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0年的一天，在连接秦魏的大道两旁草本葱郁，只有时而的野兽出没才会打破原始的静谧。在青石野草掩没的野径上，一位单薄瘦弱的年轻人正风尘仆仆的至东向西跨越函谷关。　

他要去的是一个地处西陲的没落之邦。　

那儿有他的妻儿家小？那儿有他的挚友？不！他低着头，大步弛走，沉思的脸庞上写满了愤懑，他刚刚被当权者冷落。　吸引他西进的是几片刻满文字的竹简抑或木片。　

就在前一年，即公元前359年，一个21岁的年轻人开始执掌这个沉落国家。这位和亚历山大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雄心勃勃，自然无法容忍日益西沉的国势。　

尽管太阳的光芒被原始的丛林遮挡，然而一丝美丽的返照仍给这位头脑和牙齿一样健康的年轻人些许希望。　

三百年前，他的前人秦穆公就曾独霸西戎。贤人百里奚和蹇叔以及他们的后人力助穆公向西大破晋国，并一举征服数十个小封国，开疆拓土二百公里，成就了春秋五霸的伟业。　

再往前，距今三千年前，周王朝在镐京统治着中国。　

在王国的西北边陲生活着一个专门为国君养马的部落，他们就是最早的秦人，也就是他的先人。上天似乎有意眷顾这个养马的部落，转折发生在公元前771年，这一年，来自西方的游牧民族攻陷了都城镐京，周王朝被迫迁都，在周平王东迁的漫漫之路上，养马的秦人出兵护送，周天子为表彰秦人的忠诚，封其首领为诸侯，也就是后来的秦襄公。秦人就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从此以诸侯国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　

到了一百年后的战国，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时代，虽然依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这个蛮荒到父子兄弟姐妹不知分室而居的偏僻小国似乎很难看到光明。　

为了重现先人的霸业，重得中原各国的尊重，即位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招揽人才，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初年，这位刚过20岁的年轻人有如此的远见与卓识不得不让今天的我们折服。我想说这样的认识堪比当时培根的那句“知识就是力量”。　

这位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写上一笔的国君发布了一封真诚至极的求贤令，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几片刀刻的竹简。很难想象，在前路漫漫，山水阻隔的秦魏之间，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前面提及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在静静的寝宫里深思文告的每一个字，一个在绝望的魏都街头顿时心花无涯。　

这封日久弥醇旷古旦新的文告是怎样写的，不需要我的赘述，然而由它所带来的惊喜却是：两个将要摇晃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在一个余辉耀目的黄昏相遇了。　

行者步履坚定，侍者从容候时，无疆无束之路上，驶志者终有出头之日。　

那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年轻人的一个——公孙鞅背着空空的行囊，静悄悄地踏上了栎阳的街头。时光太过久远了，我们不知道那天的公孙鞅是否疲倦，我们更不知道他是否会像所有离开故乡到异地的流浪者一样满心悲凉。但我们一定知道，在太阳西沉之后，他一定轻轻的叩响了一家客栈的房门，用涩涩的异域口音向伙计要了房间。　

我想他知道，这个除了秦腔和狗的小小村落，也曾有过光辉的岁月，美女珍宝无数。我想他也知道，作为秦国的首都，另一个年轻得刚出少年头的赢——也就是秦孝公，将在这里实施他的变法之梦，而帮他实现这个梦想的正是刚刚躺下的他。　

他们真正的四目相对来得并不困难，一个在政界，又特别是在丞相身旁当了四年秘书的资深政客来讲，要打开通往最高决策的门似乎并不困难。他找到的中介人是孝公的秘书——景监。这个存有贪念的中介人很快完成了交易。　

公孙鞅是有着法家血统的，他所追崇的吴起李悝骨子里就是道。而在起初的几次交谈中，公孙鞅并不急于讲述自己的主张，而是大谈王道，这使得孝公十分乏味，甚至反感。但有一天，当他发现前些天迂腐至极的年轻人和他有同样想法的时候，他慢慢移动双膝身体和心思都倾泻到了这位不远万里赶来的求职者身上。他所问的不是鬼神之事，他所听的也不是无为而治，他感兴趣的就是霸道，几番深谈下来，只剩下一字“善”。而对杜攀，甘龙的争辩，只是三缄其口，沉默不语，其结果自然可知。　

公元前356年，年富力强的秦孝公任用大他一岁的公孙鞅开始全面实行变法。在变法之前，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尽管现在已经家喻户晓了，但我还是要充当一下颂扬者。　

左庶长公孙鞅把一根木头立于首都栎阳的南门，并宣布谁将此木移到北门赏金十两。孤疑中，一个估计确实在为生计犯愁的青年如令照行，并如数领到了十两黄金，这就是“涉木取信”的故事。凭着此事，他取得了百姓的信任，成功地开始了新法。　

他制定出了极其严密，分类齐全的法律条文，初步奠定了《秦律》的基石。虽然后人多有批评之声。但我认为此时的法律还是功大于过的。　

公孙鞅规定，父子兄弟姐妹不许睡在一个炕上，要分室而居，这样的规定在今天看起来是如此的荒唐，但公孙鞅这位从中原大地一路走来的行者首先要改变的是秦人的礼仪和羞耻观，这是一项跨越时代的移风易俗，是秦人从蛮夷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　

一百年后，和公孙鞅有着相同经历的行客——李斯，曾大赞这项法令。　

法令还规定全国统一使用度量标准，包括长度体积，没有涉及到文字，显然这时候的秦国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和需求，这项更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规定是由他的后来者李斯来完成的，这个一样不远千里西入函谷关的行者，显然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焚书坑儒”之过，但他　对于秦帝国的功勋，对于后世中国人的贡献还是值得我们为这“黄犬”一叹的。　

法令还规定建立地方政府机构，有了村乡县、中央四级，可以讲这项法令为秦始皇赢政的郡县制作了铺垫，直到今天，这样的行政机构划分还存在，县的称谓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个在今天的汉语词典中，仍然解释为行政区域单位的名词不知当时的公孙鞅是如何想到的，在建立行政区划的基础上，法令规定什伍连坐制度，我们承认其间有消极的因素，但在当时奴隶制度瓦解，封建主义正值青春茂盛的时代，重赏重罚未免不是一项好的措施。检举作奸犯科之人是情，是道德的低限，是义勇之举，任何时代都需要，如今世界各国的警察们破案的重要保障就是群众的举报，你能说这样的制度不民主，不道德吗？有人将这里的检举与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更有甚者，认为其为中国人好检举的根源？　

试问，好管闲事的美国公民，好举报的根源何在？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全民迷失的年代，检举是什么东西，老一辈更有感触。我不想去深入分析文化大革命，只是想说公孙鞅的变法在当时那个蛮荒的偏远之地，积极因素肯定要大于消极因素。　

还有人将变法中连坐举报视为不民主的举措，动不动就拿同时代的希腊说事，左一句希腊城邦好，右一句希腊民主好，殊不知，三千年过去了，希腊城邦在哪儿？希腊民主在哪儿？　

退一句讲，在一个新旧时代变革的阶段，在一个生产力水平还只有奴隶制水平的社会，你要去苛求得到民主，那不是像要一个不会爬的小孩去跑一样的吗？特殊的历史阶段给了我们特殊的历史使命，而公孙鞅的变法完成了历史使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同时代的人留下的证据，事实上在一个越是落后的地域新的举措越能获得效果。公孙鞅抓住了历史机遇。　

法令还规定每一个秦国人包括世袭贵族和富商子弟干事，一律去边疆垦荒或当奴隶。在人口稀少的西北高原，秦国的发展对人口的需求是多么的渴望，今天的中国人或许感觉不到，毕竟现当代的中国人太多了，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去泸沽湖走一遭去感受一下那里的走婚制度，你就会有感触。在生育能力，人口存活率都不高的战国时代，这项完全打破旧规则的法令如春雨一样浇灌了西北高原，丰茂的野草使养马的秦人日渐增多。除此之外，法令还大力引进移民，不分国藉，入秦垦荒者，九年不收田赋，而且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我不谈以后由此产生的兼并，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就当时而言，这样的举措确实招来了难以计数的有生力量，此外，法令规定一家两男就必须分居，这也是增加人口的重要举措。不知道今日沙砾四起的西北高原跟这有关系没？增加了劳动力，补充了兵源，开疆拓土有了可能。　

法令还规定了一项浩大的面子工程——迁都咸阳。很难想象，这项决定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是栎阳这个渭水岸边的小村庄确实太贫瘠？与秦国蒸蒸日上的国势不相称了？我不去作深入的分析。　

法令中受到后人关注程度最深的，对秦国发展最具实质作用的是那项军功受爵制度，可以说正是这项制度使一个侏儒在光阴打盹的间隙一跃起成为巨人，是一项神奇到无法解释的制度。　

告诉秦人，生活中只有两件事情，耕田和打仗。他规定凡是立军功者，各按功劳大小受爵赏，私斗者则视其犯罪轻重受罚。并制定出军功级别，一到八级为民爵，九到二十级为官爵，到了二十级就是食邑，也就是到了诸侯级别了，士兵在战场上每斩敌首一级，就晋爵一级，而且爵位可以转让。战死沙场的士兵可以将生命换来的封赏留给家人。在一个等级贵贱如此分明的时代，彻底打破阶级差异，鼓励社会的最底层通过军功获得社会地位，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勇敢的创举。这种明目崇尚勇武的风气影响了每一个秦人。在秦军东征西讨的战场上，士兵的胳膊下夹着俘虏，身上挂着人头，追杀逃跑的敌人。这是《战国策》中的描述，虽有谋士极力渲染秦军之嫌，但也不能不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秦人的战斗力。　

苍凉的西北高原，膘壮的秦腔哼唱者们如今只大声吟唱《秦风》，那声音振天动地。给中华民族的血性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在一个青铜还处于统治地位，铁器还未赢得普遍认知的年代，战争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士兵的杀气和勇气。　

耕战、军功这个在秦国延续了１３５年的举措把一个没落的边陲部落变成了一个傲视天下的强国。公元前２９３年，重装铠甲护体的魏军未能抵挡住赤膊上阵借酒壮行的秦军。从此，魏国衰落不起。　

公元前２７８年，秦军攻占楚国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都城郢，楚国大势已去，公元前２６０年，秦军在长平消灭整整４５万赵军精锐。自变法以来，强大的秦军通过一次次的战争消耗了东方列强的军事力量，在此后１３０年的岁月里，秦军歼灭了东方列国军队160万人，到公元前221年，最后的齐国不战而降，秦军挺进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临淄。从崛起于西北高原到一统华夏，变法后的秦军只用了55年，在半个世纪的寒暑易节中，人们似乎记住了始皇的非凡气度，记住了旷世奇才白起的不朽军功。但人们或许不会过多的谈起这只伟大的军队背后曾经的设计师——公孙鞅。　

当秦人的眼睛为齐国的富黍，楚国的神巫所吸引时，人们忘记了他们所流淌的血液中，那不息的游走是一个人输入的，是一个来自异域的行者给了他们看到天空，关注风云际会，并有勇气和能力参与其中的魂力。　

我们可以毫无掩饰地讲，是公孙鞅为秦帝国的诞生打好了基石，并且使帝国的广厦在一夜之间拨地而起，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又有人要攻击我说这种近乎野蛮的法令制度算是成功吗？无情残酷，刻薄成了很多人给予公孙鞅的标示。但我要说，在那个礼乐分崩离析，群雄逐鹿的年代，什么最重要？是生存！一个不见天日的荒蛮之地依稀间一统天下靠的只能是武力的征伐。你说靠孟子的仁政可以吗？靠墨子的兼爱非攻可以吗？　

在同时代的希腊城邦里，梭伦、克里斯提尼、厄菲阿尔特、伯里克利等伟大的思想家确实为人类的民主之路照燃了明灯，但在黄河两岸中国的百家争鸣丝毫也不逊色于斯。文明的曙光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光耀着不同的子民。在东方，是公孙鞅的军攻授爵成就了始皇的千秋大业，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大统一，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然而，商鞅（现在我已经可以称呼了）是有局限的，这如同任何生命都有着局限一样不可回避。自然变法也是有局限的，在一个民族还没有真正大气的胸襟时，敢于向前迈步的英雄只能用牺牲告慰先人。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终生布道无果的孔丘，身败名裂的商君（我真忍不住要改口了）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338年，英明的孝公悄然离开了人世，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君臣搭档从此阴阳相隔，事实上，咸阳宫内早已是杀机四起，伺机报复的太师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一条后世悲剧英雄无不为其所害的罪名——造反。　

连夜奔走的商君到了关下。　

那个星星闪亮的夜晚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如此的黑暗，我们承认商君太过“锋芒毕露”，太过孤高自许，率性而“绝情”，身居庙堂之颠而无视母亲为奴，忍使意中人琵琶别恨，剐去人官场异己者之足，不一而足。甚至到后来众叛亲离，人人欲杀之而后快。然而这个血性充沛，“无情无私”的男儿，在中华民族泱泱人物长廊之中是太过罕见，罕见到无和者，被史家后人抛弃不就理所当然了吗？　

那个客栈的主人以无证件为由拒绝了法令的制定者，当然他是没有错的。我想那时的商君也已经想到了结局。尽管他还试图反抗命运，但这位行走在刀锋利刃上的独行侠，披荆斩棘之后，发现他走上的却是一条不归路。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不治之世，性命似陶土一样随时都可能粉粹，这位毅然踏上秦国土地的年轻人最终殇于车裂似乎是注定的。　

然而在一个以历史悠久自矜的国度，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古往今来志士仁人不惜抛头洒血也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卷“汗青”，让你前见古人，后追来者，你有限的生命将超越悠悠岁月而绵绵无尽，你的悲枪与豪情在千百年后犹有知音为之拍案而起。　

公元前338年，这一天，秦国的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兴奋，只想去看看昨天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神秘权势者到底什么模样。道路两旁，鸭脖子长长的张望，他们看到的仅是五头牛杀死一个人的血腥场面，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公孙鞅——这位胡须犹存的驭志者倒在了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大厦旁。他残碎的身体飞溅出的铁红的血液，浸透了竹简上象形文字闪烁的冷酷。　

这道来自两千年前划破长空的闪电，这道在疾风暴雨中接天贯地的长虹，这道燃起亮光与火苗的薪木刹那间消失了，远离了恶欲，远离了背负的“罪恶”。　

一个代表着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最高智慧与能力的行者无畏的远走了，一个驭志无疆的盗火者终于把自己燃尽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