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下《为不甘寂寞的笔力悲哀》这几个字时，我原本在写字时总是蛮温暖的情绪却一下就趋于寒冷之中。或许是我简单，或许是我笨拙呆滞，总之，我一向以为写作只是个人的事情，只要做到不是恶性诽谤中伤他人，没有违规侵权损人利己，不触犯国法国纪等一个正常行为责任人应遵循的公众道德和公众约束守则，那么写什么、怎么写、话长叙短、抒情论理、选用什么体裁格律等文学艺术手法，或者对某个文学作品有其不同的解读，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说法，纯粹只是个人的意愿和思想，与他人无关。所以，我对作家之间的某些争吵，感到不解。不说远的，就最近80后的韩寒和河南省作协副主[xi]郑彦英先生又起“笔战”一事，如果光是为作品辩来争去各说各理，倒也算不得啥，学术争辩自然不应论资排辈。可是，让我无法理解的，竟然升级出格到连父母爹妈都牵涉在内当炮击对方的炸弹……更何况两者年龄差异悬殊，即便不是祖孙辈，也起码也是父子辈；再是他们各自的资格、资历、经历、阅历、以及社会地位、文学地位等等，都不在一个层面上……唉，写文字竟然写到这份上，这是干吗啊？出这样的笔力不悲哀吗？可不，阎连科在一次访谈中的一句“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xi]”（到底是不是阎连科的原话暂先不作论证），反正一经好事新闻、以制造新闻闹市挖掘生计的媒体加工翻版出炉后，接踵而来的笔力风暴——是是非非的争论，牵三带四的质疑，铺天盖地。其中，不能否定甚至还有“借鸡下蛋”自制热炒自卖的角儿……真为那些不甘寂寞的笔力悲哀啊……然而，这些喋喋不休的争吵，扯来拉去的对骂，在我这样一个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平民百姓来看，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值得吵的，充其量不过如日常生活中邻里小媳妇们话家常，论东家长，道西家短，那些说来道去的生活碎事，向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又有哪个能理得清道得明呢？即便是法院批文，有条条框框的法则法规可依循，也还存有依上套下的浮动呢。只要不是原则性大事，是对是错说过且过也就是了，哪有牵三扯四大动干戈的。倘若事事不争出个高低赢输不罢休的话，邻里四舍岂不是要天天战火连绵？作为作家，各有思想，各有观点，各有言论，想写的写，想说的说，只要不是故意中伤，不是恶意诽谤，就以文论文而言，犯得着为几句并没有什么大是大非的话，弄得连父母爹娘都骂上，祖宗三代都牵扯，不觉得可笑吗？说句会让有些人不高兴的话——真是无所事事，无聊极致，吃饱了撑得，闲得不甘寂寞的缘故所之；现在就连农村幼儿园的娃娃们都知道要文明用语，而本应是创造语言美典范的作家们却为几句话无关原则，无关痛痒，无伤人格，只是听之有所不悦而已的话……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闹出“官不像官信口雌黄，民不像民老少不分”这般笑话啊！即便不是作家，就连我们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相传至今最基本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也给糟蹋尽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应该啊！

其实，有时候我们只需稍稍冷静地想一想，稍有一个思考分析的缓冲，就能让“热血”降温而避免盲目且又毫无任何意义的混战。就拿阎连科说“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xi]”这话来讲，乍听确实易生误解，确实存在词不达意的成分，忽视了语言艺术中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词意清楚，给别人留下了“生疑思维”的空间。但是，那些对阎连科的质疑、赞同、惊讶等各不相同的言论，实质也已经不是纯对“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xi]”这一原话的本质展开分析论定，而是有些人对于某些词句在其潜意识里特别敏感，促使其在第一反应里很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弹跳性的生疑思维，一种已经不存在个人主观意识上主动分析是非的生疑思维，就像是早就设定的程序，机械性地打开，很忠诚地自觉执行，仅此而已。除此，不会再进一步分析思维结果在实际问题中是否成立等等具体事项。“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xi]”经过生疑思维的触碰与滋润，便产生了与原话本质质变的“逆向思维”，再附和那些不健康的社会因素（与事实忤逆的各种言论信息以及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误导等），形成一种实际上根本不能互为成立的——“当作协主[xi]的人是境界低的人”的逆向定理。而一切的是是非非，一切的质疑，甚至赞同，都基于在这样一个虽然看不到的，却滋长在生疑思维空间里的“逆向定理”上。

常规下我们要做某一件事，首先是将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等各种不一的感官触觉信息汇集在大脑，经过大脑的思考分析，做出定位归类后发出行动指令，再是服从性行动。这一过程就是人从思维到行为的过程，常称为思维行为。思维有常规思维和非常规思维，常规思维有其一定范畴的规格模式，基本上建于各自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某种习惯性思维，以各人的思维能力强弱为支撑原点，并非杂乱无章。这种常规下的习惯性思维活动，在数学或物理学里，也称为正向思维。反之，即是非常规思维行为，也就是逆向思维。对有些问题，尤其是一些特殊性问题，调用逆向思维，从结论往前推，倒过来思考，就如解方程，从设未知数求解证实到已知条件，反而来得更直径更简单，甚至因此而有所新的发现，无意间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逆向思维的魅力也就在其中。其实，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的转换，也就是在某一特定时段内冲破习惯性思维的被动性，形成一种积极主动的可逆性思维的心理活动过程，一种积极的心理活动总是有助于整体思维更为周密细仔。但是，逆向思维要是没有正常健康的心理支持，就更容易“走火入魔”，更容易出现道德观念偏离，“积极主动”也容易变成为武断极端，更容易伤人害己。我们应还记得汶川大地震后，网络论坛也紧跟着一次大地震吧。那是以郭松民对范忠美《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断章取义的“逆向思维”为缘头，凭自己在断章取义的逆向思维中的一些思想言论，就在凤凰卫视节目里激烈谴责范美忠怎么没有道德，加上情绪激动的煽情，有相当一部分网友在根本没有读过范美忠原文，根本不知道范美忠纪实文字里的具体事件和关键细节，根本不了解范美忠其人其事其文的一切，也跟无头无脑的“断章”进行“逆向思维”，制造了一场没有原震点的网络文字终于也闹了一次大地震。然而，仅仅过了百余天，网络论坛又一次地震，那是因为郭松民涉嫌剽窃，原作者向报纸投诉了。这个对别人以高谈道德，满天谴责他人真实纪录个人经历和坦诚反思行为的郭松林，却让他自己卷入在剽窃事件中。那么，到底是说了真话的范美忠不道德，还是抄袭剽窃别人作品的郭松林不道德？这里其实就存在一个不健康的“逆向思维”行为，使道德观念也随之偏离。再如现在那些人对“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xi]”的不健康的“逆向思维”……

其实，凡事能点对点，实事求是地分析，以事论事地对待，单纯分析“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xi]”的原意，我认为阎连科是坦诚的，也确确实实是尊重社会事实的。“想做作协主[xi]”，那只是个人生活中的某一欲望，是人所要去努力的某一目标，那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某一实体的存在。当然，有这样的个人欲望，有这样的人生目标，自然有其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一个心胸空间和个体灵魂被“想做作协主[xi]”的动机所占满的人，本人的境界高低早就随着其动机和目的而限止圈划了，因为注重名利地位的人再也难有高境界的希望了。这是现实生活中铁定的事实。而“当作协主[xi]的人”，那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实体，虽然不能排除有个体欲望和个人目的的存在，但更是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种多元因素的综合存在，即便同样是作协主[xi]，人的境界高低也各有不同嘛。所以，“想当作协主[xi]的人”和“当作协主[xi]的人”是不能划为等号的，是两个不能互为定律反论证的概念，完完全全是两个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概念，更别说是互为概念了；既然这个“逆向定理”在事实中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就算是阎连科真的说过“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xi]”这样的原话，也没有什么可争可辩的了，也不再有什么是非质疑存在了。不是吗？

有关于作协和专业作家的身份之说。

专业作家的注解，则是国家养的终身制作家，不管有没有作品，都是吃国家皇粮的人，那是一种国家在编的职业，一种既没有人对作家提出具体创作要求，又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在游历、体验生活、搜集材料、写作、修改作品等期间，如生活上遇到困难，都有权向创委会要求无息贷款或津贴，出差或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协报销，这种帮助可以持续到3年甚至以上，直到作家完成他的作品为止的职业。从两年前洪峰用乞讨索要工资事件，再看巴金老人早在1949年以后就自愿放弃工资和其他待遇，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领过作协一分钱的事实；其实还有许多受人敬重的老作家如丁玲等，也是早在1958年就自愿放弃了从协作领工资了；赵树理也是专业作家，但他是一个从不拿工资的专业作家，就连出差也从不报销任何费用，最后还把自己的稿费和财产都捐了出去。同样是专业作家，境界之别是何等的距离啊！

很显然，洪峰上街乞讨索要工资事件暴露了中国这种拿工资写作的所谓专业作家体制的不合理性。就洪峰来说，做出上街乞讨索要工资这样的举动，除了故意恶心沈阳文化局外，更有故意哗众取宠的目的。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做，就是依仗自己是专业作家这一“特殊身份”应享受的特殊待遇。这里就不得不牵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专业作家体制由来已久，其实际对文学创作和社会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虽然洪峰所在的文化局不属于作协，洪峰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在编体制也只有作协一个部门。然而，在我们中国，像洪峰这样的“专业作家”在全国很多部门都存在。说近些，我们常有看到的就有各级文联、文化局、广电局，甚至军队里，那些被养起来的作家拿着国家的工资和创作经费写自己的文章。

是的，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用。但是，同时也规定了例外情况，如果某职业作家创作的作品主要利用了所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资金、设备或资料等）并由单位承担责任，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双方合同另有约定的话，那么该作品的大部分著作权权能将由单位享有，而该职业作家只能享有署名权。那些原本应归属于职务行为的作品稿费就“理所当然”地收入个人的腰包了，这样的体制目前确实说是合法的，但能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能符合现实社会发展所需吗？

是的，我们不能否定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期这种体制存在的必要，对当时社会的文学发展确实有过积极推进的作用，出过一些好的作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文学创作是一种灵感性创作，是来自作家自身的激情，甚至是一种冲动；文学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在进步在发展，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文学艺术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拿作协工资养活的作家，要接受作协的领导和创作安排，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作协需要什么样的作品，作家就要根据要求去撰写什么样的作品，他们的创作活动不是来自自身灵感与激情的冲动，而是因为谋生的需要和手段，基于为某种目的而写，为某种要求而写，为某种利益而写的框框中，自然很难有灵性激人的作品，这与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是相悖的。那么，这样一个与文学创作原则根本相悖，与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相悖的体制，还需要存在和保护吗？有这样一个衣食无忧，没有压力，没有责任，没有淘汰罚则的僵死制度和终身制铁饭碗，又哪来的创作动力呢？也难怪不少手捧这样铁饭碗的作家很多年都不曾再有一个新作品问世。一个原本热爱写作的人变成了一个为某种目的而写作的人，变成一个不纯粹的作家，创作不出纯粹的文学作品，这难道不是很可怕，很可悲的事吗？

作家是一种职业，这一理念现在已被认同了，那么作家走向巿场也是社会发展中自然而又必然的事了。作协陈旧的体制，除了导致金钱意义上的沉浮，更有一种金钱与权力互为交易盘点的存在。洪峰乞讨事件最直观的就是对金钱的诉求，而郭敬明在抄袭败诉后不但拒绝道歉，一个败诉的抄袭客还能志得意满地进入中国作协，最近《重庆晚报》讯，郭敬明又自诩中国最好作家，以十万元寻找接班人等，这又说明了什么？因为人家郭敬明有钱，出版社需要挣他的钱“养家糊口”过日子不说，中国作协有没有得到他的“捐赠”呢？可见“有钱便是爷，有奶便是娘”也成了中国文坛的软肋！那些茅盾奖、鲁迅奖、冰心奖等中国文学界最高的官方奖项，有多少获奖作品是真正经得起文学质量的一一推敲？有多少作品经得起奖项硬规格的一一洗礼？而莫言的《檀香刑》没拿到茅盾文学奖，又有谁敢说它的文学水准比获奖作品低吗？

再说中国作协下的鲁迅文学院，以及各省作协下的文学院，那是习文之人谁都向往的学府，尤其是鲁院，是中国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专门培养作家的高等学府。而鲁院和各省文学院不再是公开报考招生，生源基本由作协推荐，没有纵横可比的硬性对照，也就不存在公平竞争上学。以前还有自费进修之说，倒也相对合理些，百姓还有一定的争取机会，各级作协的权力也相对削弱些。但是，自从取消了自费进修后，面对僧多粥少的求学现状，作协的权力无疑就是决定权，想让谁去进修自然由作协而定。然而，有没有进过鲁院，又偏偏成了一个作家手里的“派司”，很多时候更像一块祖传的金字招牌；有些人确实上过鲁院，不管是什么来头，可也确实没有出过什么作品，那怕什么呀，张口就是“我是鲁院出来的”，哪届哪班，某某是我的老师，就是一副志高气扬的架势了不得……无论从名利角度，无论从实学角度，无论从开拓铺展交流互学的平台角度，无论是真正脚踏实地的写字人，无论是想利用写作达到某种目的的假文生，对于鲁院，这份情感都是真诚无疑的；对于鲁院，都怀有一种梦寐以求的期待和向往。这也让作协的权势作用更有交易巿场，权力更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然也是当下作协最能显示其作为与不作为的一面镜子。

有了专业作家之说，业余作家这个词也相应出现了。我不明白的是作家分有专业和业余这样不同的身份待遇，那么文学作品有没有分专业和业余这样不同的身份归类呢？那么又有谁能告诉我240多年前，不是专业作家的曹雪芹创作的中国文学巨作《红楼梦》，养活了中国多少“红学派”的专业作家？前苏联的那部激励了多少个青年革命意志，令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朦朦胧胧的青春情感有所揭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也非是什么专业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再看看莫泊桑是不是专业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是不是专业家作？卡夫卡、巴尔扎克、杜拉斯、小仲马、莎士比亚……他们是不是专业作家？郁达夫、张爱玲、鲁迅、萧红等，也不是专业作家啊，王蒙写《青春万岁》的时候还只是个19岁的学生娃，但是，谁敢说他们的作品不是专业的呢？有谁敢说他们因为没有“专业作家”这一身份就可否认他们创下的不朽之著？

其实我们都清楚得很，作家最终还是以作品说话的，只有作品不朽，作家才会有真正的身份。没有过硬的作品，即便是用金钱交易而获来什么奖，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如同瞬时的烟花，过后能记下的绝不会是作品，也不可能对作者有所赞美记忆，如还能记起作者，十有八九只会提到某某年某某奖的内幕如何长短阔窄，几经翻版后传说，绝对是真实的几倍甚至于几十倍地夸张。人类就有那么一个同共点——好事不留痕，臭事传万年。那么这样的身份是值？或是不值？

附:2008-9-23在烟雨首发，因系统存在问题，使首发流产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