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检讨多如牛毛。不过那不需要我们去赘述。因为那是在专制的时代。那是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话语权的时代。但问题是近现代的中国，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某些岁月，一个人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

就看看离我们很近的人吧。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上自国家主[xi]、政府总理，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者。

我所说的检讨。不是孔子的“见不贤则内自省”，也不是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些古之贤哲的检讨是自觉的，是无人胁迫的；他们的内省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功课，是他们正心育德的必需。

我所说的检讨，也不是真正犯了错误而应该做的那种诚恳的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曾被革命党人誉为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三大作风”之一，被视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革命胜利的好方法。

我所要说的检讨，是特指在集权体制形成之后，在洗脑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风捉影的政治运动中，在上纲上线的党内斗法中，即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而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的领导机关、向单位的革命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

这种检讨起先风行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少有不做检讨的，后经“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检讨规模逐渐扩大，高[chao]迭起，到了“文革”，已是至矣尽矣！

五十年代的检讨运动本是针对知识分子，到了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全国近半数的农村干部也检讨起来，这是这些参加过“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运动的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痛苦经历。

1966年爆发的“文革”，一开始也是拿知识分子开刀，打倒‘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后来便将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派”，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员干部也大都戴了帽子、挂了牌子，纷纷做起了检讨。

随着“文革”运动的越来越混乱和越来越荒唐，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持续不断的红色荒谬中，社会各个层面，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学校、街道，全国上下全都被卷入这股恶浪滔天的狂潮。

夏衍曾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诗：“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简明有力地概括了当时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曾有过那么多的检讨者，其人数不是一万，不是十万，不是百万，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中国是个“检讨大国”，这便使得检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影响极为深广的现象。

我听我的一朋友说，在某幼儿园，一小朋友无心撕坏毛主[xi]画像，被视为小反革命，被批斗，家长陪斗。做检讨时，家长说一句，孩子跟着说一句。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精神上是如此残害儿童的？所有的孩子从小就接受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战斗””洗礼，就接受了戕害灵魂的政治训练，这种非人道的兽性怎不积淀到我们民族的骨髓里，怎不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中？

检讨表现出了在悲剧爆发之前的那种常见的社会荒诞。社会越是荒诞，就越是能酿造人类的大悲剧。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证明了这点，中国的“文革”再次证明了这点。

更让人叫决的是，一篇检讨太少，还得有个检讨专集。还记得那个叫郭小川的诗人嘛？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检讨书》，书中也大量实录了作者在政治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和《检讨书》同一性质。

此外，一些个人文集，也附录了不少检讨书。如罗隆基的《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书收录了《我的初步交代》。王造时的《我的当场答复》一书收录了《我的检查》等九篇检讨性质的文字。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一书共460多页，检查交代材料就占全书的四分之三。　

这些曾被打入另册的作者所写的另类文字从另一角度极为真实地为历史提供了心灵磨难的铁证；其史料价值之高，不仅因为“此书只有中国有”，还因为它们明白无误地表明知识分子已经从自由思想者被迫蜕变为没有灵魂的躯壳，知识分子的群体已经彻底毁灭了。愚昧、专制、血腥的“文革”的爆发，是历次非知识、非文化的检讨运动的必然。

给个例子吧：“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子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1952年4月　5　日《人民日报》）

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j*、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这样的检讨是最让人痛苦的，大诗人聂绀弩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的内心巨大痛苦。

当你的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那么检讨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就是要你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判，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出格之念，有半点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让你作驯服工具，让你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这样就有了‘“稳定”的社会局面，就有了“一致”的政治方阵，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当然中国人有是有拒绝检讨的。比如：马寅初。

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其二是拒绝周恩来对他的“劝降”，他说：“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堂堂中华，泱泱大国，环视宇内，有谁能像马寅初先生这样有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有傲雪凌霜的无畏精神！

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历次检讨运动中，都低下了他们本应高贵的头颅，都弯下了他们本应不屈的双膝……

我自感是个听话的人。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个有想法的人。记忆中我写了两回检讨。一份写给我的母亲。我之所以把那也叫检讨，是不想侮辱检讨这两个字本来的含义——“见不贤则内自省”、“吾日三省吾身”。我也希望往后的岁月我能写出更多这样的检讨来。以感谢我那可爱可敬的母亲。

另一份写给了一个我本不该给他写检讨的人。时至今日，我都还在为那份检讨付出代价。而且这样的代价估计还会持续。但是我不后悔。我希望我今生不再写那样的检讨。我希望如我一般的青年人都不要写。

如果有，我发誓：我此生不写。你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