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喜爱上舞文弄墨这行当,不知不觉靠着手中那杆笔,我有缘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朋诗友,长记是其中的一位。
长记现在一个乡镇工作,任镇综合治理办副主任,副科级。别看这官衔不大,那完全是用勤劳的汗水换来的。二十年前,长记还是一个青涩未熟的农村小伙。高考落榜后,接过父亲遗留下的鞭杆锄把后,他悄悄地改换了老刘家世代务农的门风,眯起眼睛做起了美妙的文学梦。农闲时节,他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其他零件乱咣当的自行车沿街串巷兜售着从县城冷库里批发的猪头杂碎,晚上则伏在一张四条腿乱摇晃的三斗桌前,在昏黄的油灯下,把白天的所见所闻演绎成一篇篇稚嫩的习作,然后,又虔诚的把它们装进信封里,满怀希望的寄到全国各类文学期刊或报纸上。由于长记这小子勤奋聪颖,不长时间,他的作品便散见于各级刊物上。
有一次,长记在串乡卖肉时,遇见高中的几位女同学,在谈到婚姻生活时,她们道出心中共同的苦衷:高考落榜后,一直待守家中,与外界缺乏交流。在婚姻大事上,她们渴望自由恋爱,不愿受“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束缚,结果,导致婚事高不成低不就,以至成为大龄青年,其实,她们并不是难说话的人。几位同学动情的倾诉,在长记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颤,当晚他就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微型报告文学《俺们并不难说话》,及时寄到了团中央主办的《农村青年》杂志上,由于稿件生活气息浓厚,语言朴实,很符合编辑的口味,不久,便在该杂志的首要位置隆重推出。稿件发表后,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岗位的信件犹如雪片一样飞到长记手中,有求他牵线搭桥的,有向他倾诉心声的,还有的提出愿意向他投师学艺的。那一段时间,乡邮递员每天都要往长记家跑一趟,送上一大撂花花绿绿的信件或邮包。
立足农村写农村,让长记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同时,也为他赢得了小小的名气,不久,镇政府把他借调到办公室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尽管工资不高,但却给了他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在镇政府办公室,长记刻苦学习,拼命写作,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他创作的二百多篇小说、散文以及新闻作品,如天女散花般发表在各级刊物。几年后,长记又被县直一个单位慕名借走,再后来,他转了干,考上了公务员,几年前,又被提拨为副科级干部,重新返回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小镇。
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的长记已经步入中年,正如深秋时节村头那棵老柿树上高挂的柿子一样,找不出一丝青涩,多的是圆润与成熟;那端正的大脸上已寻不出昔日的稚气,取而代之的是岁月留下的一条条深深的印痕。面对这些,有时,我们文友相聚,总会情不自禁的在对方肩上捅上两拳,抑或用力地握一握手,彼此传达着共同的心声:是文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是一路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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