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当前的中国、怎样判断未来的中国，在所有的“中国问题”中，这可能是最重要、也最难解的问题。

所有的中国人──有产或无产、精英或平民、党内或党外、身居国内或身处海外，对这个问题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看法。说“繁荣兴旺、太平盛世”者有之，说“积弊丛生、崩溃在即”者亦有之，说“大国复兴、强国崛起”者有之，说“内忧外患、国将不国”者亦有之。　

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无疑，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许多方面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按真实购买力算）从338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约5000美元，超过两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

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也从1978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41.8％。就在全球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放慢增长的这几年里，中国经济不但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且也带动了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成就不胜枚举。

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投资拉动、高环境污染、高金融坏帐、高外贸顺差、高外汇储备和低劳动力成本、低福利、低就业、低效率、低附加值的gdp增长的实质意义，甚至更进一步地提出质疑，这究竟是“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谁发展”？

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去思考，对中国现状和前景的判断也会引出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当前的中国是处在千载难逢的全新世代，还是正陷入又一轮朝代更替的古老循环？是信心十足地向新制度“转型”，还是在无可奈何地守着旧体制僵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是在有条不紊地重整更新，还是不可救药地陷入混乱？　

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令人艳羡的和平发展楷模，是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强大引擎？中国正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送去福音，在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将会“崛起”　，并最终实现“全面小康”？

21世纪的地球村将满怀欣喜地期待一个健康成长的美丽富饶、宁静祥和的中国？问题太多了，要追究这些问题的来源很简单。

在刚刚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洋务自强”、“维新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统一”、“抗日救亡”、“新中国成立”、“超英赶美”、“文化革命”……，诸如此类，无一不是大变局。

然而，在一幕接一幕的“大革命”、“大变局”之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体系之所以没有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是因为其主要的“遗传基因”仍然保留了下来。

国人每每夸张地震惊于“兴衰存亡”、“生死关头”、“前途命运”，每每做作地欢呼着“天翻地覆”、“史无前例”、“丰功伟绩”时，似乎立刻就要脱胎换骨、傲视世界了，可当那些“伟大变革”的尘埃落定之际，他们却屡屡发现自己又被“巨变中之不变”愚弄了。没有变的那些东西似乎永远要比已经变了的那些东西更应该改变，这是近代中国每一次革命、每一次变局之后的共同遗憾。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chan*]党凭借乌托邦理想的凝聚力与毛泽东卡理斯玛型领袖的个人感召力，靠列宁主义的非民主组织原则和严酷的组织纪律，靠“入党”与“提干”、“党票”与“官票”之间的制度性关联，维持着其庞大的组织形态。

然而，1989年以后，理想和领袖的感召力渐渐消亡了。虽然目前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党，其6,800万党员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总数，但这些党员并没有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谈不上共同的理想，也不再有令他们敬畏的领袖，党员中的平民与权势者不仅生活和社会地位天差地别，彼此的利益也全然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进取精神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使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制度环境正在恶化，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不讲效率变成极度的唯利是图。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里，人们只看重金钱和财富；利益至上和金钱崇拜不仅渗透到国民的意识中，更体现在法律和政策规定上，这是很危险的现象。

在世界民主化进程当中，中国显得相当特殊：没有一个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进程、有过几部“宪法”却依旧未能建立“宪政民主”；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特殊的经历，每隔二、三十年就又要回到启蒙阶段来谈宪政民主的常识性问题，永远长不大似地重复前人已经谈得很透彻的思想。

这种无谓的重复还意味着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发生梗阻，这将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预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部门短暂的盲目扩张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高等院校的调整收缩。政府已有规定，就业率过低的学校必须减少招生，就是高等院校调整的信号。

当许多家庭节衣缩食、负债累累供养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博士都难以就业时，人们将不得不减少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而无力为子女投资高等教育，又使子女更加难以就业。另一个必然结果则是，几百万长期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中国人的忍耐底线上勉强“活着”，当他们和众多国民感到连“活着”都困难时，大量受过教育却没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将可能重复上个世纪小知识分子们走过的“革命之路”，我党“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　

而那些有知识、有能力的普通家庭子弟，如果因没有背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可能会滋生怨恨甚至仇恨心理，从而采取极端的报复行为，走上暴力犯罪道路。据《民主与法制》报道，大学生崔殿军毕业后招聘到黑龙江省某市环保局工作。按规定，试用期合格即可转为正式职工。出身贫困家庭的崔殿军，为了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以便转正，工作上积极努力，同事们有求必应。他还无偿为局长的女儿辅导功课。然而，他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单位上仅有的两个转正指标给了两个领导的亲戚。随后，崔殿军被解聘。他将全部怨气发泄在局长身上，淋汽油火烧局长后服毒自杀，造成两人陨命的惨剧。　

不仅如此。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民间精英群体。求生存、求发展是每个人的天性，通过体制内的途径不能如愿，就会产生强烈的价值失落感和社会对立情绪，很可能会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当这些民间精英因某种契机达成一定共识时，就会对现存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提出严峻挑战。

事实上社会结构的合理需要的正是这部分人的作用。

如今的现实是，在这一部分人的后面是官员腐败与社会诚信的缺失，尽管社会各界所深恶痛绝，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很多报道还要受到限制。主管媒体工作的宣传部门经常会下发一些文件或者通过电话口头“打招呼”，要求媒体不准报道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新闻审查的加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换句话说，我们能从新闻自由中获得什么经济好处？新闻自由值几个钱？然，在我们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很难让人听得进“开放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多么重要”的话。的确，几百年来，新闻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项纯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一提新闻自由就让人感觉又要谈政治了。

其实，不用这么怕，新闻自由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具有同样关键的作用，开放新闻媒体也恰恰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必需迈开的一步。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还被人们所忽视。

公元1644年，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更不要说今天的中国了。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　

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当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至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呢？　

回首历史，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众所周知，自我是封闭与盲目的自大断送了大好的领跑机会。

到了21世纪，中国人随着国家经济地位的提高，国力的整体回升，大国崛起的思想日益强烈　。前不久央视制作的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就被作为教材在精英阶层中传播。

我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从理论上讲，我完全服膺与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从我高中成为预备党员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就不是盲目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它强大的逻辑力量征服了我，使我对唯物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深信不疑。

然而，光有理论上的服膺是不够的，真正的大国崛起需要的是中国人脚踏实地的探索、博览众长的研究、开阔包容的胸襟。在强调科教兴国，财富积累的今天。问题的暴露、寻求突破、普遍的大众的上进。是我，一个普通青年人得出的结论。

这也并不能因为我前面提及得到问题而抹杀现实中的进步。如旭日东升喷薄而出的中国实力足以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也足以震慑任何一个敌对的势力。

事实上，从鸦片战争起，恢复和重建国家的统一和尊严就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轴。围绕这个轴心，集结了众多的精英势力和民众力量（包括互不相容和相互为敌的各种力量），推动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改良、变法、动乱和革命。

与英、美、法、俄在革命前后的情形不同，近代中国最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最鲜明的政治理性，并不体现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的新制度的诉求（虽然这一诉求一直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史进程，但它从来不是任何“改革”与“革命”的主要动因），而是执着于挽救一个中央集权的旧国家　免于分裂、破碎和衰弱的愿望。在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天平上，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份量远远大于数亿民众自由权利的份量，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虚荣也远远重于它的子民在自己国家里的自由。对于这样的描述希望只是存于历史之中。

令人欣喜的是，今天，这种思想在逐步的改变，在诉求统一大业的核心利益之下，争取平等发展，缩小差异已经成为新时期的执政方向。

鉴于学识的局限，我对如何完成大国崛起的如何完成民族复兴的具体措施做不出准确和完整的描述。我能做的是回望一下，我能看到的过去。想像一下我能看到的未来。　

事实上，在追求大国崛起的道路上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广袤的海　洋、浩瀚的宇宙、复杂东北亚大陆都是我们要争取的舞台。

在一路走向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上，中国共[chan*]党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也还很多。在民族尚未完全统一的今天，埋头壮大我们自己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外，政府职能的转变、三农政策的落实、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新闻舆论监督性的增强也是当务之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