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父　亲

我的记忆中父亲身影矮小、瘦弱，但他是家里遮风挡雨的墙，是防天塌地陷的柱。那年月，我们兄弟姐妹5个还在学校读书，还有长年生病卧床的爷爷、一直身体不好的母亲，大小七张嘴都吊在父亲身上。

父亲性格善良，老实本分，为人厚道，一生没什么嗜好，不习烟酒，不玩纸牌，不打麻将，晚年时，在子女的劝说下，才在天冷的时候喝几口陈皮酒好暖和身子。他一生做的农村“孩子王”，当过教师、校长，教书育人，平淡清苦。记得那时村里的学校离家不远，走路只要十几分钟，但他以校为家，坚持带头食宿学校，不到周末不回家。为了校舍的整洁明亮，为了更多的孩子能走进课堂，为了教学质量能在全镇上数，他不知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学生、老师、家长们都很敬重他。

那时的家里没有劳力，没有劳力就挣不到工分，没有工分就秤不回口粮。因此，欠生产队里的“超支款”是家常便饭，年年都是几大百。当时父亲的工资只有四十五块半，十几年不调资，怎么拌开花，怎么省着用也无济于事，月月青黄不接。父亲并没有因为生活的窘迫而苦恼沮丧，时时刻刻表现出坚强和乐观。他更没有因为家里没人挣工分而让我们一个人放弃学业。进入腊月，父亲总是买掉家里喂养了一年的猪，全部还“超支”，但仍有百十元的欠款留在帐上，象紧箍咒一样，抹不掉、消不去。为了家人过年时能吃上笼蒸的大饼，父亲这时总要背着我们悄悄去队长家请求，把还余款的时间再向后拖拖。母亲也是夹着布袋，眼巴巴地等待父亲和队长商议的结果。最终还是好消息比坏消息多，队长说些“狠话”后，菩萨心肠地同意称粮。不知多少年了，我家当年的超支余款总是转成陈欠款，一年套一年，年年还不清。

父亲退下来时，我们都已长大成人。吃了一辈子粉笔灰的父亲也吃起泥土灰来，麦子上场后的晒呀收呀，玉米棒子的剥呀搓呀，蚕豆、油菜秧的踏呀栽呀，一刻也不闲着。过去，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书育人上。退休后，埋藏在心底的那份对家庭的爱如泉水般的涌出，他要用全部精力来补偿这个家，尽力为家人分担做农活的苦累；他要用一腔挚爱倾注父爱，而这种父爱是深沉的，没有过多的语言表白，但点点滴滴深入骨髓。记得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夜晚，黄海深处的小地震波及城区，房屋有晃动震感。当时没有通信工具，不放心的父亲第二天凌晨3点多就赶进城里来看我们，为还在呼呼大睡的我们担忧。直到七十多岁，父亲还时常踏几十里路的车子，送来一大堆新鲜青菜、大蒜，还有香味四溢的嫩玉米包谷，刚刚从鸡窝里掏出的草鸡蛋。腊月里，我总是第一时间尝到庄户人家用大笼蒸出的还带有余温的馒头、米糕。父亲带来的还有菜籽油，留下满壶的，带走的是空壶。回家后，他还要花半天时间洗净油壶外面的污逅和油壶里的残渣，留着干净的空壶待装。我在工作上只要有点点成绩，他总是给予很多鼓励，更要我懂得怎样做事做人，懂得知恩，感恩。我喜欢写点小稿，记得第一次的千字文在《盐阜大众报》上发表后，父亲去村部找来报纸不知看了多少遍。他把这份报纸送给收花站的老张看，拿给卫生所的郭医生看，送给一起退下来的朱爹、雷爹看，只要是他熟悉的，一个不能少。1999年，当我被评为盐城市民政战线“十佳孺子牛”时，父亲硬是让邻居用自行车驮着他进城陪我吃了顿晚饭，喝了盅白酒。似乎儿子有出息了，我好汗颜。我的父亲有一手好书法，过年时常为左邻右舍写些对联，那年还在上小学3年级的孙女也抓起毛笔涂鸦，父亲为了鼓励孙女，就把涂鸦的对联贴到大门上，让孙女好有成就感。

是便秘拖跨了父亲的身子。父亲八十岁后渐渐没了力气踏车子，后来就没力气走路了，再后来就没力气支撑起身子。这时我恍然明白，含辛茹苦的父亲快要耗尽能量了，再不能爬起身了。他曾多次在我面前说过想去上海、北京玩玩，我也答应过他，可就是一个“忙”字，让这一很小很小的愿望成了我心中永远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这时我才真正明白“孝心不能等”这句名言的苦涩味道。记得弥留的父亲怕增加子女麻烦不肯多进食，偶尔的一次解手要让母亲、哥嫂忙半天，要注射“便塞停”，要帮着洗身子，有时还要洗刷弄脏的被单、衣裤。那天父亲要解手，正好我回家，我一手托着父亲腰，一手捧起父亲腿，手脚很重很毛躁地抱起父亲，忽觉父亲身子很轻，再一看，父亲就剩皮包骨了，顿时鼻酸眼热，湿漉漉的液体一下蒙住双眼……

父亲留下丧事简办的遗嘱，要把骨灰洒进屋后的梁垛河里，随水东流入海。母亲没同意，将父亲骨灰深埋自家门口。母亲说骨灰撒到河里，人就走远了，还是靠在身边相互有个照应。现在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八年了，与父亲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刻骨铭心，他的身影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我祝福父亲在天堂里过得幸福。这几年，母亲也年纪大了，我乘母亲手脚还能动动时带她到上海等地逛了一趟，弥补了对父亲的愧疚。现在我们弟兄姐妹都抢着接母亲到自家过日子，敬孝心，这是对父亲最好的思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