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玩军旗,很早就知道司令比军长大,军长比师长大,师长比团长大,可最后抗军旗的一定是最小级别的,不是工兵,就是排长。那时候尽管还不知道什么叫级别,但应用已很熟练了。
后来小朋友玩抓坏蛋的游戏,最后坏蛋一定会被抓住,而且还有精彩的结局:就是将坏蛋绑起来,让一个最高级别的军官威武的喊一声:“我代表人民、代表党宣判你死刑。”随后“砰”的一声,坏蛋死了,人民就开始欢呼。至于墙壁坏蛋的人代表的“人民”究竟算那个级别,军旗里没有,咱也不清楚,反正觉得这级别和权利一定都很大。
上学以后,知道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而自己也是人民的一员,当然就更自豪了。至于在文革中,更是以自己是人民一员而自豪,于是,也就理所当然的觉得有权对四类分子和牛鬼蛇神们,采取任何你愿意采取的花样处罚了。
上班以后,慢慢知道“人民”这两字,不能当饭吃。而且这两字也不那么吃香了,更多的时候换成了“百姓”,就算你还自以为你还是主人翁。可当你对面的自谦为公仆的人,也一定要低头哈腰,赔上笑脸。这样的场景经历的多了,慢慢也就知道了自己的级别,尽管不是任何一个红头文件曾经规定过的。
古语说宰相府里七品官,就是一个皇宫小太监,出来了也应该有巡抚总督的级别。这当然是过去的事了。现代也有句俗话叫“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一样可以想见北京官的级别之高。
刚毕业不久,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来企业公干,本来在一块嘻嘻哈哈没大没小的,可真开会的时候,人家也站在第一排,分配的时候也享受一份最高级的礼遇,讲感谢话的时候,人家也排在第一位。因为那是“北京的领导”,尽管他当时也只是个小小的办事员。
后来接待的官多了,更加知道了级别的重要性。平常的日子,县长要来,厂长就像迎皇帝一般隆重。可省长也要来了,厂长自然还是一样忙活,可县长却成了三孙子。假如部长也要来,本来曾经被隆重接待的副省长,这会儿也办事员一样忙活。然后,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认认真真的形式、扎扎实实的过场”,一个绝对主角的“真糊涂”让一群甘当陪衬的“不明白”忽悠了一阵,一切皆大欢喜。主角走了,各位尊神立即回归本色:厂长依然在县长面前点头哈腰,县长依然忙不迭的给省长端茶送水。
这么多年了,也还是糊涂:到底公仆们的级别有多少。大概就是组织部长也说不清。毕竟在红头文件上明确了的只是一部分,“相当于”的可能也不那么明确,而在字里行间之外解读出来的也许更重要。于是,“领导排队”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会安排座位”也作为晋升中级职称的一个条件。
不过,级别虽多,可好比巍巍金字塔上各层的台阶,明白不明白似乎也没什么用处,因为你永远只是最下面的一层,不祈望靠此晋升,只需对所有的上级仰视就可以了!
这样想,其实也很自豪。就算不是“主人”了,至少还是“社会主义墙脚”,不是随便什么人敢“挖”的。可如今连这点自豪都没了:“我是交通部派来的,不比你们市长级别低;我掐了小孩脖子又怎么样?我干了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 敢来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
面对一位和“市长一样级别”“北京派来”的首长,别说为自己女儿被猥亵争斗,甚至要担心自己“怎么被收拾”了,因为不过是个屁!
所谓酒后吐真言,尽管任何一个法律都没有明确“屁级”这级别,倒是这句酒后的真话,让这级别有了一个最形象的概括,让中国民众再次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育。
说实话,说某个北京派来的首长和我们市长级别一样高,这个不用首长宣布,咱也完全相信。说超过某个级别的首长有权任意猥亵女童,这种事也不是鲜有发生。倒是这位首长第一次无比肯定的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级别,这一点空前绝后的创新,真让我们大开眼界,给我们一直模糊的认识得到了澄清,给我们自己的定位彻底落实了。
千年宿命,那是没办法的事。不过,也并不完全自卑和失望。想来还找到了很多自豪:原来是这么多屁,顶起了社会主义的宏伟大厦。
又想起一句俗话,管天管地管不了放屁。就算只是屁级,至少还有自主去放的权利和自由。级别够了的部门可用权封锁所有消息,钱财够了的老板可以用钱封锁部分口腔,但是,什么级别的官才能管住这么多屁级的人放屁呢?据说吐沫多了可以淹死人,不知道这么多封不住的屁的效果将是什么?
想来屁也应有屁的作用。就算只是一声屁,也会让一桌山珍海味的宴席增添一道腻味。如果是一串连串的屁,没准就能将一个和谐盛大的会场不欢而散。假如所有屁级人的肚子上都被踏上了一只脚,忽然万众一心的一起放起屁来,那声势一定也很可观,甚至没准就能把那个自以为有权踩别人肚子的市长级的官,崩的上天堂了呢?
也许会有这么一天吧。那样的话,这也该算特色社会的一起特色事件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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