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月底到现在,尽管只过去了十几天,我却已买了两辆二手自行车。第一辆是房东的,房东给开了张写着双方名字和电话的收据,第二辆是同一小区一家住户的,主人说可找到发票,第二次再去还没找到。现在手里有的,只是主人写的一张白条。第一辆被一位不认识的人骑走了,第二辆自己至今还骑着,啰啰嗦嗦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自己都觉得没意思。可还是希望说清楚,因为每当骑上它在大路上看见警察的时候,总是感到有点害怕。尽管钱包里很仔细的放着那张白天,但是如果也碰上上海那个认真负责的警察薛耀,再来一次人身的查询的话,你怎么能不发抖,甚至岂不是要死两回!
无论如何,杨佳肯定是要死了,杀人偿命一点都不含糊,其实根本用不着什么任何的现代严密的法制体系和科学的技术司法鉴定。算起来,陪他一起死的,除了那六个冤魂,还有其他的陪葬品,为他送行的,除了撞撞的招魂幡,还有同时诞生的浩荡的英雄们的身影。
英雄永远是站在前排的。薛耀应获得今年最负责警察奖,陈银桥和高铁军等建议获最佳身手奖,督查吴钰骅的最优口才奖绝对不应旁落,快速抓了造谣诬陷犯郏啸寅的上海警方更应获得最高效率奖,而能在精神病院获得家属委托的谢有明律师没问题可以领受最佳创意奖,考虑到同时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和被告律师的身份,翟建大律师无愧是年度最优双面间谍,距离现场很远,却功不可没的北京公安,能够如此默契,这么适时的让杨佳母亲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地点失踪自然是最佳配角奖当之无愧。而那些很好拍摄、编导、演绎了一套司法正义、社会公正,法律尊严的专家、学者、精英,都在这么一场辉煌的大片之中,都有着理想的表现,想必事后都将成为中国大地上冉冉升起的新一代明星。
送葬的不过是一个过程,陪葬的就永远跟着死者消失了。这陪葬的队伍里,除了失踪在精神病院的一个女精神病外,总觉得还有以些宪法的影子、一副执政能力的皮囊,一把人类良心的碎末、一具人性本原的尸体,加上一缕社会正义的香烟,和林立的树立着的写满了原则和职守的招魂幡。
有这么一个宏大的队伍,有这么一套严格的规范,如此郑重其事的为一辆微不足道的自行车送葬,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可这么一个热闹的场面,对于一直爱看热闹的国人,又怎能不令人欣喜的观望!
前几天,宿舍楼下举办了一个异常隆重的葬礼。死者也是一位意外死亡的警察。据说原因是高速公路上收费站的小姐说司机交的是一张百元假钞,于是就吵了起来,于是一个警察就躺在了汽车轮下。葬礼的规格很高,具体花了多少费用,非我等草民应该关心的,但是这两条人命的价值完全可以准确的计算出来,那就是等于一张百元假钞。而如今七个人的价值其实不如一辆自行车!
幸运的是,至少你还知道有过这么一群人,有过这么一回事。且至少还在提醒你在骑任何一辆自行车时,都确保携带合法的手续。这也许是新时代的前车之鉴。想来如果杨佳不是骑着自行车走在上海大街上,而是趴在了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的工作面上,怕是他同时还有几十个同类,也早被封了口,那临死的哀号,也只有在世界另一侧,宣示自己曾经的存在了。
杨佳说“凡事要有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看来他这话一定错了,就跟他杀了六个素不相识的警察是罪恶一样。而他反复质问的“警察到底打了我没有?”这话实在不该现在就问,而应等到那边问阎罗吧。
想起一个杂文家写的文章《 为国分忧,就早点死吧》,知道如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数额庞大的退休金压力已经使现有社保体系难以承受。在国际金融风暴的今天,每个人都要为国家做贡献,尽管你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奉献的地方。如果都像杨佳那样,自愿早点安息,应该也算为国家做贡献了。而且一颗子弹的价格毕竟比在医院躺上几年的花费要少的多!而最后的结果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没有那样的勇气,那就等着尽快的获得而一个机会,来一个守法的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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