出来的。

我老爷爷脾气暴躁，不光对家人这样，对村里的人也这样，在我们村，不怕我老爷爷的人几乎就没有。加上他弟兄俩省吃俭用，扛活舍得出力挣的钱也稍微多点，我们家自己的地曾经达到过40亩。因此，我的老爷爷被称为恶霸，土改的时候我们家的成分就成了上中农，也因此，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的爷爷个子很高，差不多1.85米，块头很大，力气也大，黑黑的，壮壮的。在家里和他父亲始终合不来，受不了他爹的脾气，最后一跺脚，参军去了。可惜，他加入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只要我老爷爷在家，部队的驻地哪怕离家仅五里地，我爷爷宁肯在外面吃枪子也不回家。我老爷爷出去扛活了，他再回来。在家的时间很短，孩子们认识他们爹的不多。到后来曾经发生了我爷爷回家，我姑姑对门口的邻居说我们家来了个大黑汉子的笑话。我爷爷在军队里打过几仗，大小还是个官。我曾问过我奶奶，我父辈，但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多大的官，只知道官职很小。后来我奶奶说，可能最大也就是个排长了吧。也就是这个排长，给他的儿女们没留下一分钱，一点荣耀，给他的儿女们留下的唯一的财富还是灾难。艰苦的岁月里，我奶奶的四个儿女个个都一个脾气：倔强、坚强、勤劳、勇敢。

苦难的命运总是放不过苦难的人。45年解放战争爆发了，47年，解放军大扩军，我大伯父刚脱下新郎的衣服，就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我不知道我奶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送大伯父参军的。儿子的部队打老子的部队，她希望谁胜利？我问我爹：要是战场上拼刺刀的时候，我爷爷看见了我大伯父，那还打不打？我爹什么话都没说，光默默的抽烟，逼急了就说：我不知道，你问你大伯父去！我可不敢，我大伯父身高1.8米，块头很大，把他惹急了他的巴掌我可消受不起。我就问我二爹，二爹说：他们没碰见！然后把头一扭，就不理我了。到最后，儿子所在的部队把老子所在的部队赶出了山东，赶过了长江，赶出了大陆。据说我爷爷是在广州到广西的路上挂了彩，那时候国民党已经兵败如山倒了，谁也顾不上伤员了，只顾命了。我爷爷就那么孤零零的客死在他乡的土地上。而我大伯父那时正在福建剿匪，然后一夜间坐上火车去了朝鲜。我爷爷的死讯是同乡带回来的，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奶奶。80年代的时候，台海第一次开放，我们村有从台湾返回的，我奶奶期待了好几天也没得到任何信息，到死，也没有等回她的丈夫。

我爹是46年出生的，根本就没有他爹的印象。从他懂事起，眼里就只有他的二哥。二爹从能拿得动铁锹就被他的爷爷和大爷爷拉到地里干活了。在地里干活不好也不知道挨了他爷爷多少打，哭都不敢哭。好在他的大爷爷为人很和善，对他很好，否则真能从地里扔下锄头跑去参军。二爹说这些的时候我问他：你要是参军的话，你参加解放军还是。。。我还没说完，二爹的巴掌就举起来了，我只能撒腿就跑。那时候，我大伯父已经参军了，二爹在家就是长子了，对他的弟弟好得不得了，尽管他的衣服他弟弟穿起来是那么好笑，但是新衣服他最多穿一天就脱下来给弟弟，他穿他哥哥剩下的衣服。那时候没什么吃的，好东西根本就看不到，吃的就是地瓜，连玉米饼子都要到过年或者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才能看到。有一次家里有客人，看着那刚蒸好的饼子，我爹哭着喊着要，大人不给，二爹就偷了一个，自己馋得忍不住就掐了一口，剩下的都给我爹了。等我爹吃完了回家的时候，正看见他们的爷爷把他的二哥扒光了按在地上打得皮开肉绽。

二爹从没上过一天学，就上了几天冬校，认识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被因为是“四类分子的后人”赶了出来。60年，我大老爷爷饿死了。我老爷爷因为是恶霸，解放后就跑牟平藏起来了，61年，70多岁的他终于病了，接回来不久就被警察带走了，关了一年多，放了回来，不到三个月就死了。接下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恶霸老爷爷，我的排长爷爷（后来在那些贫下中农们的口中传奇般的被升职为团长、旅长）留给后人的灾难降临了。我大伯父是党员，还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而且那时候已经分家单过了，受到的折磨还小一些。我二爹是怎么也脱不了的，带着高高的纸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我是反动派的儿子，被揪斗，游街，在打到反动派的口号声中扫大街，扫牛棚，在台下跪着听贫下中农的诉苦会等等。有人要揪斗我爹，我二爹把眼一瞪：我兄弟连他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凭什么揪斗他？要斗斗我！！

我姑姑和我爹都赶上了新社会，能上学，但我姑姑小学没毕业就回家了。我爹还好一些，上到完小，成绩一直很优秀，写的一手好字。二爹直到现在还说我爹要不是因为成分不好，咱家第一个大学生应该是我爹。那自豪的样子让我很妒嫉。下学的爹什么手艺也不让学，连赶大车都不行。考学没门，参军不可能，学木匠瓦匠不让，连红卫兵都不要，只能和他的二哥一样，摸起了锄头，到现在还没放下。人家在文斗武斗还是什么文攻武卫的时候，他们兄弟俩大冬天的冒着雪花去修水库，建桥修路搬石头。我爹受不了，病了，开始是拉痢疾，后来转化成血痢。二爹象亲爹一样的照顾他，在没医没药的情况下硬把我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我爹好了，二爹传染上了。我爹象照顾爹一样照顾二爹，也拉回来一条命。从那时起，我爹说：我二哥比我亲爹还亲！二爹说：没有我兄弟，哪有我这条命！兄弟俩人从此连成了一体，不分你我。在彼此的心目中，除了自己的娘就是兄弟最重，兄弟最好，连老婆孩子都要往后排。

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二爹和我爹的婚事一拖再拖，曾经愁得我奶奶满街找媒婆。我二爹结婚的时候26岁，我爹结婚的时候24岁。在现在看来很正常甚至还早了一些，但是在那个年代，兄弟俩没结婚的时候，和他们般大的孩子都已经满街跑了。二伯母的家庭成分还可以，是贫农，而我母亲的家庭成分就是地主了。（我姥姥的娘家是她们镇上最大的地主）。二伯母生下了两儿两女，夭折了一个儿子，我母亲生下了两儿一女，夭折了一个儿子。我无法想象在60-70年代，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斗争为纲、大炼钢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个混乱的年代，吃不饱穿不好，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夭折，作为黑四类分子的父亲们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肉体上，精神上，所受到的那种痛苦的折磨要放到现在又有几个人能扛起来？对那段辛酸的往事，两位老人很少愿意提起，因为提起来，也真的没有什么好回味的，全是苦楚。那种环境下，哭都没有人听，只有咬着牙坚强的往前走。日子还是过下去的，不管多苦，不管多累。

我的父辈们都非常孝顺，知道自己的母亲把他们养大费了多少苦心，是多么的不容易。从儿女们都成家立业后，尽管生活都很艰难，但我奶奶的生活从来就没有窘迫过。三儿一女都争着养，老人身体稍有不适，家里就站满了人，炕上坐满了人。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包括我嫁出去的姑姑，不管天冷天热，不管什么时候，哪怕要走半夜的路还要路过三个乱葬岗都要回来。端茶送水，寻医问药，嘘寒问暖。而我奶奶的脸此时早已幸福得象秋菊绽放。但是，儿媳们要是病了，甚至马上就要生了，该挑水还要挑水，该洗衣服还要洗衣服，该做饭还要做饭，别指望男人会在家里多留一分钟，生产队里的活没有干完的时候，男人也就没有休息的权力。

76年四人帮垮台了，国家拨乱反正，恢复发展经济。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的父亲们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从政治阴影下走了出来。随着生活水平开始逐步提高，心情也晴朗了好多。好日子终于来临了，苦难终于过去了。父辈们苦难的童年和自卑而又痛苦的青年时代就这样没留下任何有意义的痕迹就被匆忙的翻到了新的一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