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在我国喊得十分响亮，高等教育的质量却越来越受到质疑，百病缠身、积重难返的大学体制更是招致广泛批评。但当事者自我感觉良好，忙合并，忙占农田扩张校园，忙学校名称升格，似乎这就已经在奔世界一流了。然而，这般忙乎着的大学相关人士如果不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真谛有所认识，忙碌的结果恐怕南辕北辙。

近代史上中国高教界出人才最集中的两个时期，一是五四前后，出了很多人才，可以说是群星灿烂，而这些人才都不是一个派别的，而是方方面面。二是抗战时期，出人才最集中的时期恰恰是中国最穷的时候，也就是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最早拿着中国国籍获诺贝尔奖的两个人，李政道、杨振宁就是那儿出来的。其实那是整整一代人才，尤其是做自然科学的研究，优秀者很多。为什么在资源相对不充裕的情况下，出了那么多人才？如果今天那几所受到优待的大学，总是从纯粹经济资源的角度看问题，说大学办不好，根本原因是钱不够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

西方大学体制中有一样基本的东西，就是大学的自主性。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性就不成其为现代企业、就不能持续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型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这一点大学与企业是共通的。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话，中国的大学没有希望。

香港科大若要聘一个全职的教员，不管等级如何，从最起步的助理教授开始，都一样。第一，为了保证招聘过程的公正、透明和富有竞争性，招聘的广告须由招聘委员会开会讨论，逐字逐条定出对应聘教员的学术要求，是资浅还是资深的？研究方向是什么？等等。因为这牵涉到你把门朝谁开？开多大？而且要讲清楚本校对应聘教员的期待是什么。现在掌握着内地大学资源的人，有两类值得注意。一类是对学术没有兴趣的人，大学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当官、逐利的名利场，他们当然不会考虑提升学术标准。这类人占的比例越大，改革就越难。第二类人是有希望的，他们相对地对国外情况比较了解，在国外进修过、甚至拿过学位。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在国外研究型大学里做过较长期的教学研究工作，他们在国外当学生的经验，对大学的管理和运作还相距甚远，对像聘请教员这样的核心环节不甚了了。

自从香港科大1991年正式招生开学以来的十二年里，在全香港范围内，高等院校的研究基金申请成功率平均是百分之四十八，香港科大的成功率一直保持第一。科大的成功率高，是因为它的进人、留人、走人的制度是激励人做研究的。其他高校要想争取到更多的研究基金，也得在教员的评鉴标准方面作适当的改进，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什么地方报刊上的文章评论都当作学术成果。科大的向国际上知名研究型大学看齐的制度，不仅使内部的生态良性演化，而且刺激了全香港高校的学术研究生态的逐渐转变。

日本、韩国已经在逐步地引进新方式，大学聘教员在国际上公开招。现在随着大学教员竞争的国际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那些政府管得太多、体制更加不灵活机动的大学，被迫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体制灵活机动的大学争夺人才。比如，美国的大学里系跟系之间不一样，学院跟学院之间不一样，大学跟大学之间更不一样，这样比较灵活的待遇制度，有利于它在它看重的那些专业方面从别的地方挖人。所以香港虽然现在总体来讲大学教员的待遇非常之好，但是要取决于你讲的是哪些学科、哪些专业。越是被北美的人才市场看好的学科和专业，香港的综合优势（包括待遇和研究条件）越是小，甚至不如人家。

一所大学的教员素质被外界普遍地公认，才能保证你这个大学的声誉，才能保证你这个大学能吸引最好的学生，能培养出来比出色的教员更出色的学生。一所大学，无论它坐落在哪里，衡量它的价值最根本的一条，是它里边的教员和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在自己的学科里做了多少开创性的研究；不仅为你所立足的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作出了一个大学应该作出的贡献，进而对全人类的知识、生活、文明的改善和发展作出了有持续意义的贡献。用一位教育学家的话说，一流的大学必须既是面向全国的，同时又是面向全球的；既与本地区的现实相连，同时与更广阔的研究世界相连。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制度性的激励和保障，无论给多少钱，无论吹多少牛，无论校园里盖多少房子，无论铺多少绿草地，最后都帮不了你变成国际上的一流大学。

大学的品质系国之兴衰，乃因她是包括科学、制度、观念、文化等整个社会创新的最重要源泉。但只有世界一流大学能最称职地担当起创新源泉。原因就在于使这些大学之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那些特质。一是具有完整体现大学功能历史演变三阶段（即功能由教化扩展至研究再扩展至服务社会），含文理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合理结构。二是自由、包容。在这一点上，最突出地体现了一流大学抱持的根本办学理念：大学的目标是开发、激活学生创造性思维而不是统一思想。所以一流大学尊重分歧、容忍反对，鼓励精神独立和创见，以具争议性的重大问题双方都有自己的毕业生为骄傲。三是普遍主义精神气质。丁著指出普遍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教师来自五湖四海而坚决杜绝近亲繁殖；学生来源广泛、多样，不以一个标准筛选、不用一个模子塑造；教授课程和研究项目上坚持普遍主义、世界主义。事实上，即使我国最好的大学也几乎在每一点上都与世界一流大学相距甚远，而且这种差距如丁学良先生所指出的，不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不同。中国大学原本起点不低，它的落伍源于50多年前走苏式道路后与世界大学主流脱节这一不幸事实，其中，对大学所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功利性定位导致的脱节是彻底的。这种定位延续至今，成了中国大学步入正途所面临的最严重困扰和障碍。近年来，我国的国际的综合竞争力连续下滑，也无疑与这一事实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展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也使中国面临着国际竞争。大学不仅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当今的激烈国际竞争中，更是影响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一流大学除了必须有世界一流教学科研成果和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等硬指标，还必须特别强调宽松活跃的学术环境和追求真理、创新知识的科学精神。中国的大学必须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教育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要以开放的心态，善于借鉴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形成广阔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国际理解，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竞争，才有可能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据统计，欧洲国家每年去美国留学的青年学子中，有一半的优秀人才留在了美国。国际竞争力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即各个学科的拔尖创新的领军人物等都是跨国界流动的。他们倾向于流动到最有利于发挥他们效用的地方。一流大学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学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早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中英大学联席会议，就连一些英国的大学校长也抱怨人才外流，流到了美国，他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汇聚形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各方面领军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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