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2日，普定县邀请钱理群先生来我县为热心于文艺的人们“充电”。于是，县城的，乡镇的，不同年龄阶段的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等候先生的到来。在文学上小有名气的紫云的卓文江、关岭的李天斌都城闻讯赶来。说好下午七点半“开讲”。但大家早早地就来等候着。钱理群先生迈进小会议室，我迎了上去。杜应国老师就将我给介绍给先生。先生微笑着和我握了一下手，然后坐到侧边的沙发上稍事休息。我忙给先生和杜老师先后递上一杯茶。

看到钱理群先生第一眼，我便有佛光闪现的感觉！因为先生有一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头顶半光的脑袋，一副平易近人的圆圆的脸，以及微微的笑起来的时候，那眉际宽宽的弦月似的眉毛。看到先生这副孺雅模样，仿佛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位年已古稀的老人，而是一尊宽厚仁爱的如来。他那两寸左右的u字形的花白头发，柔顺地分布着。明亮的灯光下，先生泛红的额头上闪着智者的豁达。先生个头不高，身材魁肥。不过，我注意到先生有一双柔细的手。我们握手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先手之手像一位很会保养的慈母之手，绵软而温情。

先生身着一件宽大灰色夹克外衣，在一位县领导的热情邀引下，步履缓而稳健地走到会议桌的尊位上坐下。杜应国老师作为主持人，简要介绍了一下钱理群先生接受邀请前来的情况后，钱先生就开始了他的演讲。在演讲过程中，杜应国老师因与钱理群先生有着莫逆的师生加朋友关系，遇恰到好处的时机，杜老师会插上两句，为钱理群先生的话语稍作解释或强调助兴，这让钱理群先生的演讲气氛更加活跃。

伴随着钱理群先生演讲的进行，他那双柔细绵软的手，时不时地配合着他的话语挥动着，比划着。时而倾身向前，时而仰身向后，时而腰立身直。丰富的表情不断地变化着。

钱理群先生说“文化大革命”之中，他到普定逃过难。他跟安顺花灯剧团来普定中学（现在的普定一中）。武斗起来时，他们又逃走。他说，在他人生最艰难时，普定接纳过他，因此对普定很有感情。他说他最早接触的普定文学人士是蒙萌。接下来认识贾正宁、丁杰。对普定文脉的承前启后深有感受。

先生从地方文化重建的话题入手，希望普定热爱文学的人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安顺市、普定县地方文化重建与全省、全国乃至全球文化的关系和我们自身的关系。

先生说，安顺的屯堡文化，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安顺地戏走出国门，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被发现、被重视的。世界有许多学者都在研究屯堡文化。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地方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备受关注。先生还说，面对我们的地方文化，曾经在很长时间，很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并且处于被了解的地位。不能主动地发掘自己，宣传自己。先生说“五.四”以后文艺创作上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是西方的概念。而中国历史上是文史不分的。怎样构建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地方所应有的知识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

先生以对安顺屯堡文化的研究为例，阐述了地方文化在继承与发展的动态变化中所呈现出来的四大特性。希望大家能在全球化背景下正确认识我们的地方文化，并为我们地方文化的重建和发展做出各自的努力。

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先生忧心忡忡。他说，改革开放到了今天，基本解决了中国最大的温饱问题。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好多了。但是，也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从精神文化方面来看，中国正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就像“文革”后期，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那种彷徨与不安。2008年，正是中国与世界面对面的最艰难的一年。为此，先生提出了四大重建的思想，即：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生活重建。先生强调，中国百姓，总是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有着相当的适应性。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倡导传统文化的多元化继承与发展。先生因此谈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先生还笑着比划着说墨子是中国最早的“青年自愿者”。先生接着谈到“五.四”文化运动，讲到古代传统、现代传统与民间传统的关系。

先生忧虑地说，当下中国最突出的是民间传统道德被打破。以前，老百姓教育下一代，或劝人为善时，最爱说的是：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否则会遭报应！但现在很多人为了钱，什么都不怕了！“反右”时期落难的人到农村，民间还有“善待落难之人”的传统。先生不无诙谐地说，要是现在重现“反右”的历史，“落难之人”再到农村，恐怕再也没人接纳了，或者要像那个年代一样接纳就很成问题了。

先生沉重地说，重新恢复民间良好的伦理道德，重建合理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特别是重建合理的制度很重要。先生希望大家能为这些文化观念的重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做出自己的贡献。先生指出，当今民间文化的空洞化、低俗化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全球都存在。先生说他在美国，读着杰克伦敦的小说，走着杰克伦敦曾经走过的路，却体会不到曾经的历史文化。虽然当年的山还在，森林、河流还在。可是现在，好多的文化都成了商品，成了空洞的符号。随着旅游文化、商品文化的发展，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地被淡化，被抛弃。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应共同面对的问题。

说到贵州，先生说，在全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贵州文化处于弱势。作为地方文化，我们的历史底蕴是丰厚的。我们要自己了解自己，要有文化的认同感。在经济、技术方面，横向地对比，贵州相对落后。但贵州文化的丰富性，包括教育资源、文化资源、文学资源等，没有好好得到开发，因此，开发起来具有多种可能性。

先生曾在安顺工作过十八年。因此他说，他在外搞学术演讲，大都是以一个安顺人的代表的角度，对安顺文化加以介绍。

先生说他欣赏宋茨林老师对李天斌、丁杰散文评语中的一句话：“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散文”。他说他改了一下，希望大家今后创作出“大土地上的大散文！”用散文的形式，发掘一个地方的文化，写出一个地方、一个家族、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多写一些小城故事、平民故事、民俗故事等。说到这，钱理群先生举戴明贤先生《一个人的安顺》为例，希望大空能写些系列文章，从小故事中发掘出大道理。先生说“小城故事”可以说是民间野史、个人生命史。可以以史记为学习的典范，写写地方大家族以及各色人等的传记之类的散文。先生再次举戴明贤先生的《海马公园》为例，阐述自己的想法。先生建议我们普定人搜集国画、雕塑大师袁晓岑的资料，撰写这位普定藉的大师志传。整理好地方文化典籍。包括古籍、志书、民间文化等。

谈到写作，钱理群先生说，我们热爱写作的人，要不断地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认识这片土地上的人物、文化以及发生的这样那样的事情。更应该认识到，创作是自己寻根的问题，是自己精神家园的问题。先生说他爱写，在写作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的同时，也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体育的最高境界是快乐；文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快乐。一个热爱写作的人，写作对其自身的生命构成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先生说，我们的这片土地，要摆脱只被别人描写的局面。要学会自己拿起笔来描写这片土地。当然也要欢迎别人来描写我们这片土地。先生建义大家学会寻找和发现新的写作拐点。但不能只是注重写，还应该找时间好好读些书，读些好书。搞创作的人，在思想上应该大胆地放开。

接下来是大家提问、先生解答。对于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一个人的圣经》中，是不是因为揭露“中国的老底”，说了直话才获奖的提问，他首先肯定高行健是一位语言大师，一流作家。在接下来回答大家的提问中，先生肯定地说，汉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丰富的语言。谈到鲁迅，鲁迅早期的作品有些狭隘，后来越写越大气，重要的是吸取了大城市的文气。先生又说到沈从文，说沈从文是乡村文化的思想者，其创作是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创作的结果。钱理群先生赞同在写作要有自己的恒常坚守，又要有创新的东西。他倡导有历史记忆的散文写作。他卑薄那种喜欢造势的无文化的所谓学者。他说，越是没有文化的人或文化、知识浅薄的人，越想用傲气、用目空一切的言谈举止装扮自己。这样的人显得高高在上，年纪大了还狂妄很很。这种人，既没有自知之明，又没有反省精神。

先生对在座的作家、学者，特别文学爱好者说，在创作中，到了一定程度，要学会坚守自己的东西，才能形成独自的风格特点。要学会辩证地处理坚持与创新的问题。先生赞同周树平的看法：文学最重要的就是语言。

钱理群先生说，搞创作的人，有写的冲动，有感而发就写。读书，不要把写书的人的思想看得过高，以免束缚了自己的思维。先生建议年轻的写作者，多到大自然中去扩大自己的胸襟。并说，写作的根本性在于扎根脚下的土地，从大地获得深厚的写作资源和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关怀。先生提倡率性而为，希望年轻的写作者，该“狂”的时候要“狂”。于是，评论家张家原（音）提到“老夫聊作少年狂”的词句来。

钱理群先生临结束前说，孤独是思想者的宿命。痛苦伴随着思想者。虽然思想者活着会感到痛苦，但不会感到空虚。功利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者常常会感到空虚。他说，如果活着主要是为了经济，那么，一旦经济垮了，精神也就随之而崩溃了。因此，这个人就容易自杀。先生笑了笑说,人活着各有各的理由。有为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活着的，有为某项事业活着的，有为享受天伦而活着的......鲁迅曾经说过，他是为恨他的敌人而活着的。鲁迅的活着理由就是，有人想要我死，我偏要顽强地活下去！

最后，先生还说，没能给青少年多提供些快乐，是教育的最大问题。

在听君一席话中，我收获了许我，也思索了许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