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一个宴会上，有个哥们喝高了，拉住我大倒苦水，说他以前生意好的时候，腰缠万贯，高朋满座；今年公司倒闭后，负债累累，以前的“高朋”个个对他敬而远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这个哥们絮絮叨叨地感叹。

我说，他没有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但是可以同甘共苦的；真正的朋友不是用金钱来维系的，或许只是一声问候道声平安。于是我将我八年前的一段经历说给他听，他听完后，良久，说了句“你比我幸福”。

说真的，这段经历不怎么幸福，甚至有点心酸，但是，我这辈子恐怕也忘不了这段心酸并幸福着的日子。

那是2000年春，我和同学宏智、培基相约来到东莞市长安镇找工作。

当时，戴甲权、肖大、夏猛三个同学在长安打工，都是刚进工厂，职位不高，工资也不高，但他们三个还是集资在锦厦村租了间民房添置了些生活起居用品，将我们三个安顿得妥妥当当。

我们是同学，更是朋友。自从毕业分别后，我们保持的是书信、电话联系。如今，几个老朋友终于团聚了，我们显得分外激动与兴奋。所以一到晚上，六个人就在租房里做饭、吵闹、闲侃，累了就相拥而睡，其乐融融相处无间，跟在学校宿舍没什么两样。

早上，我们同时起床，上班的上班，找工作的找工作。

戴甲权他们三个早我们来东莞，对这边的行情相对熟悉点。早上出门前，他们嘱咐我们，找工作一定要厂门口的招工信息才可信，那些电线杆上的、路摊上的、职业介绍所里面的信息都不可靠等等，婆婆妈妈了一大堆；晚上回来后，他们又问了一遍当天找工作的情况。听得我们三个耳朵都起了老茧。

半个月过去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不是没有工厂招工，而是我们的学历低也没有三到五年的工作经验，所以面试了几次就失望了几次。而这时，口袋里仅有的那么几个钱也折腾得所剩无几，离他们发工资还有半个月，眼看就要断粮。

我们几个晚上碰头一商量，一致决定：上班的三个就在工厂食堂吃，三个没工作的就去乌沙村找那些打散工的老乡，暂时跟他们做几天散工赚点生活费。

在乌沙旧村租住的都是那些上了年纪靠打散工赚钱的老乡，搞建筑的、收垃圾的、搞清洁的等等。他们勤劳、节约，几乎所有的工钱都按月寄往家里或存在银行里，吃喝拉撒全在这清一色的破瓦矮房里面凑合。走到这里，听到熟悉的乡音此起彼伏，倍感亲切，仿佛走进了久违的家乡村庄。

听我们几个戴眼镜、外表斯文的年轻老乡说明来意，他们的表情由惊诧到赞赏，然后热情地招待我们。并介绍我们三个在他们做事的垃圾清运站搞装卸，15块钱一天，当天做完当天结算，一天装卸一卡车，还算轻松。

跟这些上年纪的老乡在一起做事，很开心。他们的乐观、他们的知足常乐，时刻感染着我们，偶尔来几曲荤段子，更是逗得我们笑歪了嘴。

日子又开始滋润起来，情绪马上高涨，失落的神态一扫而光。吃饱喝足后，我们几个开始憧憬，从工作到房子到女朋友到老婆到孩子，甚至还一起讨论给将来的孩子取名字。年轻人该想的能想的，我们都想个遍。

当三个人赚了两百多块钱之后，估摸熬到他们发工资应该没问题了，老乡就建议我们继续找厂，毕竟，我们还年轻，还有美好的未来与梦想，没必要将年轻的生活和希望全押在装卸垃圾上。

我们为找工作做了规划，首先制定找工作的路线：从租房出发，走107国道，到长安农贸市场，插乌沙，过陈屋，再到江贝，然后沿振安路转锦厦河西工业区回租房，争取一个早上将这一带好厂大厂转个遍；然后决定找老乡借辆单车代步，一个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二个为了更快更好的躲避治安队的查户口。因为那个时候暂住证制度还比较严，我们根本就没办理暂住证，除了没暂住证之外，我们其他证件基本齐全，所以我们常自嘲为“一无人员”。

于是，2000年春季，东莞长安的早晨多了这么一副流动的风景：一辆破单车，三个流浪汉，齐心协力，分工合作，有条不紊，在工业区的大街小巷穿梭；培基坐前杠负责掌龙头，我坐中间负责踩踏板，宏智坐后面行李座负责警惕过往车辆和治安队员。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工作还是没着落，晚上回家后坐在一起，叹气的叹气，发牢骚的发牢骚，恰好上班的三位发工资了，心里才有那么一点底。互相鼓励一通后又头碰头的商讨面试失败的经历，将那些主考官的提问列出来一起想答案，实在想不出来的，就从那些地摊上买来的资料上面查阅。慢慢地，我们对一般的工厂运作流程和具体的职位有了相当的了解，同时也具备了应对面试的基本技巧。

假如每个应聘者的经验都象我们一样从面试过程中得来的，这对那些动不动要三到五年工作经验的用人单位来说，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悲哀。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尽管我们很小心，某天早上还是在锦厦被几个治安员逮住了。

我们三个面面相觑，暗自叫苦，尤其看到10来个治安员从另外一个巷子里押了一“串”人出来，我们的心更凉了。只见后面的人用双手搭在前面的人的肩上，一个接一个往“治安巡逻”货车车厢里面赶，活象我们在农田里抓泥鳅一样串成一串，场面很滑稽，我们甚至想笑，但是我们从彼此的脸上看到的是沮丧。

由于人太多，当把那“串”人赶进车厢，车厢就爆满了，我们三个根本就挤不进去。于是留了一个40来岁治安员看住我们等下一趟车。

等车走了后，那个的治安员压低声音跟我说：“你们给我150块，我马上放你们走。”

别说150块，就连15块我们也心疼啊。看我们还在犹豫，那治安员就开始恐吓：“算了算了，还是送你们上治安队交200块的罚款吧，要是舍不得钱，过两天就送樟木头收容所去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赶紧掏了150块钱给他，落荒而逃。

那天晚上，我们自我解嘲地将白天的故事改成小品演绎了一通，接着又用“塞翁失马”的故事互相安慰，才蒙头大睡。

此后不久，我们终于找到了工作。宏智进了锦厦一工艺厂做彩绘员，培基进了上沙一工厂做仓库文员，我也进了一鞋厂做员工。我们进的都是小厂，工作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工资低，虽然不满意，但是很满足，最起码管吃管住，三个月后工厂还统一办理了暂住证，下班后在工业区溜达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8年过去了，兄弟们的情况都得到很大的改善。工作经验有了，找工作的途径多了，于是我们相继跳槽。戴甲权现在是长安一家外企项目工程师，宏智现在是深圳一公司的程序开发员，培基如今在潮州一工厂做主管，夏猛在惠州一工厂当技术总监，肖大跑去浙江开工厂自己做老板了，我也于2005年初在深圳找了个还算轻松的工作。

每当我们回忆起当年的往事，都会感动满怀唏嘘不已。不管是苦难还是幸运，都是人生宝贵的财富。因为它使我们懂得了感激，学会了珍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