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兴盛,往往有一批文人在山水间行走;一个时代的衰弱,往往有一群文人在细如针尖麦芒的字里行间巅来倒去。
公元前五世纪或者四世纪,孔子的步履踏遍东方列国。公元前四世纪或三世纪,屈原行走在荆楚大地上。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奔走在帝国的北疆大漠。公元四世纪陶渊明悠然于南山脚下。公元一世纪苏轼远赴岭南。公元十八世纪,曹雪芹历览江南人世。二十世纪,鲁迅远赴东瀛。
公元前三百六十年,在连接魏秦的漫漫黄沙道撒谎女工,一辆马车正在疾驰。车上人公孙鞅正风尘仆仆的赶往那草木枯萎,野兽出没的秦地。他要去的就是那——栎阳。
李白乘舟,或许是在深夜抵达,系住缆绳摸黑登上白帝城。一路辛劳也无心顾及山寺外涛涛的江水,黑魅魅的青山。黛林里的猿声。沉沉睡去之后换来的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多么潇洒的诗句!一叶轻舟,就这样穿巫峡通巴峡,轻轻松松地走过奇伟险要的悬崖古道。这是放达的脚步,每一次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
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之所以行路难,其实是因为他沉重的心态。将个人作品深深根植于人民的土壤之中的作者,能迈开轻松矫健的步伐吗?唯一的例外恐怕就是在忽闻剑外收蓟北的时候。那初闻涕泪满衣裳的狂喜之中,能不迈开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步伐吗?
山险水急,为何独独挡不住文化人的脚步?
看似瘦弱的无力的文人,总是能够给人出乎意料的惊喜,西行漫漫,多少险阻难以细述。甚至现今的手段要想重走西行之路也是困难重重。但是他们做到了。《大玄西域记》和《佛国记》就是玄装和法显深深浅浅的脚印。正如后人所言,没有这两部作品,佛教史将难以梳理,印度的中世纪佛教将永远难以从黑暗中走出。
他们,不仅在地理上走通了一条条让人叹为观止的道路,更在文化上,打通了古老文明间的血脉联系。
走出书斋需要勇气,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上行走更需要勇气。过多叙述道路的艰险其实没有必要。只要细听塞外朔风凛冽就会知道;只要细听驼铃声声就能明白行走的不易;只要看看六次东渡遇险的残骸就能想通:再难走的路,也阻止不了他们执着的脚步。
文化因其闭塞而走向衰弱,因其交流而愈显其精雅蕴籍部分。那么就远行吧!不必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那样反而会失去本应有的诗意。于是,李白乘舟,陆游骑驴,东坡走马的奇观便在中国的山水间若隐若现。青山因其而愈显苍劲,流水因其而愈显灵动。中华文化的经络血脉就在其不经意的行走间被打通。
路,反而更真实地呈现着他们的行走,他们的诗情才华,他们的悲喜忧欢。文人,路是你们的标记;文化是你们的使命,行走是你们的方式。
因为路在脚下,所以路上文人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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