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在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嫌隙日益加深之时，长孙氏为避免帝位之争，手足相残做出了最大努力。她对唐高祖尽心侍奉，对后宫嫔妃也殷勤恭顺，极力争取他们对李世民的同情，竭力消除他们对秦王的误解，并且周旋于妯娌之间。解试图弥合兄弟之间的隔阂。但是，另一方面，长孙氏自有其政治眼光，她深知自己的丈夫才是众望所归。所以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她又亲自斟酒，对秦府幕僚亲切慰勉，左右将士无不为之感动。并且自己也毅然跨上战马，誓与丈夫，与众将士同生死。这充分体现了长孙氏的胆识与魄力。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最终登上大位，就成了唐太宗，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作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长孙氏并没有恃贵恃功而骄，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象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如果妃子[gong]人生了病，她也会派人送药，并亲自前去看望抚慰。正是这些温馨感人的细节，终使得“下怀其仁”，后宫不再冰冷，呈现出一派祥和温馨的气氛。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常在朝下问事于她。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很清楚自己的配角地位。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皇帝有所问，她就是不回答。这并不是她故意藏愚守拙，而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丈夫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主张。作为配角，最忌讳的是越位，尤其是在关系重大的事上越位。会当配角，就是能够理解配角与主角关系的实质，所以也就能够当好主角。

长孙氏深知外戚干政是历朝历代都应该防范，因而极力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她曾多次劝柬太宗不要对自己的哥哥长孙无忌委以重任。长孙无忌和唐太宗为布衣之交，又在唐朝建立前后和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因此，太宗把他视为知己，打算任他为宰相，执掌朝政。皇后听说后，就对太宗说：“妾既被立为皇后，尊贵已极，我实在不想让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朝的吕后、霍光之家，可为前车之鉴。所以，我请您千万不要把兄长任为宰相。”在长孙皇后的再三阻挡下，唐太宗只给长孙无忌加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虚衔。

长孙皇后对长孙无忌如此防范，而对于另外两个人却是认真推荐，那就是魏徵和房玄龄。

对于房玄龄，长孙氏可谓有知遇之恩，在长孙氏病重的时候，房玄龄正好犯了一个错儿，被李世民停职。皇后觉得这件事做得不当，她认为，房玄龄为人谨慎，忠心报国，最值得信任，应该重用，因而在弥留之际请求皇上恢复房玄龄职位。

长孙皇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念这国家朝政，也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魏徵，有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有一次魏徵在朝堂上给唐太宗提了意见，唐太宗接受不了，怒气冲冲一摆袖子走了。回到后宫，余怒未消。皇后就说，陛下，您这是怎么了？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乡巴佬，整天找我麻烦，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他。说的还是魏徵。这时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她就进到里间，改换了衣服，穿上了朝服，朝服就是正式见皇帝才穿的服装，来向皇帝祝贺。她跪在皇帝面前，皇帝吓了一跳：这是为何啊？她说，我听说史书上说，主贤臣忠，只有君主贤能，臣下才能忠诚。魏徵敢于提出很多意见，那是因为他效忠您，他敢于这样，正好证明陛下是贤能的。现在我有一个贤能的夫君，我能不祝贺吗？这是国家、人民之福啊，所以我要祝贺。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徵，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

注意皇后说服皇上的角度，她是从表扬皇上的立场来维护魏徵的直言。试想，她如果从批评皇上度量狭小入手，那么问题一定会更复杂，甚至完全弄糟。这种方式的成功，是建立在对人性弱点认识的基础上的。让皇上接受意见，还不能让皇上威风扫地，否则就是南辕北辙了。可见她深得“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传统思想的精髓。领导者依然是领导者，而人人都是讲颜面的，也就是讲尊严。在下级面前，领导的尊严很重要。为了照顾领导的面子而牺牲别人、牺牲真理是错误的，但是在不影响事实处理的前提下，顾全领导人的面子是有必要的。

另外，配角还必须考虑到，不能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而影响关系重大的事件。

皇后病重期间，太子建议赦免囚徒，度人入道。这是常见的争取人心和舆论的方法，也是佛教的功德表现，当时称作“修福”。众人感念皇后仁德，都不曾反对，但长孙氏自己却坚决反对，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我向来不作恶，如果善行无效，那为什么还要求福呢？至于国家大赦，那是国家大事，怎可因我而乱天下法事呢？

这段言论，突显皇后的理性精神。对于生死，抱着自然主义的立场，反对有意追求什么修福长寿。于大赦呢？她坚决反对，因为那是国家大事，不能因我而乱法。帝王无私，不是说帝王没有私心，而是说帝王代表国家，事无大小内外，都关涉国家，都是公共事宜。　纵然自己与帝王情深意厚，对但帝王毕竟是帝王，帝王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江山。

看起来，这些都是小故事，其实呢，都牵涉贞观之治的大问题。正因为有一对理性的帝后，才出现贞观之治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难得的理性行政时代。　

这些，都显示出长孙氏卓越的自我定位。她以唐太宗为准绳，以皇帝的大业为目标。她自己和自己管理的后宫，都是皇帝大业的一部分。

大唐盛世的奠基基石之一，长孙氏，当之无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