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应该是整整的二十年。

1987年12月1日，深圳敲响的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开创了用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先河。

当时，深圳举行了新中国内地的第一场土地拍卖，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竞拍下了位于罗湖中心路8000多平方米的住宅用地。也许事件的主角——当时敲下成交槌的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刘佳胜、举牌的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槌的里程碑意义如此突出，使得事件的几个关键词，每每出现在各种房地产大事记的首项。从这第一槌起，中国的房地产业驶上了建设的快车道，接下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开始顺理成章：中国房地产第一部法规、第一套样板房、第一幢高层住宅、第一家房产中介、第一部物业管理法规、多个城市每年两届的住交会……一系列的新生事物，沿着时间轴的延伸一一登上了历史舞台，一经产生，便成经典。

当然，把这个历史事件当做中国房产业的开门炮，是对的，但把这样一个事件作为中国地产行业的发端，本人的确不敢苟同，毕竟作为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不是一个行政的命令或者一个经济的事件可以界定的，需要的是一个完善或者基本完善的理论基础逐渐成熟的过程，那么，我们不妨把1978年到1991年，定义为中国房产行业的理论突破与试点突破阶段。因为，早在1978年，相关的理论界提出了住房商品化、土地产权等观点，而之后的1980年9月北京市住房统建办公室率先挂牌，成立了北京市城市开发总公司，拉开了房地产综合开发的序幕。1982年国务院在四个城市进行售房试点。1984年广东、重庆开始征收土地使用费。到了1987，才有了深圳罗湖中心街的中国地产那第一槌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房产行业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1992年房改全面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推行。1993年“安居工程”开始启动。1992年后，房地产业急剧快速增长，月投资最高增幅曾高达146.9%。房地产市场在局部地区一度呈现混乱局面，在个别地区出现较为明显的房地产泡沫。当时，最惹眼的词汇莫过于“海南炒地”，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给国人和行业的警示。就是到了今天，也不难从书本上读到海南地产的“泡沫时代”，说到“泡沫”，业界人士也都往往会以海南上个世纪的那场所谓的房地产“恶梦”为例，事实上，如果说是房地产“泡沫”的话，倒不如说是中国经济“泡沫”在海南房地产的一个具体体现更为确切。准确的说，那场“泡沫”不属于房地产，充其量也是刚刚兴起的海南房地产做了中国经济“泡沫”的牺牲品。海南建省初期，城市建设及全省基础建设处于一个极其低端的状态，国内发达省份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高速公路的时候，海南居然连一条像样的一级公路都没有，市政建设甚至连现在最落后的县城都不如，这种状况下的房地产能叫房地产吗？

那个时代的房地产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第一找不到谁是真正的开发商，第二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购房者。现在听朋友说那时候的海南，也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据说那时候，几乎每天在工商局登记注册房地产公司的企业都有上千家，甚至有的工商注册经营范围一栏中是这样写的“除国家限制经营的项目外，都可经营”，够简捷了吧，也就是说，除了军火、毒品、卖淫之外你都可以经营，当然也包括房地产了，是人不是人的都可以做房地产生意，甚至路边的那个擦皮鞋的老太太都可以对你说：“老板，你想要地吗，我家侄子手里有块地皮，容积率是2.0”，嘿嘿，连她都知道什么是容积率。不管是哪个公司刚刚拿到一块地皮，一夜之间价格保证翻几番。还听有个老乡说过，一天下午他坐飞机刚到就接了一个项目，晚饭、歌舞厅一番后，晚上到宾馆一看傻眼了，房间门口站了一堆人，问，是你们接了××大厦的项目吗？这样吧，每个平方（建筑面积）加上100元给我吧，我们直接跟上家签协议，中间的350万元差价明天早上准时转到你们账户上，过瘾吧，这个老乡刚到海口不到12个小时，没有动一分钱就拿到了一堆纸，这堆纸在手上不到6个小时就又赚了350万元。第二天九点钟准时有人敲门来送这350万元的转账支票。荒唐吧，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呢，一个项目在一顿早餐间能转让20多遍，一本设计方案刚一出来就能被分成若干分拿去转让，几千万元的项目数日之内转让额度的积累数就能高达数亿计，最终也不知道这个项目属于那块地。谁能说，哪位是最终购房者呢？好多人只知道这是在炒地皮、炒项目、炒楼花赚钱，可谁又能知道这些楼最后谁来建设，卖给谁呢？谁还能想到这栋楼的户型怎样？朝向怎样？更搞笑的是，好多所谓的房地产人士居然还这样说，这些房子如果建设起来卖给谁啊，大家都有单位分配的房子住。当初虽然没有人统计购房者都是那些人，但所有买到房子的多数是那些挤在工商局里面注册公司的国营、集体单位，拿来作办公室用，而那些转来转去的钱，多数是从银行贷来的。这就是泡沫形成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这样的所谓“房地产”和“泡沫”，今天说来也应该有着足够的警示意义在。

但是，辨证的看，却也正是那场泡沫的游戏，历练了中国地产界今天的很多精英人物，有人一夜暴富完成了原始积累，有人食卤知味从此走上了房产行业的发展路线，有人在这样的大风大浪里经受了来自行业、政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历练，终于得成正果，这也是“百炼钢成绕指柔”的势在必然。而对于当时的全国房产行业来说，　1992年的万科仍醉心于外贸业务，房地产业不过小试身手。1995年以前的朱孟依仍将自己的影响力局限于建筑业，合生、珠江的未来无从知晓。至于这一阶段的上海，政府投入的开发企业还在摸索中小心翼翼地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行政义务。今天的产业大亨冯仑、潘石屹当时也要面临如何从1993年的海南侥幸抽身的困境。事实上，仅凭当年海南一役，冯、潘二人就已堪称今日地产从业们的前辈。

大乱方可大治，房产行业等待的是一个否极泰来的转机，到了1995年，中国房产行业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相对稳定和协调发展，只所以要强调说中国特色，是因为，随着住房改革的不断深化才有了那样一个产业的发展时期，而这一切和政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住房成为新的消费热点。1998以后，随着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的取消和按揭政策的实施，房地产投资进入平稳快速发展时期，房地产业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中国房地产行业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富有思想的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经济学家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关注似乎开始主导一个行业的舆论。尽管在最初的时间里，主导这个行业舆论本身的大多数是行业企业家。但2004年后，这种局面有所改变，更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行业评论里。经济学家本身所站立的高度对整个行业的认知有了更为宏观的层面解读，其不同角度对房地产行业的阐述使得房地产行业能够在更多的话语当中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时隔20年，当今的房地产业早已历经了几个发展阶段，迎来了以“宜居城市”、“宜居时代”为关键词的新篇章。如果把中国房产行业发展的轨迹做一个概述，那最确切的只能是，在这20年里，中国地产行业大起大落，犹如过山车一般走过了并不平静的一段路程。

进入宜居时代，许多楼盘都在城市与居住的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幅。从20年前到现在，房地产业发生了太多的改变。在现今地产发展的全新语境下，重新审视品牌的力量、发展的方向，正当其时。而今天要谈中国地产20年大发展的价值，已经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纪念日的层面，而是旨在从中发掘新的意义、新的收获。更要从新的认知高度去理解和关注房产行业，开始思考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究竟是人文的房产还是房产的人文，这是哲学的，也是辨证的，更是迫切的。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有一个经典理论，是说，人类分成三个阶段演进，一是蒙昧时期，二是野蛮时期，三是文明时期，此间值得我们注意的学术关节是：野蛮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中国20年的房地产建设，一步一步地绘就了中国多姿的新面貌。而20年来的点滴变化，也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影像记忆。至今，全国的城市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沿袭的仍然是以住宅用地拍卖为代表的这一系列制度，在走过了杂草丛生的草莽年代之后，中国地产行业的人文走向应该到了有一个明确定位的时候。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leonbattistaalberti认为,任何理想的东西在所有方面都应该是理想的,依据他的逻辑,一个构思理想的城市应该包括理想的建筑,而每个细节都可以独自成为一个理想的片段。可悲的是，五百多年后的今天，建筑师们似乎仍然满足于把理想主义保留在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上，而在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建有楼房的角落里，这种经济增长都以一种普遍存在的、毫无设计、市场操纵下的都市扩张为代表。这样的反思最适合今天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状况，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显而易见，那些已经在世界通行的法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环保和城市功能，比如城市历史文化与建筑艺术的表现以及赖之生存的城市特色与性格。更为简单的是，将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航拍照片贴在墙上，很少有人能识别出这是哪个城市，甚至很难看出这座城市属于大洋州、欧洲还是亚洲，这样的城市建设理念难道还不值得反思吗？似乎每个设计者们都在勤奋的工作，甚至得意于自己的作品，那些作品放在一城市的整体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常识性错误为什么可以长时间的被如此彻底的忽视和忽略呢？

央视的《走进非洲》节目让我们对非洲那个陌生的大陆增加了了解。我知道了那个电影中浪漫的卡撒布兰卡是“白房子”的意思，现实中它也就是一个白色的城市，马拉喀什如它名字寓意的一样，大多是红房子，而托泽尔的建筑图案装饰皆为砖头砌成，为了保持城市风格，托泽尔的新城也延续了老城的建筑装饰，突尼斯西迪布塞宜德小镇因为房子全部刷以地中海蓝，被成为“蓝色小镇”，这些城市看上去简直风姿卓越，而不是一律的“人造美女”，谁也不会把它们搞错。，而早从2000年开始，法国政府专门颁布法律，规定任何一个开发商在住宅建设规划中，至少拿出20%的面积，卖给社会福利房管理公司——法国政府低租金住房联合服务公司，由其出租或出售给低收入者人群，并提供房屋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其余80%则按市场价格销售。同时，法国政府还在推行一项城区更新计划，为的是改正35年前法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匆忙建设所犯下的错误，这项计划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住宅的不同社会层次的参杂和融合，不再人为地分割富人和穷人区，让他们生活在共同的氛围中，二是一个街区里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生活融合，包括引进学校和以前的一些传统的店铺等。

对于今天的中国房地产，需要一种人文的关怀，是为了让新城拥有旧城的记忆，让历史得以在凝固的影像中延续。虽然，房产行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士来关注现状和走向趋势了，可是，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有时候太过理性，甚至只是某种单一层面上的经济视角，而对于整个和文化相关的房产行业，更多的还是需要真正的一种人文关怀，需要执著执拗的一种激情来呵护。

人文的事情，由人文来解决才是正途。

说到这里，马上就想到了梁思成。这一切和他个人的命运在那些风雨岁月中的跌宕起伏无关，和他一个知识分子面对世俗和蒙昧的痛苦挣扎无关，甚至和他的任何学术学说无关，只和他对“房产”行业的那份人文的执著和理想主义的激情有关，那是一种努力，虽然微小，但，绝对不可或缺。

梁思成，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梁先生对北京城的保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曾多次上书大声疾呼，北京城其建筑规模、文化艺术价值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梁思成坚决不同意从消费城市转化为生产城市，他总结了欧洲城市建设发展的经验，联合有关人士向中央提出保护老北京，另辟新区建北京，这样既能保护古城原貌，又可适应首都的种种需要。他认为保护不是原封不动搁置，而是在不伤原貌的情况下，加以改造。如北京的古城墙可以改成遗址公园等。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梁思成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发表了意见。他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著，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　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据说，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还和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吵了起来，然而一介书生，尤其是在那样的年代，秀才遇上兵，吵有什么用呢？北京还是消失了。

今天的北京，用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jeffreyl.soule的眼光看：“北京用天坛和紫禁城的形象来包装自己，但今年天这个城市的现实并不被一些专家学者看好：机械的规划出来的道路、地铁站的设置不考虑与社区、商业和旅游景点的联系，‘光荣地孤立’于人们的需要、价值和日常活动”。2005年4月他重访自己所熟悉的北京，从市中心区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路的城市边缘，他说这是他所难忘的经历，真实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存在的问题，对此，他还专门撰文指出：“如果以为访问首都的客人会被那些推销古城‘碎片’的广告牌和宣传册唬住，而看不到北京的现实形象，那就错了。事实上，修建被无尽的高速公路串起来的丑陋的、无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啊，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的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欧洲人还和猪分享着他们阴暗的陋室时，古代长安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恢弘的城市了，令人惊奇的元大都，也就是现代北京的前身，那个古代的北京城，以它积极的“震撼效应”激发着马可波罗心中的敬畏，细数中国壮丽的古代都城，现在只有南京还保留着大量的特色，它的街道还保持着人的尺度，它的城墙和历史肌理仍昭示着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完整性。什么是城市历史的完整性和历史肌理？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北京的今天是在一种对洋建筑师的狂热推崇中，几乎已经完全湮没在了这样一种没有个性的个性中间，，整个古城已经面目全非。2002年2月，北京美术馆后街的22号院的命运引人关注，类似这样的明清四合院维系着城市文明的起承转合，但主事者并不认为这栋拥有着私人产权的旧民居会比一间豪华厕所更有价值，至此，北京这座“世界城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语）被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强*”得差不多了。

最为可怕的是，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特殊身份，中国大大小小的数以百计的城市都把北京当作样板，在中国许多偏远的乡镇，我们都能轻易的找到北京长安街的“仿造品”。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旧城改造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对古建筑遗产的保护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992年，矗立了80多年的济南标志性建筑——具有典型日尔曼民族风格、可与近代欧洲火车站媲美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起因是某官员说“它是殖民主义的象征，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岁月，那钟楼的绿顶子（穹隆顶）象是希特勒军队的钢盔，有什么好看的？”照此逻辑，号称万国博览会的上海小外滩建筑群就更应该是夷为平地的！1999年11月11日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一夜之间惨遭摧毁，郑孝业、罗哲文等专家称之为20世纪末最恶劣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之前，还有福州三坊七巷的建设性破坏，贵州遵义和浙江舟山市定海的老街区拆除。

英国文物建筑学会指出，70年代发展的旧城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我国文物保护界也有类似说法，即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1982年开始，我国先后公布了99个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但现在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中，牺牲的往往是前者。

在北京的建筑保护问题上，梁思成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们还是消失了，双塔庆寿寺的拆毁一是因为庆寿寺是为纪念明初僧人海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这两个人对蒙古入侵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汉奸；二是因为这两个塔是清代建筑，没有什么价值。东直门城楼拆毁，是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要多花几万元钱。听起来都很在理，但不能细想。北京城市建筑决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梁思成要保留古建筑，他们就说那些东西不方便于人民生活；据说还要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去和拉黄包车的工人座谈，听听他们说这些建筑如何碍事。一切以人民的名义，人民，人民，我想起了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国家的发展从城市开始，城市的发展从人居开始，行进在城市之间，总是建筑先打动我们。因为文明在史籍中传载，也在建筑中得以流传，想让自己的建筑先打动我们自己，激发我们对一个时代的激情和联想，让所有的建筑都成为城市的里程碑。2007年12月，驻足于西安和咸阳两座3000年的文明古城之间的世纪大道，想起当年一位诗人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诗句是背不出来了，但总想问问什么人：“我们的声音能不能再大点，大点，再大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