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华夏民族一直是历史洪流中一艘扬帆而去的战船。尽管风雨弥津,雾失楼台,但直到几百年前,这个世界仍然可以说龙图腾的天下。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已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然而时光流逝,就近的数百年间,多少历史的浪涛拍打过去了。岁月的河床上不知印下了多少撞击的痕迹。时代的钟声中不知渗透了多少沧桑的沉浮。数百年来,物幻星移,有多少宦海沉浮之事被后人记起。今天,无论是整个世界,还是中国社会内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尽管如此,对于任何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中国的历史依然是令人惊异的。
多少艰辛苦楚之后,中国人一次又一次的混乱中走出来,一次又一次的从地平线上升起。
但就近的数百年不得不让我们深思,曾几何时,我们试图忘记,试图用韬光养晦来掩盖内心的痛楚。但伤得越深越需要思考。越是深刻的认识过去越能指导我们的未来。
那段并不清晰往事或者是今天我要说的他却清晰的的告诉我们:只有经历了无数苦难无数离乱无限悲哀无限凄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时间的意义,同样的也只有经历无数的选择,无数的徘徊,无数的矛盾无限的蜕变,才能真正从一个历史阶段走道另外一个历史阶段。
因为造物主喜欢将流光的推移放在渐变的法则下进行,使之宛如一条静静的河流一样悄无声息,倏忽之间,沧海桑田,世界已经不再是旧日的光景了。
幸运的是,忠臣义士却多出于乱世,面对艰难的世界,他们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最终在难以觉察的晷移寒暑中发现了这条真理。尽管也有一些超凡的智者视若无睹,悲哀的愁人空怀愤懑,但苍白的面容下其实都是心潮难平。
看起来乱世也多隐者,然而真正的高人却是无法逍遥世外,无论是箪食陋巷抑或是垂钓江渚,他们皆如同身登蓬莱而遥望齐州,九点烟云中,往往慨然浩叹。所以说,总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决定了乱世是不会长久的,愈是黑暗,期望光明的程度也就愈为炽烈,尽管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地知道从黑暗到光明的过程需要多么大的代价。
晚清就是一个那样的乱世。它好象一个苍凉的背影,沉重,迟缓,悲哀。随风、随月渐渐远去。有如水墨画,岁月稠久,墨痕渐淡,可是不会消失,只会更深地隐入纸中。
然而,那个时候世界的其他角落却处处风云突变,在东方,日本正是在虚心听取了西方的忠告之后,最终成为与西方并驾齐驱的一员。在西方,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声中,法国大革命彻底结束了。而中国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落后了105年;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中国落后了92年;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中国落后了84年……
那中国的落后从康乾的盲目自大算起呢?从鸦片泛滥的那天算起呢?抑或从我们的胸膛被古老的火药炸开的时候算起呢?那泪与血交织的近代中国如何不是个乱世呢?
那个时代,封建统治已到末路,它带着四亿苍民堕入深渊。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
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不幸的事,很多这样的英雄知道今天都还背负着历史的枷锁。新的生命总诞生与洪荒之后的天地,抛弃了枷锁,而李鸿章一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一个被阻碍了前进步伐的民族的悲剧,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让我们回到一百多年前。一个行装简单而气宇轩昂的弱冠书生,怀着访求师友、猎取功名愿望,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奔赴名利之都,其心境、其行踪,正是那些皓首穷经梦想显达的士子所向往的。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他出生之际, 正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渐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之际”。他初成人时, 西力东渐之时奔腾澎湃,如狂飓,如怒潮,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
这个出身于安徽合肥一个“以科甲奋起”之家的士子,早年师从意欲“补天”的曾国藩,“讲求经世之学”。
当他面对太平天国的内乱和鸦片战争相重叠的“内忧”和“外患”时, 那“经世”之风发生了“更法、筹海”到“卫道、救时”,再到“借法自强”的转变。
在这些潮流的转折中,李鸿章展现了“经世”之才,成为一位赏爵封疆、位列阁首的清朝大员。他对兴办洋务鼓吹之力,建树之多,罕见比匹,故赢得很高的时望和许多并世新人物的尊崇,在同辈达官中,无人可望其项背。
当是时,那个叫清朝的国家机器是在杀戮?还是在统治?因此我们便有了今天丰富的推想。故国家园,辉煌不在,奈之若何;时空苍茫,空留遗恨,一天清泪。那段家仇国恨随着时光的流转慢慢消逝、慢慢消解了去。
让我们回到公元1823年3月24日,在一声嘹亮的啼哭声中,许姓氏族的又一个婴儿平静的诞生,一缕阳光灿烂耀目照亮了天顶。
然而就是从那天起,他的命运就和这个日薄西山的帝国联系在了一起。
可以说他不仅学识渊博,优秀出众,而且在激荡喧嚣的历史进程中,无处不彰显出出类拔萃的个人才学和才智,光芒四射的个人才能和才华。唯一的问题是,他脱不掉封建的内衣。
那个从巅峰崩塌跌落下来的衰微末世,一世称雄的煌煌霸业在风雨飘摇中日日流失,天地人伦的气数在痛心疾首中渐渐散去。谁为砥砺,谁成中坚;谁有回天之力,阻其颓败之态势;谁能力挽狂澜,托举沉没之舟船!
谁?就是他,就是他一个卫道士,一个一个改革者,一个先行者,一个封建统治秩序的卫道士,一个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点火人。一个集合“奴才”的驯顺和“盗火人”的悖逆者——李鸿章。
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旧的封建制度正在被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那么,谁最先敏感地预测分析判断这种变革的大局,谁就有了视野的开阔;谁最先敏锐地洞察认识并顺应这种变化的形势和趋势,谁就有了胸襟的开放;谁最先敏捷地把握掌控抢抓这种黄金的机会和机遇,谁就有了现实的主动。
在那些清流名士还认为铁路破坏风水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开始兴办近代工业。在其他督府道还想着怎么刮地皮的时候,他已经靠一己之力建起了北洋水陆两军,拱卫北中国的门户。
在近代中国,他是为数不多的去看世界,去思索强国之路,去学习西方技术并努力实践的人。确实因为他本人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局限性,他犯了不少错误,但这是对强国之路摸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必须付出的代价。
他力量单薄,无力重整河山;更由于历史的限囿,无法认清中国的封建政治是造成“积弱”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弥补,而不是建设,更探索不出挽救中国的正确道路。这是李的悲剧,亦是时代的悲剧。
国家大事就是要靠那些有主谋的人;而不是那些夸大其词、无理狡辩之徒,那些以虚荣自欺欺人者,坐议立谈自以为吾人可及临危应变却百无一能者。这让我想到汉代名将周亚夫,他宁可饿死,也不愿受辱于刀笔吏。
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请你走进下面的年表:
同治二年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使日本。
光绪元年十二月,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二月,筑旅顺船坞。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历史就是那么有趣和复杂。如若他在中日战事未开之前死去,必将流芳千古,为一代改革先行者。
封建历史上有识见、勇气和能力实行改革的,我认为只有秦国的公孙鞅和宋朝的王安石。但这两人当时身处的国家状况又远没有李鸿章时代之复杂、危急。
公孙鞅虽然成功了,但没有逃脱车裂的结局。王安石的改革更是一波三折,因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最终失败丢官。李鸿章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三位改革者,凭这一点,我们应该记住他。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车轮已经在封建的黑暗中淹留了太久,如今,要加速的滚过一个将要经过的时代。中国的帝制在滚滚的洪流中势必走到尽头。
那个苍凉的1894,就这样到来了。
早在二十年前,李鸿章等一些有眼光、有远见的政治家,就提出了“海防论”,即建设中国自己的近代化海军,防范外国由海上入侵,避免两次鸦片战争的悲剧重演。
1884年的中法战争,更让清朝政府认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而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渐由弱转强,领土扩张的野心越来越明显,1874年的琉球事件、1888年的朝鲜“大院君”事件,让中国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了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奕儇任大臣。1888年,经过李鸿章等人近十年的准备,北洋海军成军,这一切,都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那时候的中国,洋务派占据实权地位,朝野上下自强呼声极高,海军的建设确实在短时期内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
北洋海军的船舰装备和总吨位都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还培养出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等一批具备良好的近代海军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优秀海军将领人才群。北洋舰队出访日本时,令日本人深受刺激,从而下决心建造自己的舰队。 1890年,醇亲王奕儇去世,光绪皇帝亲政。
清朝中央政府的大权尽归于翁同和。翁氏执掌财权,以北洋为昆明池,把海军经费尽数挪作建造颐和园之用,并宣布停止购买一切舰船枪炮。翁同和这样做的原因,除了取悦慈禧太后外,很主要的一点是出于门户党争,不惜一切地打击政敌李鸿章,以至不顾国家的安危和利益。翁同和的清名令誉之下掩盖着的庸鄙、无知、自私的真实面目于此可见一斑。
1894年,日本入侵朝鲜,翁同和极力怂恿光绪皇帝出兵朝鲜,不失时机地在国人面前树立起“爱国御侮”的崇高形象。
相形之下,李鸿章颇有自知之明,认为中日双方强弱分明,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战役,因而不主张出兵。这种论调,被翁氏朋党群起而攻,很快被一片狂热的主战声浪淹没。
中国拿什么同日本对抗,在1894年? 只有李鸿章的淮军与李鸿章的北洋海军。
经过三十年的承平岁月,淮军再也不是当年那支剽悍骁勇的部队,它的优秀将领已经凋零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庸懦劣才,它的训练已经很不系统,它的装备也不再先进,它的精神更是暮气侵寻,不堪一试。而北洋海军自从琅威理挂冠而去之后,将领之间的矛盾以及主将的人非其才,也早已在铁甲钢炮间留下了祸根。
对这一切,李鸿章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也清楚地知道,陆军也好,海军也好,都是纸糊的房子,经不得风雨。
然而,这时一切已经由不得李鸿章。权倾朝廷的翁同和大笔一落,将中国推进了惨痛无比的深渊。 陆军大败。 海军覆灭。
黄海面上,甲午的残梦早已消失殆尽,唯点点落魄的催烟。他亲手搭起的炮台,他亲手亲自督建的弹药库,都为了重拾千万国民的期望。
甲午之后,远字号战舰有的沉了,有的沦落日本,废墟满目哀伤的立在当下,艰难的撑起一个古稀老人重重的失落。
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北京的皇宫里,一百多道精美佳肴被唱着名摆上来,慈禧却叹了口气:就这么点儿菜,真没办法下筷了!
在日本,天皇听完首相有关甲午海战的战报(日方大获全胜,中方全军覆没)后,,缓缓回转身来,含泪微笑道:朕饿了!首相于是大喊:快摆宴席,陛下饿了!天皇扬手制止.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来,是已经啃过一半的面状食物.天皇笑着,一边淌着热泪,一边大口啃食着那半截面食.
有此般场景,就有如下的结局。
又到了议和的时候。 以日本的野心,以中国的惨败,这次议和简直就是裂土请降,金帛媾和。堂堂大清帝国要对东瀛岛夷屈膝臣服,问四万万中国同胞,谁堪如此!
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翁同和退缩了。他知道只要去议和,自己一辈子苦苦挣来的名声将毁之无余,将永远被国人唾骂。
我最恨那些沽名钓誉的东西,白白占了一个好名声,就是不干实事。家里没有两斗米,还自以为是莫大的荣耀。修身齐家平天下,家尚且不能齐,何以平天下。国难当头之际,不思救民于水火,只管身后名。这样的人就是败类。
然而必须有人要负一国之重、忍千秋之辱,去向手握屠刀、仰天狂笑的日本求和。张荫桓去了,日本人认为他官职太小,悍然拒绝。德璀琳去了,但是又受阻于伊藤博文。那么谁能代 表皇帝去议和?
这个人是李鸿章,只能是李鸿章。李鸿章谤满天下,十分清楚此行所要遭受的耻辱,以及今生后世所留下的骂名。然而他还是毅然东渡了,为了让虚弱不堪的中国能苟延残喘,他不能顾及自己。
落日沉霭,寒云四合,海波苍茫,四顾萧瑟。朔风凛冽中,李鸿章独自前行的背影,是那么苍凉、悲哀、无奈,但又确确实实地显示出悲壮、自尊和勇敢。临事方知一死难!好无奈!好悲凉!
春帆楼上,伊藤博文咄咄逼人。他要旅顺、要大连、要东北、要台澎金马,他还要赔款三亿两白银。他说:你们清国是战败国,没有资格同日本讨价还价,你们只能回答,是“允”还是“不允”!
后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回忆起李鸿章时,他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李鸿章的崇敬之情,他可惜李鸿章是个人才但生不逢时,伊藤博文形象的比喻道:李鸿章想要伸一伸胳膊就有一堆人七手八脚的拦住他。
说到动情之时伊藤博文竟手握梁启超写的《李鸿章传》独自默默地走到窗前,闭上眼睛闪出了流泪。
李鸿章在同列强谈判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死?”这种超乎常人的哲理,不仅反映了李鸿章自己内心忧愤交加的苦痛,而且也是那个时代,受侵略者欺凌,弱国无外交,食不裹腹,生不如死的中国国民的真实写照。
一百多年前,可曾有人知道他签署条约时那颤抖的手与破碎的心?又有谁知道他在无人的时候是否独自抹去横流的泪水?他那犹如清王朝一样沧桑的脸,在被泪水冲刷之后更显得憔悴不堪?在迈向马关的时候,那踉跄的步伐,是否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在被帝国列强凌辱,蹂躏后那不堪回首的回忆?
悲哉!李鸿章生逢中国最黑暗动荡的年代。梁启超评价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在此我只想说一句:历史不容许任何人犯错,可要是历史本身就是个错呢?
1895年3月24日,就在他72岁生日的那一天。一颗日本的子弹混帐的射进了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而他给朝廷的电报却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
他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2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于风口浪尖扬帆的他能如此报国。今天的我们该拿什么来报国呢?
那在万般无奈、万般颓丧中签定的《马关条约》,带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和苦难,载进了史册。每一页纸上,都有中国人的血和泪。
我们不能忘却,永远不能忘却。
风雨晚清,血泪山河。李鸿章带着他的痛苦、怨恨和惆怅,被沉重而尘积的历史帷幕隔断了,重重垂落的帷幕,隔断了那时的一切人和事,然而隔不断的,是我们对历史的重温,是对那时那人的追思……
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896年。当时的李鸿章是什么样的呢?让我借用美国记者的一段话: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
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
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
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无一能望其项背。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
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座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
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
而这种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来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来避免了中国完全殖民地的人物正是李鸿章。正是被历史的枷锁压抑了许久的“卖国贼”啊。
面对一个垂死的病人——清朝,那最后一个接诊的医生——李鸿章自己病了。
1900年8月15日。这是个什么日子啊?45年后,东瀛鬼子终于投降了,从我美丽的家园永远的滚蛋了。
然而在20世纪第一年的那一天,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大势所趋,覆水难收,曾经的八旗勇士兵败如山倒。我们已无从知道当时景状,但我们无数次地进行猜想:从北京到承德这历史性的大迁徙,慈禧这个千古罪人一定面色如土;一定惊魂不安;不定一定惨不忍睹;而那些望风披靡的清兵,那些成群结队的贵族妻妾百姓妇孺又是怎样地哭号着四散奔逃呢?
这是一次历史的大劫难,一次疯狂的大逃亡!亦真亦假,如梦如幻,仿佛一夜之间,一世的霸业流失了;一座王城塌陷了;一切秩序打乱了;清王朝的都城在一夜间于惊恐万状和莫名其妙中倏然爆满炸裂。
城里城外拥挤着惊慌失措毫无主张的人们,他们终于亲眼目睹了自己国家的沦陷,他们没有想起当年百万雄师入主中原的情形?
就在帝国将要毁灭的时刻,他们想起了李鸿章。”
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但一个孤独的水手那有办法救起快沉下去的轮船?一个孤独的医生怎么救治如许大的一个帝国。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变故,忧郁成疾,已乖常度”。
此时的他面容苍老,眼神已混浊,望着身边围绕的妻儿和手下,嘴唇蠕动,似乎欲言,却又无力吐出一字半句……。
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
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
一生哭声震天动地,由李家传出,李鸿章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那个少年聪慧的他走了。他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道光2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试;道光2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在赴京途中,曾写下《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这样一首:"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那个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的政治家走了。
那个以文人论,他是卓越的;以军人论,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论,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论,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的人走了。
那个生逢大清动荡的年代,每次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出场”。为国承担“人情所最难堪”之事的官员走了。
那个做了一辈子的裱糊匠的花甲老人静静的走了,面对一个只能修葺而不能改造的破屋,踏实而不甘的离去。
那个封建统治秩序的卫道士,那个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点火人。一个集合“奴才”的驯顺和“盗火人”的悖逆者慢慢的从人间远去了,远离了恶名,远离了纠缠。
死身之害小,存国之利大,他这一去,大清帝国更加的一蹶不振,江河日下,危在旦夕了。帝国的目光里浸满血色的苍凉和无助。
新的时代该出现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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