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胡凑一篇“说真话要挨打”贴在网上，引起不少有良知的朋友质疑。大意是这你这山里的篾匠怎么了，是不是没人请你编筐织箩，手闲疮养，在这祖国山河一片好，全国人民共和谐的时候还贴这种反动文字，真是不明事理，你知不知道“真话好说，假话难编。”读后也感觉极是，要是我这种文字如果再倒退几十年贴出去，估计这时可能在“呷皇粮”。

“真话好说，假话难编。”这话是道理中的道理。真话是实话，是自己亲手做过或者是亲眼所见的，说时自然平缓流畅，娓娓动听；假话难编，假话是难说，俗话说得好：一句谎言要九句话来圆。从一和九量的对比，就可见说谎成本之高是令人喳舌的，而且这九还得全是一的铺垫，这就一点难度，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可见其技术难度不亚于女子体操动作“程菲跳”。按这样地说，那么是人都愿意说真话，但真正的事实并不是如此。

如果我说中国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度，我又怕人朝我后脑勺拍砖头。

从古到今，中国的确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度。朋友们别不信，大家对电视剧都不会陌生吧，只要上演什么大帝，王朝之类的历史剧，就能看到这样地场景：太监高喊一声，皇上上朝，然后两排衣冠楚楚的大臣如鱼贯涌入大殿，大家在同一时间做同一样的动作——屁股问天，脑壳钻地，手持玉笏身体球卧呈老鼠状，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看，谎言就来了，世人都说人上七十就古来稀。意思就是这个世上能活到七十岁的人都是很少的。就算他是皇上，身体结构有异于常人，活到一百岁了不起了，事实上有史记载的，还没有那位皇帝活到一百岁的，大多数都是被三宫六院佳丽三千把身子淘空了成了短命鬼，哪个皇上又真正活到一万岁呢？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呢？

小时候常听院子打渔鼓的刘瞎子唱这一句，“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三皇是谁？三皇就是伏羲、神农、黄帝，而后来夏商周战国到后来秦皇汉武一直沿用这种礼制，如果这样算起来，这“万岁”一直到骁辫子清朝傅仪才算寿终正寑，这声音之大，之宏亮，时间之长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中国人文上下五千年，那么这句谎言也如一条寄生虫存活在华夏的血管里，至少恐怕也有四千年之久，还要把袁大头那八十三天不算，就当搭头或者四舍五入去掉，反正“四舍五入”的数学公式在中国历史中又不是我的专利。而且余音绕梁，不绝于耳，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还能听到“什么万寿无疆，什么身体健康”之类的回音。

踩红线了，说真话要挨打的。还是说点不得挨打的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吧，特别是五六十岁以上的朋友来说，应该是当时的观众。这作品发表于五八年，作者不详（只是我不知道），当时有一种政治形式“放卫星”，后来被批成“浮夸风”。本地按地理位置是山角落，在当时革命狂潮之下，在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形势之下，也没有逃出放卫星的影响。某天，公社来人，要下面各大队派一代表去“放卫星”，据说地区有人来。当时我大队就派哈佬去，理由是哈佬爹是打莲花落的，在乡里人眼里是见过世面呷跑马饭的艺人，按遗传角度来说，哈佬的嘴巴子应该是过得去的，结果真算是选对人了。当时卫星放得极其白炽化，放得极其惨烈，经过多场pk的争斗，哈佬凭着良好的基因进入决赛。第一位代表说，我们大队把田深耕三尺，亩田用猪牛粪一百担，亩抛秧苗一万株，谷子成熟时，吃完晚饭后，人在上面歇凉是没问题的，亩产一万斤更不成问题。第二位代表说，我们大队把亩深耕六尺，亩田用猪牛粪二百担，亩抛秧苗二万株，谷子成熟时，人在上面跑是不会掉下来的，亩产五万斤是轻而易举的事。最后哈佬发言，我们大队把田深耕九尺，铺猪牛粪六百担，谷子成熟时莫说人在上面坐、走路，就算全公社人在上面开大会都没有事，亩产十万斤更不在话下。

最后，哈佬不负重望拿了个“放卫星”一等奖。戴着红花进行全公社游行表扬，各大队做报告，而二三名的只发一块牌子，而且是挂在背上，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把牌子绳子留长了，一直掉到脚后跟，走一步牌子在脚后跟上戳一下，戳得血淋淋的。后来哈佬是“放卫星”时突出，在火线上被突击加入组织并担任本生产队队长，老队长因慧眼识人而另委以重任。

你看，说谎虽然是高难度活，有技术含量的事。但问题是有时候，整个社会喜欢听假话，有些人喜欢听假话。中国皇帝除了开国之君之外，那一位皇帝不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难道他还不知道人不能活一万岁的道理，那些大臣们，又有几位如咬金和胡大海呢？大多都是金榜题名或者世传书香，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假话，肯定知道，肯定也知道说假话有奖的，要不然会那样地乐此不疲，皇帝发奖我没见过，肯定不会像小学读书那会，老师拿着一朵小红花扣在某同学的上衣口袋处，然后摸着头说，真乖。清朝一个官员叫和绅，他是一个大贪官。和珅不会治国统军，无甚功业，但却特别擅长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只会对乾隆“万岁和圣明”，故能博取乾隆欢心。皇帝一欢心，也会像常人一样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和绅当时的家产是天下的三分之一。如果当时他不是逢迎，摸透了也迎合了乾隆晚年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文过饰非、自诩明君的心理，成为乾隆帝的惟一心腹和代理人，我不相信和绅有点石成金的金手指。

我院子有一老人，乡里人都称为柴公公，至于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字，有可能是辈分的原因吧。这人很小气，也有那种老人特有的自负，看谁都不上眼，好象全院子人都是借他米还他糠似的。他屋后有几棵杨梅树，一般乡里对树上果子是“桃枣李梅，顺手就摘”，如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到他家就不行，要吃到他家杨梅还得废点脑筋。你得对他说，他家杨梅如何红，如何结，如何好吃，说得他龙心大悦，眉头舒展，才会得到他家的杨梅，甚至他还在树下指点一下，那杈枝上的杨梅大一点，红一点。吃得牙齿发酸，要走人时，如果他龙心大悦还在延续的话，就要你带一包回去天下同乐，你如果客气一下，他还会急。

假话的魅力无穷吧。其实想想，说假话并不难，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社会很少有人在意你说出话的真假，而是在意你说出来的话好不好听。人人都说简单生活，以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明白了，生活就如说话一样地简单，不好听的挨打，好听的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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