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中国道路
如今汽车开始在北京限行,道路越来越拥挤。虽然道路在不断地扩建,但是出行依然我行我素地越来越不方便。如今的道路的扩建和管理在不断地改革。由此总是有一些感叹。
道路是人行车走的地方。它用于交通和运输。
考古表明:道路在我国商朝以前就已经存在。当时的道路只有马车轮距那么宽,以至于常年轮箍的碾压,形成两条深深的轮沟。古人称之为“轨道”。商朝晚期,奴隶社会逐渐衰败,各路诸侯纷纷崛起。为了扩张和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纷纷根据自己的情况制造战车。由于各国战车轮距不同,于是当时主要为战争服务的道路就有了各国的特色,可谓“燕瘦环肥”各具千秋。
战国后期,许多国家或因腐败暴稞(税)、或因管理无善、或因国小势微纷纷灭亡,仅存秦、晋、魏、楚、鲁、赵、燕七国。当时有一高人曰苏勤,居然能够同时出任六国宰相。一日苏勤处理完政务于楚国启程,经魏赵两国赴晋国公干。因路途遥远,须日夜兼程。楚君特制大轿一乘,内置卧榻。令卫兵数十人骑马跟随。因当时各国战乱纷纭,一行人不敢取官道而沿各国边境左突右绕,蛇行而进。每每苏勤一觉醒来,总是知道身居何处,令向导和侍卫大为敬服。曰:“苏相国真乃神人也!”后有司马迁在《史记》评价曰:“此皆道不同轨耳!”意思就是:苏勤只要看看眼前道路轨迹的宽度就知道身居何处。【批注:随从若不愚钝,苏勤启不小儿科?】
后来秦王扫六合,建立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他推行的暴政世人皆知,他修建的长城是妇孺皆知。然而在他推翻奴隶社会后的历史贡献中的具体国策就没有多少人清楚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和统一道路(车同轨)。
说来令人费解:古人在2000多年发明的道路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经司马迁的《史记》,过司马光的《资鉴》,再延王安石的《资治通鉴》……,直到和绅、纪晓岚的《四库全书》,乃至郭沫若和费孝通的《中国近代史》在考评中国历史的道路时,都没有发现所谓车同轨,若两车相遇时又如何飞身而过?不会先将一辆车抬出轨道,让另一辆车过去后再将此车搬回轨道吧?如若此番,我们的老祖宗是不是太笨了一些?这不象是我们华夏文明。如若秦始皇他老人家一开始宣布中国实行车同轨,并且在不远的距离上就布置一个类似我国早些时候的单轨铁路的站台,上面放好烟火,安置一个车辆过往调度…,着哇!那边有车过来,这边车辆进站避让。如若两车都未进站,则由调度决定:一注烟是西向放行,两注烟的是东向放行…再加点儿红黄篮烟…嘻嘻,怪复杂的。果真如此的话,那我们老祖宗在道路方面的发明、建设与管理岂不是比英国洋鬼子早2000年?
笑口西过去人们会说:嗨,干吗不把路修宽些?
“奉天成誉,皇帝昭曰:酌,普天之下,莫非皇土。酌,车同轨。钦此。”圣旨宣毕,太监公公狐假虎威:没有曰车同双轨或者多轨,谁活得不耐烦了,敢在皇帝头上动土?阉他娘的九族!那多轨之路不就成了宫女梳头的蓖子了吗?于是车同轨道路还真就延续了千年。赢政父子在位几十年;汉高祖刘邦偕子孙统领东、西两汉400年;隋阳帝杨氏家族不足百年;唐太祖李渊及唐太宗李世民统治大唐盛世又是几百年。直到宋太祖赵匡胤年间,人们发现用石头铺砌的道路可以解决车同轨时两车相遇的尴尬问题。其实那路根本无轨。从河南驻马店出土的道路遗迹可以看到:岁月的沧桑只是在那不宽的石路面中间拂去了一层斑驳的年轮。使它中间凹陷部分随着路基一直延伸到远处的荒草和野坟之中。
中国的道路终于在宋朝有了改变。中国的车却几乎没有变化。当年魏武曹操挥师南下所使用的战车与我国前些年山西腹地农民使用的牛车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对古人发明的车辆的信奉和虔诚的程度,就象学子对孔夫子的顶礼朝拜一样,随着年代不断地久远,却从来不曾怀疑过。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积累着辉煌,却也沉淀着偏执与腐朽。在我们南边两公里的南宫苑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农业机械展览馆。其内居然陈列着东汉末年诸葛亮七擒孟获时使用过的木马流牛! 说笑了,那仅仅是个赝品。令人惊讶的是:仿制者竟然是现代中国农业的最高学府:中国农业大学。
几千年了,道路因社会的发展不得不改,车子不得不改。然而还有许多更落后的东西在吞噬着我们,同样是几千年了,为什么没有看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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