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日子

黄平

三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少年。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已工作了二十二年。虽然从一个公务员，因为工作调动，变成了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但我并不因为一个月少了好几百块钱的收入而唉声叹气。因为想起这三十年来，社会的变化，家乡的变化，自己生活的变化，我仍然感到欣慰和满足。

客观地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于国于民，在这一过程中，有得有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生的改善、国力的增强、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

七十年代后期，少年的我，居住在一个名叫窝子、实际叫贫困的地方。由于姊妹多，父母负担重，我们的日子真叫脱衣无换洗，吃饱算奢侈，分分钱都稀奇。那时，每户每月供应四角钱一斤的煤油，大多数人家，天一黑，吃了饭就睡觉。实在需要多买斤把煤油，要么供销社有熟人，要么得花捌角一斤的价到“黑市”上买。冬天坐在柴火边，大人娃娃，身上痒得难受，就脱下来，凑着火光，在衣服裤子上找虱子。发现一个捉一个，捉到火堂里，暴出“嚓”地一声，又继续捉。看到虱蛋，便用两个母指的指甲对准成排的虱蛋一掐，也会发出嚓嚓之声，而且，掐完一件衣服的虱蛋，两个母抬甲会满是污秽。还记得那时不知是谁编了个小故事，说是有一天，虱子遇跳蚤，虱子刺怪跳蚤说：“你东踔西踔，踔出问题来连我都要着！”跳蚤反驳到：“你大肚拉哈，跑不动还要怪人家！”

因为穷，有一年春天与同村伙伴放牛，有一个叫玉龙的伙伴，用一根小木棍，从后面捅了我破了个小洞裤屁股，让我羞得无地自容。回家闹着要母亲帮我补好，母亲趁机分派我做这做那。看着村校几位老师穿身蓝的卡中山装，戴手表，就非常羡慕！立志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土地下放，父母起早贪黑地让一家人吃饱了饭，每年还能人人都制上套衣服。父亲便托人情送我到区中学读书。初中毕业时，我差点实现了成为一名教师的愿望。没考上师范的我，父亲又托人情送我到安顺一所高中上学，后来考取财校，毕业后得到个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在我读书期间，父亲常用土地承包到户时分到的树木作抵押，东挪西借地供我读书。我曾想，要没有联产承包，弄不好我就没有今天的工作。最多在村中学混个毕业也就算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村大多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时，父亲萌生了一个愿望：“要是那年能天天吃上大米饭多好！”为此，父亲没日没夜地将我家一些适合造田的地改成田。可家大口宽，父亲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而刚参加工作的我，也不过六十来块钱的工资，又帮补不了父母什么，何况自己还要生活，要制些生活用品用具。

有了工作的我，更帮不上父母什么忙，还很少回家。毕竟那时没有双休日，加上工作上需要学习的东西多，自己又不不甘落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教育危房维修，调查。国有企业开始搞经济指标的三年承包制。还实行行政事业单位先审后拨款的按月送审制。我们的审计工作也开始忙了起来。更很少有时间回老家看看父母，帮帮他们。不过，整个八十年代，公余粮的任务轻，父母还能靠着自己的双手，还能过着农村人早出晚归的平静日子。

而城市生活虽然比较稳定，但住房比较紧张。参加工作的能分到一套房子，会让人羡慕得流口水。由于还用“购粮证”，城里的人多以拥有“购粮证”为荣。生活上追求的也只是点时髦的穿着。打麻将之类的事并不像现在这样泛滥。有一句描述城市生活的顺口溜：高跟鞋，长头发，男女走路都咵咵咵。还有一句是：男男女女喇叭裤，姑娘老娘都穿紧身裤。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身居农村的父亲说，不知为啥，这农业税一年比一年多了，化肥也在涨价。我说，这农业税多的事，大众三千的，该上还得上。反正他们上交的税，有一份在我的工资中。憨厚的父亲笑了笑，叹了口气，沉默了好一会说：“日子才稍微好过点，这农业税又加重了，一大家子人，这日子咋过？”我听了父亲的话，安慰他说：“再难的日子还得过！总比七十年代，母亲打红刺饛当粮，维持温饱的时候好。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村里人对越来越重的　“三提五统”的农业负担产生的怨气，并用拖欠的方法加以对抗。于是，村里来了乡镇的催粮队，上楼撸粮食，进圈接着年马，干群关系开始恶化。一听到催粮队、计生队要来的风声，村里人就像当年听到日本鬼子进村一样惊慌起来。

九十年代，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经过几次工资改革，已有了大度提高。可是，紧接着的房改，又让好多城市工作的人陷入苦闷。好在单位出面，可以工次作抵押贷款，才解决了好多人家房改买房的资金问题。

而此时，在农村，农民的日子更是愁云满布。这个时候，民政在各村成立“双储会”（储粮、储金），父亲叫我帮我们村审请10500斤苞谷。粮食送到村，分到几个管理人员家里分别管理。过完春节，就开始有人借粮。借100斤，秋收后还120斤。20斤作为管理费。居然粮食不够借。

曾几何时，我们的农民又从土地联产承包的欣喜中，再度陷入生活的危机？可那时农民之苦，却没有得到执政者应有的关注。以至于县乡搞“两杂”推广，都得不到农民的拥护。虽然“两杂”技术，现在早已被认可并取得普遍产量和经济效益，但是，在干群关系紧张的年代，好事也得不到农民们的理解。事实证明，“两杂”推广，是最大的惠农措施，父亲“天天都能吃上大米饭”的愿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可是，在实现这个愿望后的几年，父亲又感叹说，当年的鲜稻红米，产量不高，但比现在杂交水稻的大白米香，做出饭来，不要说吃，闻到都香！我说，那些年成，一年到头，除了过年，有客人来，或三病两痛外，很难吃上一顿大米饭，所以觉得香。当年盼望天天都能吃上在大米饭，就是觉得只要是大米饭都香。现在生活好了，胃口也提高了。父亲迟疑地点头笑笑。

当农民生活困苦，农业税负重的呼声，几经波折，达于执政高层后，九十年代后期，高层执政人士开始对农民负担问题进行思考。于是，为农民松绑的政策渐渐下来，像雨露一样开始滋润农民的心田。这时候父亲突发奇想地说：“要是以后不交农业税，那就好了！”有人听到后说“自古以来，皇粮国税，哪有少得了的道理？”这时候，我已在一份周刊上看到了反映农民不该纳税的文章，文章说，农民的收入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纳税基础，不应纳税。因此我对父亲说，他的愿望肯定会实现，只是早迟点的事情。因为这时，村里的电通了，告别了煤油灯时代；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建起来了，告别了危楼忧患；进村的道路修通了，告别了人挑马驮的时代；世行项目饮水工程起动了，建成了，告别了担水要起早的岁月。因为后来借安顺取水工程之便，还将夜郎湖的水引到了村里来，彻底打破了打田育秧望天落雨的尴尬。

1992年，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大地铺展开来之后，人们对花猫黑猫理论理解的偏差，在我们老家，开始出现的以“退鬼”为名的拐卖妇女活动；开始出现了古墓被盗匪普遍性；开始有上些急功近利的年轻人走上犯罪道路。以至于最多的一年，600多人的山寨，竟有20多人入狱。这是历史以来所没有的现象。也许，这是发展中所必须伴随的问题吧。在这当中，有人办了厂，有人进城开了店，有人跑起了运输……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劳务输出的渠道越来越畅通，犯罪情况又不断地减少了。

在打工成了席卷农村的狂潮之后。弟弟妹子，读完初中，便会主动与先外出的熟悉的人联系，约起在外打工。因为做一年的农业，算下来，还不如在外打工几个月掐的钱多。虽然此时，农业税免了，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也免了。农村人也有了医疗保障，有了低保。而且，每年还享受国家还给这样那样的补助。但人往利边行。山区农业，还没有政策和科技方面巨大的发展支撑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农民，辛苦一年，与打工收入相比，就算是与外出做小工的相比，收入上算下来，还是划不着。虽然打工经济给农村带来了一定的发展，现代楼房增多了，生活改善了。但是，留守儿童的问题也突出了，土地荒芜的情况也多了起来。一方面我们要增建耕地、保护耕地，一方面又有大量土地荒芜。留守的中老年和妇女，互助精神淡化了。忙工季节，没有劳力可换的，请人得开钱了。

好在面对市场经济，父亲早有准备。他在几年前在我的支持下，制了一套餐具用于出租。父亲曾经给我说，村里打工的人多了，建房的人也多了。有了钱，有哪样大合小事，请酒办事的人也多了，制起几十张桌子的配套餐具，应该有生意。果然，这几年，父亲每年都要有几千块钱的租金收入。因此，父亲说，这日子还算好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