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话机　黑色的记忆

早年读《紫罗兰》杂志，有一篇翻译小说《片纸》印象颇深。作者是瑞典的斯特林堡，他以极其简练高度概括的笔触，从最后一辆搬家车的离去开始写起，帽上缠着黑纱的主人公（提示他刚失去亲人），对即将要搬走的房子作匆匆的最后一瞥，没有什么遗漏了，当他准备把这里的一切统统遗忘时，电话机旁的墙上，有一张写满字迹的纸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浅黄色的有光泽的便笺纸。他把它放在起居室的壁炉架上，开始俯身读了起来。”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这是一张纪录电话号码的便条，他在短短两年里和妻子由认识到订婚、装修房子，去歌剧院看歌剧、结婚生子、请保姆、岳母来探视，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电话号码串通起来的，再后来医生和药房的电话号码也出现了。“下面的字看不清楚了，他眼前一片模糊，就像溺水人透过海水看到的那样。只有三个黑体字还隐约可辨：承办人。在后面的括号里写着‘埋葬事宜’，一切都到这里结束了。一个大棺材和一个小棺材。”　

在短短的两分钟里，他又重温了他这一生中这两年的光景。其实没什么故事可言，只是用散文化的文笔，抒写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但足以触动每个有相似经历的读者了，使我看得泪眼模糊，不忍卒读。

在我的生活里，也有一段尘封在记忆深处的经历，而这恰恰也和电话机有关联。由于上海开埠较早，40年代初就用上了拨号盘的电话机。我家也很早就安装了这种黑色的电话机，是装在客堂间的墙上的，离地较高。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颇具神秘感，只要清脆的铃声一响，就会迫不及待地爬上椅子去抢接电话。父亲怕我们淘气乱打电话，就用一把小锁把拨号盘和盘面上的回键钩锁在一起，这样就只能接听不能往外打电话了。

我们这条里弄里，早期还只有我们一家才有电话，左邻右舍有时急需打电话时，会到我们家来，母亲总是很快地拿来钥匙，随他们用。他们也很客气，说要付钱，母亲绝不收的。那时月租费是两块钱，可以打60只电话（3分钟以内），折算下来也就是摊到三分多一点。超过这个数，每打一次收费5分钱。这样，我们又多了个跑腿的任务，有时打进来的电话是给邻居的，小孩子们就自告奋勇做义务传达员。当然，邻居们也很通情达理，逢年过节总是少不了给我家送月饼、粽子、水果、糕点什么的。

电话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欢乐。但在我记忆深处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件终生难忘的、时隔几十年后犹历历在目的往事。噩梦就从那天开始----

那天照例吃完早饭背起书包去上学，我才上小学一年级呢。中午回来觉得家里气氛不大对头：只有佣人一个人在家，妈妈到哪里去了？我问她。她有点支吾，不知该怎么回答的样子。我急了，她才说去了医院，是救护车把妈妈送去的。几个哥哥都已赶往医院了，爸爸的单位在浦东，那时黄浦江上没有桥，还在渡轮上往回赶呢。我吵着要去医院，她也不知道是哪家医院，大家都没心思吃饭，下午我也没去上学了，呆在家里干着急。

漫长的等待后，终于传来了噩耗，母亲因胃穿孔不治身亡。妈妈平时偶有胃痛，也不怎么当一回事，吃点胃痛药也就缓解了，谁知酿成大患。那天她买了菜回家，感到胃隐隐作痛，便吃了药躺在床上休息一会，不想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反而在床上疼得打滚。佣人看着不对劲，手足无措叫来邻居，邻居硬是把墙上锁着的电话键盘用劲掰断，喊来救护车……

电话没有挽救住母亲的生命，那折断的拨号盘就像一个掉了牙的老者豁了个大缺口，十分丑陋。几十年来它仿佛一直就是以这种形象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即使后来换了新的拨号盘，也还是那样。那年，我虚岁六岁，才上一年级没几天，刚学完语文第一课：来来来　来上学；去去去　去游戏。好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痴想，打个电话到天国去，妈妈在那里会收到我打去的电话吗？我家的电话号码是82534，她应该记得的，为什么从来也不打一个回来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