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佰贤是我在林集农技站工作时的站长,更是我的老师和兄长,他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这些年来,远去的是他的身躯,而他灵魂却一刻未曾离开。
我是一九七五年春做生产队农技员时认识沈站长的。当时农科站在我们生产队蹲点,我有幸经常聆听他的当面教诲。特别是一次做种植试验时,落谷按畦称种,每一个来回撒下来都一样,篮中稻芽不剩也不缺。有一篮种子在我为他称好后,有一个人趁他不在偷偷地向篮中多抓了一把,结果,播后就剩下那么一把。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为了观察苗情,落谷后我用芦苇做了一个一个一平方尺的框子,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定点以便观察,记载时一数,框与框之间相差没有超过2粒的。这些在当时只听说水稻专家陈永康能做到的,哪会想到一个公社的农技人员也能。真让我佩服。
我是一九七七年在推广杂交稻时进农技站工作的。杂交稻品种的大面积推广,不仅是水稻品种的一大突破,更让水稻栽培技术产生了飞跃。为此,他让我搞杂交稻制种和高产栽培试验时,还让我专门搞了中粳稻稀播稀植试验。结果,两者产量竟不相上下。但中粳稻由于出米率高,米质好、价格高,不需要制种,其经济效益大大高于杂交稻。这与当时全面杂交化淘汰常规稻的气候是不合的,但却为当地人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水稻栽培选择品种提供了依据。在用行政手段推广杂交稻的时候,林集的中粳稻种植面积是一直居高不下的。虽然在今天看来实践证实了他的不唯书不唯上,注重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但当时可是要担风险的。
去年从荧屏上看到淮安电视台播放林集农技站的事迹,正好是两位家乡的客人与我同看,他们好像见到了我就想起了沈站长似的,说林集农技站的技术员都还真有点儿像沈站长样子,整天围着田头转,还搞了一个农业技术服务110,整天想着农民啊。是的,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农业农民仍是个大问题呀。老师不仅搞试验田认真,向农民传播种田技术更是热心。说出来也许今天人听了不信,那个时候,从春季育秧开始,到水稻齐穗,这个期间他除了到县里开会外,是不穿鞋子的——他的脚走在石子路上让你看不出与走在其他路面有任何不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已经不再按照分工整天蹲在点上,而是用更多的时间去边远村,边远的田块,去给更需要技术的农民以指导。农民刚刚一家一户分到田,尽管说是家家有队长,人人是干部,但却更需要技术,抢财神的故事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出现的。那个时候,每天天不亮,他家的门口就有人了,有时候还有很多,他天不亮就得离家。
我与他相处的几年中,他对我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要求很严格,但生活上却对我特别地关心。刚进站不久,我从村里回来时发高热。带我进医院一查,患了急性肺炎。那时我月工资24元,家里很穷。他可忙了,帮我开药,用家里仅有的肉票为我买了猪肉,还给我家送来了米、面粉。
他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范集。我当时正在处理一件事,脱不了身,但听说是他到那儿我还是想办法与他见面。仅仅是见面,我午饭没能陪,走的时候也没有送。想不到那一次的见面竟成了我们的永别。不久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农业局董局长打的,他沉痛地告诉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沈佰贤同志因病逝世。我不相信。不过,我整整流了一夜的泪。
对沈站长的回忆本来早就想写点什么的,久久提不起笔来,是怕搅起悲凉的心绪?怕惊扰了老师在天国的宁静?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岗位上,甚至在娱乐场所玩得正兴时,一旦想起他,我都会忍不住流下泪水。这时,家人或同事往往会投来惊奇的目光。他是在我生命中第一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人,也是唯一离去后仍让我为他而激起感情波澜的人。老师健在时,我们之间非常平淡,今天想来,也许是被老师充满爱意的目光浸泡久了,麻木了原本应该敏感的神经。沈站长活在我的心中,活在林集人民心中。现在,回忆只留下苍白的文字,再也唤不回老师慈爱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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